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四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 |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 | 摘要 | 当前正值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指导下，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规划，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经济增速回落平稳，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动力由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新常态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对新常态的适应力，取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新契机、新发展。作为“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公共性政策之一”的城乡规划，也面临多方面外部条件的深刻变化，规划师作为城乡发展改革的思考者、探索者和创新者，将成为这个转型时期的见证者、实践者和主导者。在这一背景下，“新常态，新应对——第四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2015年5月16日在同济大学举办。论坛以“倡导规划实践的前沿探索、搭建规划创新的交流平台，彰显青年规划师的社会责任”为宗旨，聚集了来自规划学界、规划院校、规划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青年规划师五百余人，共同探讨、深入交流新常态下的各类规划创新实践。论坛开幕式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教授、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嘉宾们一致认为，在新常态下规划界将面对更多新问题的思考和新的挑战，特别期待青年规划师以新思路、新想法去解决新的问题，希望青年规划师本着规划界的精神提出新的创意。上午主题论坛的演讲嘉宾分别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凯副院长、同济大学唐子来教授、日本国立金泽大学沈振江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赵城琦研究员。王凯的报告题目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的新思维”，从京津冀作为国家战略的背景解析、京津冀发展存在问题的程度和判断、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创新思考三个部分进行了深入解读、客观剖析和创新思考。并从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的思维逻辑，前提篇、规划篇、实施篇三个层级，总结了该规划的编制思路。最后，结合其丰富的规划从业经验和工作体会，提出，规划编制工作“要广泛听取意见，更要独立见解；要国际经验借鉴，更要符合国情；要埋头规划创作，更要主动沟通。”唐子来的报告题目是“对城市设计和规划控制问题的再认识”，提出中国城镇化“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基本原则，其中“制度维度”是最重要的。并以“城市设计属性：管理vs设计”、“城市设计事权：政府vs市场”、“城市设计实务：效率vs效果”三个议题展开城市设计的“新应对”。认为城市规划作为一个公共管理，要明确为什么要管理，要明确城市设计的事权，要有独立思考。最后，以上海世博会最佳实践区为例，进一步阐明城市设计需要对公权要素进行严格控制，而对私权要素不进行过多干预，从制度上建立城市设计有效的控制方式，在城市建设中达到城市设计目标可采取的操作手段。沈振江的报告题目是“新方法、新技术在城市规划研究中的应用”，以日本规划的工作流程为例探讨了新技术手段在规划行业中的应用。第一层面是规划及设计方案的展现，利用虚拟现实及云技术手段展现规划成果；第二层面是将日本规划政策进行普及推广，开发智慧规划系统指导民众直观化地进行规划法规学习；第三层面是对规划设计方案的提议整合收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在线收集民众对于规划设计方案的意见，使之更具有针对性；第四层面是对规划设计方案的探讨与审议，通过内容管理系统的应用搭建民众与规划编制人员之间的桥梁；第五层面是云端虚拟现实技术及大数据技术对于规划编制的支持，完善规划方案的模拟。总而言之是期冀建立从政策制定到规划设计各个层面的整合化平台，更好地使规划服务民众。赵城琦的报告题目是“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城市更新方法与实践”，通过对上海、东京等城市的案例研究，提出城市更新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利益相关者的多方博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推进非常复杂，需要新的规划技术和完善的城市更新制度来保证这个过程的顺利进行。