| | 第7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 |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 | 摘要 | 2018年5月19日，第7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以下简称“金经昌论坛”）在同济大学举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本次论坛以“塑造城乡美好生活”为主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实现城乡美好生活进行规划创新探索。论坛开幕式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王兰教授主持，300多位来自规划学界、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规划师出席本次论坛。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赵万民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振宇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德高教授致辞。赵万民副理事长代表学会致辞道，中国城市化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城市规划需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本论坛是一个具有创新性、划时代意义的论坛，其探索中国及国际城市规划的新发展，培养和挖掘了青年规划师，通过持续交流将城市规划创新推向新平台。李振宇院长致辞道，中国的城市规划正面临三个转变，从理想城市到规律城市的转变，从体验城市到算法城市的转变，从专属城市到共享城市的转变。吴志强院士通过算法语言和机器学习，对全球12 810个城市进行分析，总结出城市发展7种规律，新科技对城市规划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郑德高主任委员围绕论坛主题，谈了自己的体会，认为规划应具有超前性；对城市规划新观点新理论要学会独立思考；青年规划师应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追问城市的发展规律。主旨报告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罗震东的报告题目是“新乡村研究与规划创新路径”，以淘宝村为研究对象，探索互联网时代的新乡村研究与规划创新。首先，研究解读了淘宝村的发展特征。淘宝村是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相结合的一种新兴的、内生的经济发展产物，与1992年之后中国乡村大量人口外流和乡村凋敝的状态完全不同，是新一轮的乡村自下而上城镇化进程。从2012年212个到2017年2 118个，淘宝村非常明显地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零星增长，全国空间分布格局清晰。淘宝村的出现，呈现为边缘式集聚和边缘式创业的结合，并以“裂变”的方式不断新增。其产生的原因，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的时代也已到来，二是新经济推动了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重新平衡，乡村所具有的低成本创业环境、独有农特产品资源以及乡镇企业发展留下的非农产业基础，形成了乡村发展的潜在优势。三是核心动力，若干具备现代产业知识，有一定眼界的草根创业者的涌现，形成了有效的带动作用。淘宝村有增长就有消失，消失的原因，主要在于进一步发展受制于三个困境，一是过度竞争导致的产业内卷化，二是弱管制力下乡村空间建设失序，三是公共服务设施缺乏带来的供需矛盾。其次，研究探索了淘宝村的治理和规划。淘宝村的发展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产业野蛮生长，第二阶段规模迅速扩大，第三阶段美丽乡村建设。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是最困难的跳跃，面临的是乡村现代化的挑战，一定程度上就是乡村的“中等发展陷阱”。淘宝村具有典型的“产业-空间”二维特征，根据其与城、镇、村的空间区位关系的不同，以及其主导产业为农、工、贸的差异，可以划分为7种常见类型。淘宝村的规划需要结合不同的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总体而言，规划创新可以关注三个方面，一是美丽乡村建设，促进自下而上的规划方式转型，促进面向实施的规划成果转换；二是特色小镇规划建设，促进淘宝村的产业集聚，重新考虑城乡统筹发展；三是跨区域的规划和政策协调问题，突破行政边界，促进产业和空间的多元融合。最后，研究提出了总结与反思。淘宝村的规划研究很好地体现了求真的研究与务实的规划这两者之间相互支撑和相互转化的关系。然而，规划不等于研究。研究是知识导向，是自由探索，是普适规范。而规划是任务导向，是限定目标，是特定成果。规划需要大量的好的研究来支撑和引导，同时规划能为研究提供了数据和进场机会。如果一定要支持两者的共性，那就是都需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实现创新。城乡研究关注的是规划客体，而规划研究的重点是规划方法论。城乡研究更倾向实证性研究，具有数据、案例、理论偏好；规划研究则更倾向规范性研究，具有价值观、程序和方法偏好。在中国城镇化走向更加高度化、精细化的时代，应充分认识到两者的不同，才能做出更好的规划和研究，塑造出更加美好的城乡生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肖扬的报告题目是“全球城市公共绿地的评价研究：效率、公平和使用”，聚焦如何既有效率又公平地提供城市公共绿地服务的问题。研究以城乡规划的价值取向为引导。总书记“十九大”报告里提出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孙施文教授认为，前者是经济问题，而后者是社会和空间问题。我国经历过计划经济的绝对公平的阶段，也经历过市场经济建设初期的以公正换效率的阶段。因此，对于城乡规划而言，作为公共政策，是空间资源的再分配，效率和公平的价值取向非常重要。城乡规划的效率与公平实现的困难在于，一是内因，经济转型带来的市场失灵，导致了规划失败，产生公平问题。二是外因，由于全球化，推动社会贫富分化、阶层分化、并加速其空间化的过程。研究以上海的绿地为对象，探讨城乡规划如何实现既有效率又有公平地提高城市公共绿地的服务。根据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原则，所有产品分为四类，即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公共资源和私人产品四类。城市绿地也一样，由于产权属性的不同，存在着上述类型的转化。由于非市场化的公共产品价值难以评估，关于上海的绿地的研究采用了基于特征价格法和显示性偏好法来进行评估。一是关于效率的研究。不考虑居住区绿地情况下，房价与CBD的距离、房价与公共绿地呈现了经典的线性关系。而考虑居住区绿地情况下，上述线性衰减关系就发生了一定变化。研究显示，城市公共绿地和私人绿地之间存在一定互补性，基层层面由政府部门提供的传统公共绿地，可以被私人绿地部分或全部取代。二是关于公平的研究。对上海市绿地分布的公平性进行研究，发现相较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支付更多公共产品，而富人更愿意购买私人绿地服务。结果显示中国出现的社会问题可能和绿地空间供给的私有化相关，在中国只有业主可以使用私有绿地。而公共绿地空间发展的衰退主要会影响低收入的租房者。三是关于使用的研究。运用ICT技术重新审视上海绿地的空间正义问题，通过以人本导向的可达性分析，证实了环境不公问题往往伴随居住区的空间分割。商品房和福利住房区都伴随着高水平的绿地服务。城市公园分布对于上海的弱势群体存在一定的不公正现象，如老年人和低收入人群。目前，关于绿地的规划条例可以有效平衡绿地的个数和覆盖面，但未关注绿地质量的不平等。最后，研究提出应当通过质量来调节所谓行为使用效率的问题，达到品质中国的最终目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童明教授的报告以“城市修复的逻辑”为题，从正在进行中的上海乡村案例开始着手，探讨当前在城乡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一、城市更新的本质是什么？在许多场合中，城市更新被混同为建筑更新，所营造而来的光鲜外表，往往遮掩了现实中所存在的复杂问题。其原因在于，由于城市环境的复杂性，工作逻辑中往往存在着一种断裂性，思维上的前因后果并不对应。为了修补这样一种断裂，就需要深入城市问题的本质，探讨城市为什么会出现功能性衰退。如果以美国的底特律、布法罗、比肯等城市为例，城市衰退现象是整体系统的问题，不仅与区域性的产业结构相关，也与地方性的功能链接相关，同时也与城市规划思想有关。现代城市规划经常强调的是通过大型项目或者基础设施来带动城市彻底性的更新过程，但这也相应导致原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断裂。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圣路易斯市的普鲁特·伊戈（Pruitt-Igoe）项目的失败，令人意识到城市更新应当是一种多元化、历时性的更替过程。与之对应的做法则是通过社区尺度的小型化、渐次性的修补，带来城市功能的逐步转型。即便是一个衰旧地区，只要它能够较少借助外力，就能进行持续性的自我更新，就是一种良好的复兴过程。二、城市更新的原则是什么？乔纳森·巴内特曾在《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城市设计》一书中提到，城市活力的繁荣一般来自于相互关联的功能链接。书中的一则案例描述了纽约时代广场周边的众多小型剧场，分析了由于观赏剧目的社交活动所带来的相互协调的业态关系，而大型改造项目的介入则可能导致对于原有城市肌理的破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所提倡的城市复兴，也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的思考。作为近期较为火热的案例，纽约的高线公园就是在工业时代废弃的基础设施上，不仅营造了一道城市景观线，并且也带动了周边功能业态的转型与提升。因此，城市更新需要把城市环境作为一种微妙的生态系统来进行对待，需要避免由于大刀阔斧对于整体平衡所带来的影响。前几年在四川北路的项目中，我们所确定下来三个基本原则就是：细致整合资源、微创拓展空间、谨慎提升功能。城市功能的活力往往取决于经济关系的链接，四川北路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在于逐渐失去了来自周边支马路的功能性支撑。我们所采取的工作策略就是，以甜爱路作为一个支点，通过它在年轻人群中的影响力，把在整体区域中所存有的丰富资源，如山阴路的历史文化、四川北路的商业要素、多伦路的旅游景点以及虹口公园的宜人环境整合到一起，再加上新近开通的轨道交通以及商业设施，形成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功能链接。我们在另外一个新乐路的项目中，结合考虑在淮海中路刚刚建成的环贸商城，以及周边所存在的众多现有商业，通过在襄阳公园、田汉广场等节点处所做的微创手术，重新梳理了街区环境的整体结构。通过具体的建筑与环境设计，打通重要的关节之点，将周边散落的碎片化小空间和小环境整合起来，使之联网成片，形成更为广泛的互动效应。从这一角度而言，简·雅各布斯在其著作中关于城市人行道、街角公园等内容的论述，其意义并不完全在于物质性层面，更多强调了城市环境中的社会功能关系，其逻辑结构是整体性的。城市修复的目的，并不在于需要使之变得如何与从前不同，或如何比其他更加美丽，而是需要通过修复城市空间与功能关系之间的断裂，从而建立更为良好的整体关系。这样一种角度可以使得城市设计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通过实质性的操作，使得关于城市环境的思考、研究和分析，最终落实到具体的城市环境中去。如果一旦失去了与具体城市现实的接触，我们就很可能成为了城市发展的旁观者，而不是直接性的参与者。上海脉策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城市数据团）联合创始人汤舸的报告以“大数据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为切入点，从“数据行动家”的视角，探讨城市、规划和责任这些共通的话题。首先，研究通过大数据运用探讨了政策与生活实际的关系。上海有多少人？研究上海全年不同时段的人口，从最高的暑假到最低的春节前后，人口有一倍的差异，如何针对人口波动提供相应的政策。上海有多少房子？研究不同地区人口和商品房的分布密度，最为拥挤的是提篮桥套均8.1人，最低的是新江湾城0.8人，全市平均3.2人，差异很大。上海科技企业营商环境如何？研究注册地和经营地信息，可以发现两者分离情况达到了惊人的65%。上海共享单车是否提高了房价？研究比较2014年和2017年数据，可以发现作为一个新技术服务，共享单车延长了以地铁为原心的房价衰减的临界点位置，由900m延长至1600m，实际上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房价上涨现象。以上海总规所提出的“15min生活圈”研究为例，通过切实地测算步行骑行距离，分类考虑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地图化现状设施分布与可达性等数据工作，帮助政府识别公共服务设施缺失情况，从而科学优化设施布局规划。通过这项工作，数据团通过将非常杂乱的传统表格梳理后，建立起数据库，和政府部门共同开发形成了自动化的工作平台，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一线工作人员的数据操作能力。其次，基于研究，探讨大数据时代组织运行方式的变革可能性。数据最强大的力量是真实。数据的有效运营，不仅取决于数据模型的有用，更需要构造一套围绕数据工作流兼容、高效的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叫做数据型驱动组织，即围绕一个数据模型，所有人在一个平台上工作，是一个圆桌型工作模式。以某超市布局为例，数据服务聚焦于新设店铺的零售额预测，做到了相对比较高的准确率，且应用在了实践当中。而这个模型在组织内部的运转，则基于组织的快速响应与决策。一线人员根据目标商铺预测值与其租赁价格对比可以第一时间决策是否租用。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数据模型的效率作用非常强大。相比而言，大部分公共机构则是汇报驱动型组织，层层向上汇报，每一层的权力机构都要过滤信息，导致信息无法通畅。我们认为，公共机构成为数据驱动型组织是可行的。即将传统的繁琐的各个科室掌握的表格，通过数据工作，实现同一平台上的工作扁平化，所有人可以同步看到数据的变化。我们公共机构有可能成为数据驱动型组织。最后，研究提出要让科技进步与组织进化同步，组织方式决定了科技的走向。大数据是工程问题，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不宜把工程问题崇高化、高尚化、绝对化和权威化。数据科技应该是不可见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简单，明晰的。花里胡哨的图纸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具体详细的数字并且知道背后的内容。数据工作者应该成为数据行动家，发现未知，组织赋能。