研究发现上海旧区改建的拆迁成本已大于土地招牌挂的成本，导致旧城更新难以进行。提出制度方面的建议，包括：改善型居民委员会，通过政府和民间以及相关利益主体共同改建实现街区更新；以及技术方面的建议，包括：做容积率的缓和，作为城市更新时政府调控的容积率储备，以达到多方主体的利益平衡。下午，围绕论坛主题，以“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研究方法与技术创新”为议题组织的四个“创新论坛”平行开展。1 “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分论坛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新哲副院长、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唐鹏、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朱江、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罗兵保、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陆韬和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朱新捷等6位演讲者从规划变革、城市总体规划新趋势、城乡空间发展新动态等方面做了发言。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陈秉钊教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凯副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耿宏兵副秘书长、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曾九利院长、扬州市规划局刘雨平总规划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三所裴新生所长等嘉宾进行了深入评论和分析。1.1 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新趋势王新哲以上海市新一轮总体规划展望为例阐述了新常态下总体规划的变革，认为上海城市规划工作面临空间管理模式转变、有效控制城市蔓延、城市治理模式转型、引领城市战略升级四大挑战，提出价值取向、发展模式、管理方式、规划内涵四个转变。总结上海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创新为六条：形式创新带动内容创新的成果体系创新；从经济到人本的城市目标创新；从中心到全域的规划范围创新；从愿景到底线的规划方法创新；从技术到政策的规划成果创新；落实主体与动态调整的行动规划创新。[分析与点评] 陈秉钊指出城市目标从经济到人本，但作为一个城市而言，要人本与经济并举，只是过去太偏重经济，现在应该多重视人本，但是也要避免从一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唐鹏分析了在“城市规划要由扩展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背景下，四川省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工作。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流程为控制底线、初始生成、确定规模、评估调整，进而采取终极建设用地规模和城市开发边界线双重控制的模式，下发《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导则》。[分析与点评] 耿宏兵指出增长边界要有年限，永久的思想可能跟社会和动态的变化不一致，不仅仅是规模的预测，形态上也有变化。大城市零增长，小城镇可能长得很快，如果划得太大就会失去意义。王凯指出原本希望通过划定开发边界来遏制城市无序开发，但可能依然很乱，本质的问题不转变，不从外延式的模式转化为内涵式的发展，转型很难。重点要掌控城市发展核心资源，无论是生态还是城市发展，从科学合理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很重要。刘雨平倾向于将城市开发边界其划定范围变小，这样才能更好地遏制政府扩张，否则只留生态底线用地，会让政府感觉还有很多的土地可用，不能更好地可持续发展。裴新生认为规划能有所作为的更多在于划定弹性边界，依照城市发展的规律，预测城市的规模来划定，但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要划定，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要区别对待。陈秉钊建议城市发展成熟以后，再定义刚性边界，先通过建立一个标准来进行约束而不是用划定边界的方法。朱江的报告认为，我国空间规划重纵向控制，轻同一空间上的横向衔接和联系，使得在同一横向维度上，不同规划管控逻辑矛盾，造成我国城市空间管理的众多问题。从“非常态”走向“新常态”，“多规合一”将成为国家体制创新和空间治理的重要突破口。我国“多规合一”相关工作大致经历了早期探索期、试点推动期、政策支持期三个阶段，从已开展规划融合工作的城市的经验看，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规划融合模式：概念衔接型、技术融合型和体制创新型。提出“多规合一”的工作思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三规合一”协调规划；“多规合一”体制创新。