带着数据技术和数据思想进入一个组织，形成一种新的工作模式，促进组织一起进入数据驱动时代。公共机构成为数据驱动型组织之后，数据技术才能真正服务于人民幸福生活。下午平行分论坛上，30位规划师分别就“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研究方法与技术创新”四个议题演讲，论坛邀请了2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进行点评，共同探讨规划的创新与发展。创新论坛一：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主持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陈晨助理教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董翊明的“从协调到替代——自然资源整合下浙江空间规划的路径探索”以浙江经验为例，针对当前多规合一试点中存在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内耗问题，提出了从协调型到替代型的六位一体的空间规划路径探索。规划体系单一、垂直化，规划对象扁平、混合化，规划方法深智、精细化，规划内容集成、浓缩化，规划管控全域、定点化，规划环境谐美、人性化的趋势，形成1+7+X的内容体系，1套标准、1系列目标、1张蓝图、1些管控区线、1个平台机制的五位一体成果框架。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詹美旭的“以实施为导向的规划传导与创新——基于供给侧改革的思考”聚焦新时代背景下规划的供给侧改革。其核心在于建立以人民至上、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理念，通过可实施、可监测、可评估的指标体系落地；规划方式上，建立制度化的协同规则，实现维护空间秩序；规划结构上，着眼于空间资源的有效均衡配置；规划质量上，适应时代和人民需要，达到精准化、精细化、品质化的产品要求。规划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使规划有用、好用，担当起让人民幸福、社会公平、城市可持续的使命。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吴娟的“城乡交接带发展路径研究——以天津市西青区为例”围绕案例，结合城乡交接带所具有的城市特征向农村特征过渡地带的特点，聚焦其与中心城区发展关系、其发展质量和发展动力的现实问题，提出策略。一是高效、高质利用土地空间优势，通过产业与服务水平的提升，与中心城区形成良好互动关系；二是通过转型提质，推动城市产业升级；三是增强磁力，建设地区活力中心。城乡交接带具有双重属性，是保障大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院研究院贺亮的“大都市毗邻区规划中的难点与策略——嘉善临沪区规划实践感受”以上海临沪片区为例，由于发展水平差异，使得区域面临一体化动力缺乏局面。结合微观视角下具体项目，总结经验：一是要超出单一技术层面，思考更广泛区域协调；二是以利益共享促进责任分担；三是打通断头路意义重大，要充分把握交通等基础设施衔接的决定性因素；四是规划师当做好技术解释工作，不只是传话筒。贵州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李海的“贵州省村庄规划编制创新与实践——从精准脱贫到乡村振兴”以贵州省村庄规划编制为例，针对贵州省村庄量大面广分布散、区域差异性大、贫困程度深等特点，提出基础版和深化版两种规划编制类型。基础版村庄规划以脱贫攻坚项目和整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10+N”行动计划为重点，形成一图一表一书的规划内容，满足村庄基本建设管控需求。深化版村庄规划在基础版要求上，通过5个方面深化，支撑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满足村庄提质升级、特色及专业化发展需求。合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张超荣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作为——关于安徽广德县县域乡村建设规划编制的思考”探索乡村振兴战略内涵与途径。乡村振兴战略是针对乡村衰败、主要矛盾变化的新时代的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应秉承人民规划为人民的价值观，把握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城镇化的逻辑链，体现乡村农民安居乐业的发展本意。以广德乡村发展为例，一是要正视输血弱、市场化水平低的特征和规律，二是提出生态立县、工业强县、旅游活县的在地化策略；三是处理好农村人口留与流，激活乡村动力，重构乡村体系。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周静的“‘淘宝村’的崛起与解释——江苏四个村庄的深度调查”，对淘宝村的生产特征与空间特征进行剖析。其生产转变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数据的大众化和普及化，成为新生产要素，二是在地化的B2B平台崛起，三是与农村弹性劳动力充分结合、分工纵深发展。空间特征上，集聚仍十分重要，并与周边乡村形成了新的区域联系。淘宝村的崛起是技术范式的转型，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组织，形成了乡村多极化权力结构的新连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耿佳的“民宿产业驱动乡村振兴的机制研究——以浙江省莫干山镇为例”以浙江莫干山为例，剖析民宿经济作为一个自下而上的乡村转型发展，乡村振兴模式的形成机制。在产业经济转型方面，其成本低廉、风险较小，具备巨大潜能。在空间聚落转型方面，使得原本松散的聚落空间格局不再强行迁并整合，化散为优，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基础进行空间生产。在城乡关系转型方面，构建了新时代多层面、可持续、更紧密的城乡互动，重构了以“人”为核心要素流动的良性循环，孕育了复合社会网络的新的循环资本。[专家点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耿宏兵副秘书长认为，新时代背景下的规划转型面临着新问题，前几年的多规合一试点也暴露出了众多问题。城市在全国地图上占的面积很小，也不均衡，考虑到整个资源环境保护，长远保持可持续发展，需要进行调整。董翊明的替代型空间规划实质是原先多规协调模式的转变，空间规划改革不仅是问题或者目标调整，还有责任。“1+7+X”中，“1”是否能替代“7”，可以敞开讨论。空间概念重构是化学反应，不是简单粘合。詹美旭从规划供给侧改革的视角，提出城乡规划是解决利益冲突的参与式决策过程，规划应当以保障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供给为目标，而不是替代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吴娟介绍的天津城市交接带，具有成本低、变化快的特点。规划中注重底线思维，产业和政策设想往往由于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原因有很大变化。李海介绍的贵州村庄规划，需要注意农村和城市可能采用不同的方式。村民作为主体如何参与规划，参与乡村的脱贫、产业、旅游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张超荣关于广德县的乡村规划，跳出乡村进行产业、风貌的研究，从特殊性出发分析对策，是思考规划的好思路。周静深入调查了淘宝村，要思考这一模式是自然生长的还是人为规划的，思考是否具备复制借鉴的条件。耿佳的民宿村研究，需要关注时间积累与资本积累的特殊性。更有待于人的观念转变和教育程度提高。贺亮的嘉善案例，从规划管理、实施角度来看，没有所谓的理想规划，只有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规划。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陈秉钊教授指出，董翊明的关于新时代的浙江空间规划的路径探索，从协调型到替代型，也与当下的机构改革息息相关。规划不是为了争话语权，是立党为公，但遇到社会问题则各自利益牵扯，比较复杂了。詹美旭的广州经验则给前者提供了佐证，繁复规划造成了大量内耗。通过机构改革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不会一下子全部解决，改革是动态的，不断地接近真理、接近正确。吴娟的天津案例，要深入研究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和内在规律。高端要集聚，低端要疏散，产业链不是简单的退二进三。贺亮提出的大都市边缘区的一体化，要研究上海临沪地区北强南弱的原因是什么。一体化要寻求共同意义。对规划师提出了更高的沟通能力的要求。对于李海、张超荣、周静、耿佳的乡村规划，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乡村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差异性。研究要聚焦一个问题，有所深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研究院上海分院郑德高院长认为，当前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也是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对于规划变革讨论需要理解、掌握这一时代背景。董翊明介绍的替代型空间规划，要明确全国、省域、城市不同尺度下的空间规划重点，生态空间关系是不同的。詹美旭基于供给侧改革对广州规划解读。规划繁复，一定程度反映了广州作为活力全球城市在空间规划上的一种体现。吴娟提出的新区吸引力问题，要考虑天津的容器大实力小的现状关系。贺亮的大都市毗邻区一体化探索，要对这种传统紧邻区填满开发模式进行反思。区域协同，首先是总目标和总愿景，达成双赢互补。其次是考虑协同重点是什么，是否有一部分区域进行减量。最后考虑共同建设什么。李海、张超荣、周静、耿佳的乡村规划，要明确乡村规划和城市规划的不同，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都应有所差异，甚至完全要抛弃城市规划手法来研究乡村，可能会更好。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裴新生所长认为，机构改革与时代变革密不可分，董翊明对于浙江空间规划的探索，詹美旭对于广州规划供给侧改革的思考，吴娟对于天津城市交接带的研究，都紧密结合了时代背景。贺亮提出的一体化问题，永远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对规划师的启发是，技术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也要提升自己对利益诉求背后的机制理解和协调能力。李海对贵州乡村振兴实践进行了很好总结。乡村发展除了传统特色，关键还是产业支撑，才能实现脱贫攻坚和公共服务配置的完善。张超荣的广德县乡村规划目的是为了乡村振兴。通过人的双向流动，才能实现乡村生活质量提升和文化传承复兴。周静的淘宝村与耿佳的莫干山民宿村，属于乡村新业态、新经济以及新空间。这种新的业态、生产要素和组织方式对乡村空间新的要求是乡村规划的重点。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陈晨助理教授总结，他指出，论坛内容聚焦于机构改革与乡村振兴，各嘉宾分别所提出的研究和思考，为新时代的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前沿研究工作。创新论坛二：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主持人：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李继军所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孙文尧的“健康导向城市设计初探：方法与路径——以上海市黄浦区为例”从健康城市概念出发，探讨健康导向城市设计的必要性，概述其理论框架，形成其设计导则。以上海市黄浦区规划为例，一是通过风环境模拟分析、污染源分布分析，实现拆违、增路、街谷形态优化等措施，进行环境优化，减少污染。二是通过对公共开放空间分析、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分析，提升品质，完善服务，促进市民体能活动。同时，通过健康风险要素叠加，确定重点改善区域与时序。并形成一套健康影响评估体系，提供决策依据。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崔翀的“从理想到实施行动：城市设计实施路径探索——以深圳观澜河生态文化走廊规划设计为例”详细介绍了观澜河生态文化走廊规划设计全过程。通过整体统筹、多方参与、动态调整形成城市设计，其关注重点也从偏重形象到公共品质，从强调有序到多元价值，从描绘恢弘蓝图到解决实际问题。实施路径方面，一是强调政策转化，把城市设计内容转化成政策框架或纲领性文件；二是强调规划导控，形成管理和规则；三是强调项目推进，突出重点项目，全区统筹，保证实施落地。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贾艳飞的“基于‘空间关系原真’的我国城市历史中心区识别与保护研究”从城市历史中心区定义和特点入手，探讨中西方历史中心区保护异同。引入忒修斯悖论进行思辨，提出空间关系的原真性，是解决西方实体原真话语权下东方语境中的创新。空间关系贯穿在空间要素层级中，城市建成环境是实体空间和虚体空间在不同层次上通过“空间关系”形成的一体化整体。以虚体空间原真为导向，揭示空间形式，实现实体空间的保护，为建成环境，尤其是空间集合的保护和修复提供了独特视角。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李启军的“广义视角下的公共空间供给”提出在生态文明时代，创新活力、公共服务与宜居环境是城市发展新的驱动力，美好生活呼唤公共空间供给侧改革。传统公共空间面临被压缩和配套化的挑战，从而需要从人类集中活动场所和城市有机生长的脉络来定义广义视角下的公共空间，形成一种公共价值导向的空间组织模式。广义公共空间核心特征是人性化的尺度，网络以及节点式的空间模式，实现全年龄段的居住、就业、消费空间的匹配，是优化城市布局的结构脉络，链接人与自然的桥梁纽带。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林振福的“基于‘规划统筹’的厦门市城市设计实践”介绍了厦门城市空间规划管控，从各自为政的用地审批，到精细化、立体化、平台化、动态化的全域一张蓝图。厦门市城市设计，通过建构体系、设立标准、划分重点、制定通则、精细成果、技术升维、周期管控、平台共治等过程，完善城市设计体系及规划管理架构。分层面编制、分类型控制、分专项研究、实现成果的精细化、实操化、法定化。通过融入空间规划体系，兼顾弹性和刚性的精细化措施，保障监督实施管理制度化，形成动态修正平台数据化定期检讨。雅克设计有限公司黄哲的“高密度城市的立体公共空间系统构建与管控——以惠州南站新城高线公园绿道系统为例”讨论在现阶段存量盘活、旧改更新中，无法在平面做增量的情况下，如何往空中寻求发展。探索一个可操作的高密度的城市开发模式。以惠州高铁新城规划为例，基于现状复杂的土地权属与投资建设压力，确立立体城市开发模式。选择以“高线公园绿道系统”为切入点，在控详规划层面进行立体公共空间系统的构建与管控。通过设立特别意图区，确定强制性内容与奖励性内容，形成完善的控规管控体系建设。