[分析与点评] 耿宏兵认为总体规划虽然在变革，但依然是自上而下，太过依赖于政府，利益分配考虑不足，参与机制有待改善，划定过程中并没有让各方全部参与。事权划分方面，各个部门需提前协调。陈秉利教授认为要做多规合一可先做到两规合一，然后再将其他规划逐渐加入。曾九利院长认为规划内容改革第一要适应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化的转型发展要求，更多的要从技术型走向管控型；第二是公共政策要转化、体现在里面，需要明确总规要管什么，审批重点要把事权划分清楚。1.2 城乡空间发展的新动态罗兵保以昆明福保村城中村改造更新过程为例，指出持续七年“一刀切”的昆明城中村改造方式给昆明带来了全新面貌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和城市空间问题。总结新常态下城中村的应对策略，对交通区位较好的城中村采取转为城市社区的整治方式；对于特色较为明显、旅游资源丰富的城中村，应对城中村进行产业升级，围绕释放土地价值、激活文化旅游源泉、构建地域风貌、提升地区人文气质、保护自然基地、营造生态品质空间等核心内容完成城中村的人居环境更新。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中村不应被消灭，而应在其居民自愿和自助的基础上进行“功能增强、适度调整”；积极探索有效的城中村更新模式，避免推倒重建的野蛮改造模式。[分析与点评] 陈秉钊认为对昆明城中村改造方案的阐述和改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分析得很好，但更要关心福保村最后解决了什么问题。裴新生指出“三旧改造”是目前必须要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有特色的村庄，可利用原有产业发展旅游、文化，然而对于不具备发展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条件的非特色村庄，更要考虑如何进行改造。陆韬通过对智慧城市与城乡空间组织的重构分析了淘宝村的出现及其对城市空间的重构、以及规划在其中如何作为等问题的思考。从淘宝村的界定标准、发展路径、空间特征等方面阐述了淘宝村现象。认为“淘宝村”作为新的空间节点，未来将成为自下而上重构大都市区城乡空间组织的重要支点。进而，城乡空间组织的重构必然引起规划的转型和变革，同时提出信息化背景下的规划应对思考。[分析与点评] 陈秉钊指出淘宝村题目反映出新技术的发展会改变人居环境和居住人口的分布方式。王凯认为互联网+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应该是革命性的，到底是自上而下的结构终结还是自下而上的新结构的建立，暂不能妄加断言，下一步互联网时代应该依托各自特色资源和网络化服务，对提供认识城市经济，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组织方式等提供新视角。刘雨平认为网络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城乡关系崛起，人的交往的需求，后工业时代对创业的需求，并不能完全通过互联网实现。耿宏兵也指出互联网前景美好，但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并没有那么乐观，带给人的改变有待观察，淘宝村究竟是解决了人的需求还是改变了空间结构，还需要更本质的剖析。曾九利认为规划师角色需要转变，对于新生事物如互联网的影响，随着城市发展一定会有新的需求和变化，规划师要敏感，提前做好应对。朱新捷介绍了浦东新区在人口演化中的空间分异，指出浦东在人口迅猛增长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现象和问题。详细阐述了户籍人口、外来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分布差异，不同族群、省市的人口分布分异。[分析与点评] 裴新生指出浦东人口分布的特点跟上海总规中人口动态应对相关，城市空间、结构、功能三者要能够动态应对人口和公共基础设施，包括下一步公共指标的配置。2 “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分论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匡晓明老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奚慧博士、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毛玮丰、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王歆、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于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吴怨等6位演讲者围绕城市设计和文化传承主题进行了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阐述。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系主任吕斌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段进教授、厦门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秘书长马武定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戴慎志教授、邵甬教授、田宝江副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张恺所长等嘉宾对发言进行点评。