贵州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董文傥的“贵州农房风貌指引的思路与方法”以贵州民居原型调研为基础，发现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和地域自然环境不同，形成西部夯土为主，中部石头为主，东南木材为主的民居差异；苗、土家、侗、瑶等代表民族的符号特征明显；徽派、屯堡等文化由于贵州是两广联川滇的通道而兼有。指引在省域范围内进行风貌分区，内部凸显共性，外部彰显个性。通过要素叠加，形成代表性现代农房和融合性现代农房的分类指引范例。为多彩贵州提供一种根植地域、发挥特色、避免雷同的农房建设中风貌促进的思路与方法。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周丽媛的“从渔村来，到渔村去——以日照山海天滨海渔村规划演变为例”聚焦山东半岛滨海地区传统渔村，从山海环境、产业特征、村落空间入手，整体确定以渔村形式“续而不同”的发展应对。一是环境定规，保留山海天自然生态海岸段属性，控制集中连绵建设破坏。二是空间记忆，塑造望海见山的街巷肌理，延续渔村记忆。三是拆而不迁，住商不分家，就地安置。四是风貌提升，制定负面清单，引导颜色、材质、屋顶和立面等要素特色。五是功能复合，打造全季侯性海滨渔村，有渔而不止于渔。[专家点评]厦门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秘书长马武定教授认为，孙文尧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身体层面，物理性的，关于社会层面涉及较少。崔翀关注了城市设计从理想蓝图到实施行动过程。城市设计对于形成共同的愿景很有必要，管理上需要一套指标与控规结合；实施上不仅需要项目推进，还面临存量改造的大量细节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贾艳飞基于空间关系原真性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高度。我们要保护的不仅仅是历史空间，还有文化传承。空间关系的原真性，体现了文化关系和社会关系。保护要明确核心空间要素和文化要素。李启军阐述的广义上公共空间是一种综合性网络空间。城市与农村区别在于公共空间的生产，乡村不具备公共性生活。林振福、黄哲的介绍是城市设计两个极端。厦门的体系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大的规划整合的趋势，城市设计取代了控规，属于管理型。惠州的研究是体制外开发商顺应市场做的内容，发挥建筑师想象力，属于实施型，要注意价值观的把握。董文傥、周丽媛研究的乡村问题，乡村规划目标不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而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城市化。村庄原来是自由自然的状态，错落有致，结构有机，因此，贵州农房风貌研究注意避免过度的导则化。日照渔村研究，应充分发掘保持农村的基本产业特征，避免乡村完全成为城市功能的一部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吕斌教授认为孙文尧的健康城市从高质量发展角度来看，以人为本导向非常重要，期待能够形成设计规范。从城市差异性来讲，还要注重不同阶段的要素辨识，不同城市的健康问题也有所不同，通过公众参与明确健康城市规划的目标定位。崔翀、李启军的案例都来自深圳。前者探讨规划实施，结合存量空间开发，在如何从被动的强制性转向主动的诱导性这个问题上可继续展开。后者的广义视角，应有两个维度，一是公共空间的广义性，二是供给的广义性，建议把重点放在促进私有空间和半私有空间的开放共享。贾艳飞谈到中国的历史空间，虚体空间比实体空间更为重要的意义。要特别关注历史城市整体风貌，这是活态的保护。林振福关于厦门规划统筹和统筹规划对现在的城乡规划的转型很有意义。厦门经验可适当简化，有所推广。董文傥的研究具有普适性，民居设计手法还可有所简化，符合农村住宅“省量”的特征，建议重点提炼要素特征，建筑材料上实现一定程度的工厂化、构件化。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志庆院长认为，孙文尧的健康导向城市设计，以人为本，从不同人群的使用出发探寻规划设计的方法。崔翀提出从理想蓝图到实施行动，在规划专业上，存在一个后评估机制，规划从概念到实施还存在对后续人的使用的反馈，加强公众参与。贾艳飞提出了一个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哲学思辨问题，很有启发性。如日本木结构建筑，也会定期进行整体系统的维护、修理。城市保护，不是因为对原真性的过度保护，而造成街区整体发展停滞。李启军的广义公共空间，其实通过规划专业能力，让城市设计真的能够关心、帮助到每个人，体现人的尊严的问题。周丽媛的渔村发展研究包括对美丽村庄的理解和海岸线的控制都很好。中国幅员辽阔，特征复杂，而城市建设只有二三十年。进行检讨和质疑是有必要的。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江浩波所长认为，孙文尧的课题是近期城市设计研究的一个重点，在人自身促进体能活动方面，应考虑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老龄化社会健康导向的城市设计路径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崔翀、李启军分享的案例在形态上、逻辑上非常清晰。希望进一步探讨规划到实施的变化过程，政府、资本、社会的力量如何介入，公共空间压缩原因到底是什么。贾艳飞关于空间原真性保护命题非常好，从东方建构的语境上分析了礼制、意境和整个城市对历史空间保护的影响。需要把握实体文物原真性和虚体空间原真性之间的度，避免从对单个建筑盆景式保护变成纯粹意境空间上的保护。林振福对厦门的规划体系做了全面阐述，值得探讨的是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界定强制性和引导性之间的界线，给建筑师、景观师、公众留出设计空间。黄哲提到的关于立体城市实践，应该回到从人的体验出发，而非从建设的密度、强度出发。董文傥做了非常好的基础研究，贵州民族地区差异很大，建议将重点放在差别性研究上，注意风貌背后的生活方式的差别。周丽媛介绍的渔村规划需要思考开发主体的整体拆迁，是不是存在对渔村建设的过度干涉。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俞静院长助理认为，孙文尧可进一步深入探讨健康城市规划与原来城市规划异同点，针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提供更好的运动和社交场所，支撑高水平的健康。崔翀可以比较一下最初的城市设计方案和实施后的实际效果。贾艳飞从哲学悖论入手，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保护往往聚焦于静态保护。对于活着的城市，应更多关注文化传承和时空交互过程，即空间关系的原真性。法定内容仅仅是保护的底线。李启军的广义公共空间是对原有城市设计中公共体系部分的反思和整合，很好地聚焦了公共空间供给的主题，和人的生命长度和支撑范围紧密相关。林振福阐述的厦门规划设计管理体系十分完善，城市设计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控规，起到了法定规划作用。从全国范围来讲还值得探讨。黄哲的设计要反思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高密度开发的模式。董文傥的研究需要持续性的工作支撑，需要更多建筑师交叉参与以避免出现多样化的丧失。周丽媛的乡村规划，规划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但建设模式上可能是一种运动式过程，是值得商榷的。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李继军所长总结道，从规划学科来讲，文化传承也体现在青年规划师的培养，使其具备独立思考的视角和思路，作为未来城乡规划建设的中坚力量，学会克制公权力使用，对自然、对城乡发展规律、对人类文明要怀有敬畏之心。创新论坛三：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主持人：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梁洁主任总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甘欣悦的“从城市美化走向市民参与的城市更新——以北京老城当前阶段城市更新为例”对北京老城的危旧改造和城市更新进行回顾研究，指出由于权利关系的不平等，当前的城市更新实质是一种城市美化，特定社会群体被排斥在空间生产和消费之外。从城市权利的视角进行反思，提出市民参与的城市更新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完善：一是完善历史街区住房租赁体系，逐步实现腾退、租赁并举的更新模式，以社区为单位建立集体股份制，分享租金收益。二是外来商户作为参与主体，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建立有效的街道公共空间管理机制和议事协商平台。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梁印龙的“存量时代下的‘市场诱导’与‘政府失灵’——苏州工业园区工业用地更新研究”针对苏州工业园区内工业用地产生大量改造需求，面临市场诱导和政府管控的主要矛盾，提出更新框架。更新思路上，从单位一问题导向转变为问题、目标和潜力的综合导向，强化主动选择。更新目标上，形成战略层的提升支撑功能，推进产业转型，策略层的整体管控、个体改造，实施层的多样化地块再开发等多层次目标。更新方法上，划定更新片区，提出6-33更新提升计划，分区差别化管控引导。更新机制上，建立“六位一体”的土地利用更新管理实施体系。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李政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缔造高品质美好生活——沈阳浑南新城公共服务品质提升规划实践”分析了高品质公共服务包含基本公共服务供应和高品质公共服务体验的两个层次内容，并形成浑南新城品质提升规划策略。一是建设体系完善、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补文、教、医、养、交通、环境等方面短板。二是立足高品质内涵，推动公共服务的国际化、品牌化、特色化、便利化、智慧化。空间布局上，建立网格化公共服务组团，实现珠链式公服空间体系。实施上，落实重点建设项目，通过“智慧浑南APP”提高服务便利化和智慧化水平。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吴秋晴的“从‘控量’到‘保质’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管控路径探讨——以上海土地出让前评估新政为例”提出关于提升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提使用效率的困惑。针对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的高频使用、异质性和不确定的特点，提出质化管控的优化策略。一是提升内容匹配度，分解街区-邻里两层次，强化街区服务3+X体系。二是提升空间绩效，加强引导管控，加强总量管控，细化对有效服务量的认定标准。三是提升实施中的动态管控，重视公众参与社区自治，吸纳社会优质资源，避免社区公服设施的商业化蚕食。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卢银桃的“激发社区活力，精致生活舞台”针对社区场所面临的传统空间供给和新兴多元需求矛盾，提出邻里中心的发展应对。一是找寻空间，未建地区重在构建，已建地区重在修补。二是确定功能，问需于民。三是组织功能，建立不同条件下的空间组织模式。四是精细管理，顺应居民时间、价格、环境等具体需求。五是创新路径，以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实现共管共治。通过亲橙里案例介绍，展现了一个由企业统一运营管理的邻里中心的实践探索，实现了互联网向生活的回归。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李妍汀的“见微知著，见端知末——来自中国最基层行政单元的城市双修探索”提出城市双修的顶层之困和基层之痛。以观澜街道治理为例，建议加强三方面工作。一是由内及外，打破大拆大建城市更新模式，推动渐进式的文化保护传承。二是自下而上，打破自上而下规划建设模式，推动协作式的民间基层力量加入。三是动静结合，打破法定规划用地局限，推动小尺度非法定绿地的功能修补。通过一系列“微改革”，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建立常态化的双修计划新范式。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汤楚狄的“以在地居民需求为导向的社区生活圈规划”针对上海“15分钟生活圈”在建成区实施中面临的老旧社区缺空间、街道工作难兼顾、急需设施太脱节等问题，以上海大宁街道为模板，探索社区公共弄资源配置的新方法。一是分析人口结构，提取人口特征，找到迫切需求设施；二是叠加空间分析，甄别近期工作重点，重点关注服务盲区；三是修正标准，保住底线，弱化指标，重排优先级，把握居民设施与服务的新需求。推动“生活圈”理念的实践，从政府走向居民，从引导走向参与。[专家点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毛其智教授认为，城市更新的各种表述，本质上都是通过各种大刀阔斧或者小心谨慎的不同策略和路径，使一个局部地段或更大范围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改善。这种改善，需要政府认可、市场接受，反映百姓多元诉求。城市更新是有过程的，要做出客观判断，不能一步登天。案例可以多多关注中西部。社区治理，目前存在政府色彩过强的问题，自下而上的各种诉求，即便得到规划师的技术帮助也依然薄弱。社会最重要的原动力是老百姓自身这种对社会的推动，要研究和提倡百姓自己创造生活的过程。如果政府自己总结经验，社会治理中政府管理减量化是重点。城市不是一个物器，城市真正的变化过程中有很多模糊和清晰的部分是互相混合在一起的，这是城市发展的规律。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赵万民教授认为城市更新最开始实质上探讨的是城市改造，由此产生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在城市更新中，以空间形态为主要抓手，进行社会学经济学的思考是值得肯定的。但选题可能过于宏大，导致个人缺乏切身感受，带来内容结论的薄弱。建议更加关注中观、微观的案例。建议延展主题，一是老年社区，老龄化是个普遍现象， 二是儿童的问题，三是青年人的问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卓健教授认为，詹浩提出的城市更新过程中权利关系被排斥的情况，启发了我作为规划师以空间为手段但不是目的，还是应当回到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目的。城市更新的关键是功能定位，决定了腾退转型的必要性。城市美化概念其实也包含了功能变化和空间改善，不宜片面化理解。李政来、吴秋晴的发展的核心都是围绕着规划从空间向人的转移，从量到质的转变。公共服务设施供应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可以思考那些集体共享设施的绩效如何在规划体系中进行评价考量。卢银桃、汤楚狄提出城市的更新和修补从人的需求评价开始，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但也要反思是否需求都要满足。