2.1 关于城市设计方法匡晓明在城市生态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生态城市设计的“有机聚合”思想，即城市生产、生态与生活的有机集聚与融合的理念与方法。将生态城市设计分为三个层次：宏观尺度——总体层面生态城市设计，主要包括生态压力分析、生态边界划定、生态目标确立等内容，重点关注城市空间结构、土地利用模式、生态绿色空间、交通出行模式等方面；中观尺度——片区层面生态城市设计，主要包括生态空间管制、生态指标分解、生态图则控制等内容，重点关注功能布局、规模尺度、生态空间管制、生态指标分解、生态图则控制等方面；微观尺度——街区层面生态城市设计，主要包括生态指标落实、生态技术应用、生态效益评估等内容，重点关注建筑形态组合、绿色建筑设计、微气候环境、资源使用方式等方面。通过三个层面的不同侧重和技术方法来增加生态城市设计的实施性。[分析与点评] 吕斌教授认为所提出的“有机聚合”的设计理念和技术体系较为成熟，将生态和微循环的生态体系融入图则，可操作性强，同时还要关注存量城市设计的生态解决方案。戴慎志认为在规划设计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考虑最终能否实施建设和方便管理，即城市设计如何落实下去、如何与规划结合。田宝江提出人和环境共同构成了生态，但是在城市设计中，往往过多的考虑了水、绿、风等环境要素，却没有考虑人的活动，将人这一要素加进来，可能生态城市设计就会更全面。奚慧提出公共管理视角为城市设计过程的认识所提供的并不仅仅停留在管理技术或管理制度的引入，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对城市设计管理过程进行价值和工具一体化的观察。城市设计管理过程的管理语境、价值取向和管理方式之间具有关联性。城市设计的管制型和沟通型的管理方式所具有的管理职能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两者各有所长，如何运用则取决于具体的城市设计过程中特定的市场语境、社会语境和政策语境对价值取向的择取。“价值-工具”一体化的过程理解不仅有助于深入解读城市设计过程，同时也为设计或选择合适的管理工具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为城市设计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创新打开了更广泛的视野。[分析与点评] 马武定认为，城市设计应具有两种性质，一种是空间生产，即如何构造空间；另一种是技术手段，即政府对空间生产干预管理的法律手段。段进提出，将城市设计加入到法定规划中进行管制需要控制一个最低标准，但是这个最低标准应该如何形成需要进一步研究，由于不同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同，城市设计的好坏不能仅以城市设计水平的高低进行评价。在城市发展中，有技术决策、经济决策、政治决策，而规划行业仅仅是提供了技术支撑。戴慎志认为城市设计方法要将控制性和引导性相结合，城市设计中的最低要求即控制性，而沟通性是引导性和指导性，是高标准。邵甬提出在城市设计管理过程中，规划的法定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应进一步加强研究。2.2 关于城市设计的实施毛玮丰通过“趣城·深圳美丽都市计划2013-2014年实施方案——趣城·盐田”项目，以城市公共空间为突破口，针对盐田区单调乏味、细节不够、无法驻足的问题，遵循人性化、安全、经济、可实施的原则，同时考虑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市民需求、深圳特有的天气环境，以及后期维护等，提出了针灸式城市设计的创意设想，形成了艺术装置、小品构筑、景观场所三大类计划，包括碧桐道登山口的“反向涂鸦”、海滨栈道沙头角段的“风生水起”、海景路的创意集装箱等50个小项目，营造了一系列有活力、有趣味的城市独特地点，通过“点”的力量，将盐田区打造成为更加宜居宜业的城区。[分析与点评] 马武定认为，美丽城市最根本的就是让生活充满美，让生活更有意义，让生活更有趣味。城市设计不仅可以从宏观角度对美丽城市进行空间的构造和构思，也可以从微观的角度着手。王歆以笋岗-清水河城市更新项目为例，针对市场主体过强、侵损公共利益的问题，建议构建政府、社区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兼顾各方利益、上下互动的多元化更新模式；针对设计体系破碎、影响整体效应的问题，建议构建从发展战略及实施策略、发展单元大纲、整体城市导则、子单元规划到更新单元规划的层次化规划体系；针对多重因素干扰、空间规划失效的问题，建议构建城市更新设计平台机制和城市更新改造保障机制等复合化研究内容。[分析与点评] 吕斌指出，存量城市设计需要更新的区域不仅是工业遗产、低密度商业区，还会有市民等多元主体，因此，存量规划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协调多元主体。邵甬认为城市设计的公众参与不能停留在发微信或在公众媒体上征集想法，还要与使用者进行沟通，在整个城市更新中，开发商是很大的参与主体，其主导的开发模式不一定会影响到公众利益，或者说它影响到公众利益是因为法律制度不健全。田宝江提出在城市设计中应避免过度设计而忽略了本身的传统和特色。存量城市设计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产权的问题。