目前，城市更新模式总体上感觉还是政府为主导，这一模式是否可以持续？公共管理减量化和适当精细化已经初步形成了大家的共识。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阎树鑫总工认为，詹浩、梁印龙分享的恰好都点到了城市更新的困境，即多元利益主体的沟通和决策。前者研究的城市美化可以认为是一种结果，而我们希望的是走向多元。后者要考虑的是政府过于积极所带来的与与企业发展主动需求之间的矛盾。李政来提出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体验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行为，建议关注规划视角下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吴秋晴提出的公共服务设施可以分为满足基本需求的初级阶段，资源高效配置的中级阶段和满足多元化需求的高级阶段。公共服务设施的提质不一定要减量，观点有待商榷。卢银桃提出的邻里中心概念，有没有真实实施的项目，实现公益和商业的功能高度融合，并且对商业部分的产权也能得以确认？建议探索一下存在哪些制度上的障碍。李妍汀提出的街道层面的双修工作，可以理解为社区微更新。政府投入是有限的，案例中展示的项目的选取的决策过程是怎样的，是否保证了公平，满足了真实的居民需求，其市场参与度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汤楚狄提出的15分钟生活圈的研究实践过程，充分体现了精细化管理，以人群需求的锁定和服务的评估来实现。应注意公服设施也不能完全按照需求来进行配置，要掌握好其中的度。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梁洁主任总工总结道，专家给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方式方法上给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七个报告恰好集中在东部地区明星城市，今后会考虑更多的城市选题。各位青年规划师能跳出规划方案本身，关注规划背后形成的逻辑，给出自己的方法和模式的探索，值得肯定。创新论坛四：研究方法与技术创新（主持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钮心毅副教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陈阳的“高质量导向的城市远景战略思考——以天津2049为例”探讨了天津发展从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趋势转变的应对策略。高质量三个维度：经济高质量，强调质量、效率和动力；社会高质量，强调经济增长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空间高质量，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和生态空间山清水秀。针对天津2049现状发展条件，经济质量方面，规划提出高端制造与服务双轮驱动策略；社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职住平衡、服务均衡的双均衡策略；空间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双城紧凑，中部生态的新双城策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施澄的“面向‘实际服务人口’的特大城市空间优化及规划响应——基于杭州市移动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实证分析”以手机信令大数据测度杭州实际服务人口，即传统的常住人口和短期驻留人口。短期驻留人口又称为“呼吸人口”，数量相对稳定，在火车站等节点空间和城市轨交交通周围呈现明显的空间压力，具有更高强度的出行特征。通过研究指出有必要进行城市人口承载力再定义，特定功能设施空间再优化，城市系统冗余再设计。规划对象不应是静态的，而应该是人口的流空间，通过监管和服务的双重提升，以新技术手段重新思考用地指标和规范。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魏贺的“数据-证据-规律-规则：交通模型的实践与思考”总结多工作经验，提出交通模型具有空间驱动、情景响应、强调因果推断的工作特征。交通模型一是要质疑政策中的相悖问题，如公交优先和道路、停车、服务及新技术之间的关系；二是摆脱预测范式的路径依赖，融合公共政策应对不确定性；三是以空间活动分析融合传统交通出行分析；四是研究差异化的交通发展模式的内涵机理和与规划之间的关系；五是在可持续城市移动性规划（SUMP）时代背景下，作为政策工具的交通模型研究实现价值重塑，范式转变和学科融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曹哲静的“城市商业中心与交通中心的叠合与分异——基于图论的东京轨道交通站点结构与城市形态分析及对中国大城市的启示”以东京为例，分析商业中心和交通中心的耦合关系。基于图论，根据度中心型、接近中心性和介数中心性指标，进行网络层面不同类型城市中心的识别；与熟知的商业中心进行比对，明晰二者叠合分异的空间逻辑，归纳城市不同中心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的规划设计原则。对中国大城市的启示在于：建立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结构和运输服务体系，加强资源整合、环境营造和开发机制的探索。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马玉荃的“社会公正导向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模型设计方法探索”从需求、实现和操作层面，提出模型研究可能性和必要性。需求层面，关注现状评估和规划仿真同步动态化，实时监测和时序调整的规范化，形成动态规划闭环。实现层面，建立精细化评估模型，以徐汇区为例，公共服务设施分为两大类，包括指向性设施如中小学和非指向性设施如绿地，探索不同群体实际需求、可达性和服务水平的评估。操作层面，从项目化走向平台化、产品化，瓶颈在于稳定更新的权威行业数据库与模型库。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丹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与空间不平等”从规划和社会学综合角度深度剖析基础教育不平等问题，旨在实现：保证孩子们有学上，好上学，上好学。从社会学视角分析更宏观的区域及城乡差异，分析阶层分割及空间效应，提出规划应对。一是精准规划，因人因地施策，关注社会异质性，包容民办学校。二是评估规划，不看指标看疗效，综合评价基于市场选择的各种供需关系。三是政策规划，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如多校划片等政策探索。四是关注动态，探讨动态过程中空间不平等的产生机制及引发的社会空间效应。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夏福君的“基于用地规划视角的海绵城市建设绩效研究——以梧州苍海新区为例”提出在总体规划层面支撑海绵城市建设，改版现有事后评估方式，采用用地方案事前评估。选取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防治和地表径流控制两项关键能力，建立评估函数，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模型，采用PCSWMM软件进行量化比选。以梧州3版规划用地方案为例，通过降雨数据选取形成6个不同场景进行建设绩效评估，可以观察地表不透水率对地表径流和地表洪水的影响。应尽量利用天然河湖水系，以低影响开发（LID）理念实现用地优化。[专家点评]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崔功豪教授认为报告反映了城市规划转型的重要方面，如何从工程转向以人为核心的空间供给。陈阳的研究关注高质量发展，可以思考一下2049年对人的获得感的新含义。今天的获得感可能更多的是物质层面，未来是否有更多的精神层面内容。从这一点上对高质量的认识会有一个新的高度。施澄的研究关注了实际服务人口，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实际服务人口不是简单的常住人口增加一个比例关系，而是要跟一个城市地位和未来发展趋势相结合，是不同的。曹哲静研究中也反映出我国高铁站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过度开发问题，对于高铁站等级和商业中心等级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深入思考。马玉荃、赵丹的研究体现了社会公正导向。过去讲人均指标，无法体现人的区别，年龄结构、社会结构、收入结构、教育结构等所产生的不同需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设施要均衡化，也要体现差异化，突出以人为本。夏福君研究围绕海绵城市，关键是解决一个径流排泄的问题，要解决好滞留和快排两方面的统筹，通过综合比较判断具体措施的选取。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顾朝林教授强调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科学方法适合性的问题。陈阳的研究关注了天津高质量发展战略，但研究出发点不够准确。天津是有项目没有产业，有新区没有城市的城市。战略不仅仅是高质量发展问题，在研究维度、指标选取上需要更加严谨。施澄的研究很好展示了数据获取、整理、应用的过程，建议对新名词“呼吸人口”等要明确定义，应该和传统定义形成延续。魏贺的研究反映出国内城市规划中最薄弱的交通环节，就是对模型模拟的缺乏，对实际需求认知的缺乏。交通规划从定量模型研究、交通工程到交通政策，三个阶段非常明确，而国内城市尚未走到交通政策这个阶段。作为公开的科学报告，应更加严谨。曹哲静研究基于图论，缺乏图论的介绍。规划创新要基于实际来做，要具有可操作性，实用。马玉荃研究空间配置模型，很有价值，但作为个人技术和优势，没有必要平台化。赵丹研究中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在资源配置上，用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为整体人力资源服务还是只是为一群人服务，要不要分层，取决于规划师的价值导向，值得思考。夏福君的研究要反思海绵城市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到底在哪里，涉及的建筑、场地和城市这关联的三个环节能否解决。评估模型和评估绩效中，应该有经济效益比较，有投入产出的概念。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罗震东副教授认为城市规划研究慢慢走向城市研究，要重视规划研究，也要反思有了好的技术方法，规划就可以自救吗？城市规划不是因为技术好才存在的，城市规划是一个整合平台，是因为整体性理念和综合能力才得以存在。陈阳的研究难能可贵，不仅是远景战略规划，还有很多技术层面、方法论层面的探索。施澄的研究基于手机信令是比较成熟的领域，就需要向城市精细化研究进行拓展，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具有针对性。魏贺分享了很多交通模型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有很多思辨，要进一步明确逻辑、结构，突出重点、亮点。曹哲静的研究非常规范，把轨道交通政策、换乘等问题讲的很清楚，对于我国大城市在交通规划中如何做好分层，具有很高参考价值。马玉荃和赵丹的研究都提到了教育问题，赵丹从社会学角度看问题，比规划师想到的更有趣一点。规划师探讨技术时候，不要忘了其实除了技术，也许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不要过于迷恋技术，这样使我们城市规划行业变的更加强大。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肖扬副教授从自身体会出发，认为城市研究与规划研究的衔接是一个共同的研究困境。陈阳的研究构建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通过横向、纵向比较去看天津的规划，具有很高价值。施澄的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方法，解决了传统方法无法解决的一个“真空”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移动数据来源，及如何推导得出精确人口数据的科学过程。魏贺的思考其实是在重新界定交通规划跟城乡规划的关系，是一个协同发展的趋势。曹哲静从图论出发，研究日本轨道交通网络，对我国网络建设有启示，包括关注全局指数，关注节点的换乘，关注土地开发的混合度，把交通跟土地、开发糅合在一起，具有借鉴意义。马玉荃和赵丹研究的公共产品供给，会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而变得越来越复杂。这里，既有产品提供者日益丰富的因素，也有技术进步的因素。城市中越来越呈现出学区驱动的社会空间变化特征。公共服务设施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对于服务水平的感知和评判也是不一样的。国内关于社会空间的研究会不断涌现，从不同的视角衡量公共服务水平问题。夏福君的研究需要考虑加入城市韧性、城市恢复力的概念，作为评估的支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钮心毅副教授总结道，各个报告建立的规划模型，还是比较常用的方法。模型的建立，参数、变量，需要通过验证或基本对比，才能证明模型的科学性，再来进行规划预测。如没有这个过程，那么甚至还不如没有模型好。不管什么方法和技术研究，离开了社会导向，确实是空谈。对于城乡美好生活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规划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在不断提升，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规划设计，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总结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以“倡导规划实践的前沿探索，搭建规划创新的交流平台，彰显青年规划师的社会责任”为宗旨，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同济大学、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主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城市规划》编辑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参与协办。本次论坛共收到来自各兄弟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22篇论文，最后遴选出约100篇结集出版，感谢各个兄弟单位与青年学者的热情参与。（俞静、严宇亮、涂晓磊、包伟亮等整理）修回：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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