2.3 关于城市文化的传承于红针对当前天津工业遗产管理中存在的主体管理部门匮乏、现有界定不适用、规划编制管理欠缺协同性、规划审批中缺少具有针对工业遗产管理的相关规定等主要问题，提出天津工业遗产的规划管理需要紧密围绕“由谁管、管什么、怎么管”等三个核心命题进行展开。首先，由规划部门作为工业遗产主要管理责任部门，文物局、国房局、国资委作为认定管理的协作部门，成立工业遗产专家咨询委员会协助评估咨询工作，解决 “由谁管”的问题。其次，明确天津工业遗产的定义及历史、科学、建筑等六个方面的价值内涵，提出天津进行工业遗产认定的评估标准体系和程序，解决 “管什么”的问题。最后，建立保护与利用相协调的分层次编制管理思路，制定设计方案审查和建设审批过程中的具体要求，解决“怎么管”的问题。[分析与点评] 戴慎志指出，在工业遗产保护中，是留壳挖空保留外在，还是把工业精神和文化遗产留在里面，这是各种遗产保护最大的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吕斌也提出，工业遗产的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建筑本身，而应包括在近现代历史上对工艺本身的贡献，即工业价值本身也需要保护。张恺指出工业遗产属于什么等级、价值体现在什么层面，受主观因素的限制较大，往往难以评判，希望在这方面通过天津的案例有好的经验分享。吴怨在发言中提出，集体记忆即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这种群体可以是某个民族、某种宗教、某个城市的居民、甚至是国家的国民。而城市，就是这种“社会建构”过程的场所和结果。城市中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在城市空间中发生、受城市空间的影响；同时，集体记忆的需求影响城市空间的建设与更新。城市设计的过程，即是研究特定城市集体记忆的影响因素，并根据集体记忆形成和延续的特性，将这些因素进行突出和强化，延续和塑造集体记忆的过程。[分析与点评] 段进认为，城市集体记忆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首先，如何判断集体记忆，通过什么方式寻找集体记忆；其次，是否所有的集体记忆都是好的。邵甬认为，城市集体记忆涉及到社会学，需要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收集很多的信息，归纳确切的集体记忆，然后再进行细化分析，如果没有这些方法，很有可能就变成规划师抽象、梳理出来的一些城市特点，而非真正的集体记忆。田宝江提出，集体记忆不是被规划师塑造的，而是一个自然积累的沉淀过程。马武定认为，城市集体记忆是一个长期的积累，关键在于场所性和场所精神，之所以出现奇奇怪怪的建筑，是因为空间和时间压缩，导致了记忆断裂。3 “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分论坛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黄勇博士、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徐辰、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林强、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赵卿、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李林等5位演讲者从城市更新模式与机制、传统村落保护方法、城市更新与土地安全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员赵城琦研究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周俭教授、杨贵庆教授、童明教授、于一凡教授、田莉教授等嘉宾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的评论。3.1 关于“城市更新”模式与机制黄勇在当今“重物轻人、重量轻质”的大趋势下提出，城市更新与保护应从人出发，以人为直接研究对象，去构建一种理论认识和技术框架。选取重庆8个历史文化名镇核心保护区为研究样本，以SNA（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研究工具，构建出样本区社会网络的语义模型，为历史街区的分区分级规划、空间结构规划、建筑分类分级保护等方面提供一些客观依据，为历史街区在进行物质环境保护更新的同时注重社会网络关系的保护建设提供思路。[分析与点评] 童明提出，应改变“重物而不重人”的状态来应对旧城更新中间的很多问题，特别是社会层面问题。因为社会角度上的人，实际是最多元化而且是最差异性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能否用某种数值抽象化指数、指标能够来代替还有待考虑，例如邻居住了十年并不意味着这两户人家的社会指数高，也许是一对恶邻。从基底层面看，社会化是动态的，把社会关系抽象成一个有定论网络性的结构，用静态模型呈现一种动态是有疑问的。杨贵庆提出，居住的年份肯定是一个评价社会网络度量关系的基本要素，由传统的定型的描述到定量的研究，运用定量关系来比较客观的描述来确定是否有借鉴性，对规划是很重要的探索。周俭提出，社会网络肯定不止一个指标，时间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地区来决定是否可以形成良好的邻里关系，但是如何应用到保护区是需要思考的，社会结构一成不变或者发展缓慢是否是好事情，一个推动历史街区的社会结构如何变迁应该是思考的重点，然后再实施规划和空间上的对策。徐辰的发言认为在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语境下，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合理的制度设计，使得市场通过一张“制度网”发挥作用，引领“存量时代”城市转型，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及公平分享。在广州杨箕村改造案例中，政府采取完全不干预的态度，最后发生签约户与钉子户相搏的群体社会事件；而在深圳案例中，城市更新过程中采取“全体决”方式，导致城市更新实施率极低，立项数量也呈下降趋势。通过梳理和回顾广州和深圳的制度创新，提出提高容积率、降低减步率、限定同意率三种政策路径。城市更新过程中近期需要建立以政府管制推动同意率制度的方式，远期需要加强社区和市场协作，政府主要起规划引导作用。林强以深圳为例，反思城市更新制度安排与政策。相比传统的政府主导旧城改造，深圳市城市更新的制度围绕存量用地开发，有三方面优势，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以市场为主体推进改造；协议出让土地，降低改造门槛和改造成本；建立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度，提高了改造实施效率。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安排，深圳通过城市更新盘活了大量存量用地，但是也存在一些制度安排的短板，一是点状突破法定图则导致空间资源错配；二是机制不完善导致“激励不相容”，倒逼规划管理；三是局部高强度开发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压力。完善深圳城市更新制度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城市更新规划的审查评估工作，改进规划决策机制；完善城市更新中的容积率管理，建立容积率调整规则；健全地价规则，建立城市更新项目的增值收益测算机制。[分析与点评] 田莉提出，政府在市场发挥“三旧改造”过程中会带来很大问题。政府有自身利益，并不代表整体社会价值观。深圳城市更新模式全国独特，因为深圳不再依靠土地财政，所以更新思路明确。政府向市场放权让利，而原来很高的行政成本作为政府的收益。童明提出，旧城改造空间的矛盾很难判断是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博弈。在这种状态之下，不能带着价值观去判断。赵城琦提出城市更新应该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当然是一个社会性综合的活动，而不是开发、拆迁。周俭提出，在编制规划中，刚性内容需要进行注解，建法委可以对法定图则、控规进行法定图则的修改，但会带来很多问题，利益关系如何协调，资源错配如何修正，规划修改可以到什么程度，会带来什么问题，都是未来需要研究的。3.2 关于传统村落保护赵卿以陕西省富平县莲湖村为例，探讨传统村落内生保护方法，提出了以主体文脉延续为基础，以居民生活、需求调查为切入点，外源引导与内生培养相互交织的保护路径。依托外部城镇的资源优势，借助外部政策资金的支持，引导历史村落走向主动城镇化道路。在建立可持续的管理体系和服务设施保障的框架基础之上，来使其内部的功能适应外部城市功能的变化来形成一个新陈代谢和渐变的过程。主要路径包括：一是管理模式重构，主动融入城镇化。具体做法有控制保护底线，明确政府在整个传统村落保护和开发中的作用，严格控制底线，适当放权；采取参与式治理，提供了多方利益主体参与规划；发挥居民自主性，强调社区居民自身管理的自主性，通过自发建设和维护确保整体风貌延续；二是适宜性的基础设施构建，区域分担，隐蔽化景观处理手段；三是风貌协调和产业协同发展，历史资源带动复兴。[分析与点评] 赵城琦提出古城保护中除了关注城市肌理问题外，还需要考虑营生问题，老百姓住在村子里面需要给他创造一个营生，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强制别人按照你的价值观生活。杨贵庆提出，城中村的保护更多的意图已经超越了保护，是通过保护的方式形成一种特定化、多样化的城市空间，而这种多元化的城市空间可以承载多样化的社会人群，多样化的社会人群对一个城市的丰富性和生活是有帮助的，因此研究城市多样化空间形态，是一种继续延续社会活力的方式。3.3 关于城市更新与土地安全李林通过对城市非传统安全——毒地的关注，指出我国传统治理毒地的一些问题，包括：传统监督，法律约束真空，需要法定约束的规划控制；传统管理，评估监督失守，需要透明的土地修复数据；传统经营，资金杯水车薪，需要分级分阶段的长期修复；传统修复，技术二次污染，需要长期的程序规范的修复。提出中国毒地管制建议，基于中国毒地数量的巨大、资金的不足，短期内技术无法满足治理全部毒地的需求，建议按毒地污染程度、修复周期、区位、政策、地价等，将毒地分作两类，一是将大面积无力马上修复的毒地，作为管治毒地，进行低成本植物修复；二是个别试点地块可以集中资金，作为整治毒地，采用先进技术实践修复。结合上海特点提出建议：设置差异性政策、建立毒地数据库、促进公众参与。[分析与点评] 于一凡指出，中国有关土壤危害是有立法的，环保部门也对土壤有立法，城市规划体制里城市土地也是分级别的，可以用做什么均有规定，不认为是完全缺位的，只是具体操作过程当中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可以体现在行政部门构成上。从国际经验上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换土，一种是上盖，其实都是不可持续的方式，至于其他方式还需要未来进行研究。童明提出，对于城市毒地的研究还可以继续拓展，例如毒地类型、形成原因、预防以及治理方法、如何避开等，都可以继续探讨。另外对城市发展持续性、更新发展也可以再加以拓展研究，如更大区域层面，或者是侵染。这种侵染在城市结构或功能上面，如何应对和处理。快速城镇化发展过程，开始要偿还以前的环境污染问题，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寻求处理方法，经济的发展、法律的保障、公众的意识都非常重视。4 “研究方法与技术创新”分论坛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汤舸、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朱玮、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赫、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赫、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龙瀛、武汉市规划编制研究和展示中心高级规划师黄玮等6位演讲者从大数据应用、规划模式技术创新、新技术产品应用等三个方面对做了主题发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顾朝林教授、日本金泽大学博士生导师沈振江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宋小冬教授、潘海啸教授、钮心毅副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江毅等嘉宾从不同侧面进行点评。4.1 关于大数据应用汤舸通过上海市大数据分析，认为人口疏解让城市更拥堵。根据人口的数据分析，上海严格控制市中心人口数量，会导致非常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带来劳动力不足造成的养老成本不够，社会成本不够的问题。根据上海市通勤出行数据的分析，研究严格限制市中心的居住用地出让和住宅建设后，将新增人口与市中心人口迁出中心城区，由于市场规律，高端服务业无法离开市中心，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岗位高度聚集在市中心，结果使上海市的交通越来越拥堵，人口疏解让出行距离变得更长。朱玮认为“大数据”是当下城市规划的热点，但是应该理性地认识大数据与城市规划的作用，通过3W模型从城市发展状态、把握城市发展规律、预估城市发展趋势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大数据对城市规划的作用。数据不在大小，关键是适用，在何种程度上反映研究的问题、概念，符合科学的采样实践，都要首先判断清楚；研究者需要对数据缺陷带来的后果进行估计和阐明。通过如此的实践，可以逐步建立一套全方位覆盖的城市发展状态指标体系，来统筹大数据资源的储备和开发。张赫对于填海造地规划管控进行了研究，通过背景、政策、方法的总结，分析和构建填海造地规模需求、供给系统，根据数据的分析，运用系统动力学法进行综合平衡，建立规模评定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定量的方程关系，构建填海造地规模评定应用系统。[分析与点评] 宋小冬教授提出现在的大数据形势，很多的原因是数据饥渴造成的，传统的数据、精确调查数据和我们带有随机性质的数据、广泛的数据，多途径我们都可以来使用，相互取长补短是良性的选择。钮心毅认为，无论是增强设计还是大数据，首先要知道以后最大的困扰不是没数据，是数据从哪里来，如何打破不能拿到数据的壁垒，如何让有数据的机构为规划行业形成一个良好的数据供应机制，或者怎么能够有效地利用他们提供的数据，这个机制可能是比谈方法技术更有益。在现在的理性认识的数据时代，数据大了研究方法一定要好好设计。顾朝林提出，大数据应用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历史，实际上城市规划在1980年代、1990年代也是要强调数据的。在数据应用和统计上面，许多不需要我们去做，例如说要了解统计学，可以利用概略论讲解，用到这些数据就可以保证质量，可以在教育过程中开设相关课程。沈振江提出大数据主要的特点是不同的渠道所带来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大数据也可以带来一些商机，解决城市空间的问题，例如波士顿的停车问题。潘海啸提出城市规划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如何管理空间和空间使用的有效性问题，如果是空间使用的有效性，大数据也好，小数据也好，在于如何找到有用的数据。4.2 关于规划模式与技术创新龙瀛提出在新的数据环境下，诸多的数据和研究成果应该更多地反哺规划设计，提出数据增强设计（Data Augmented Design、DAD）。DAD是通过定量城市分析驱动的规划设计方法，通过数据分析、建模、预测等手段，为规划设计的全过程提供调研、分析、方案设计、评价、追踪等支持工具。以数据实证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并激发规划设计人员的创造力。DAD作为基于定量城市分析的实证性空间干预，可以影响规划设计实践的相关利益主体的工作模式，包括规划设计师、规划管理部门以及公众。[分析与点评] 宋小冬提出数据增强设计还只是刚刚开始，要不断地利用新的技术、新的条件来改进规划。总体规划手册对今后的规划怎么落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顾玄渊关于如何使用好总体规划，如何将总体规划的核心内容在管理和实施的过程中予以层层落实，创造性地提出总规“使用手册”。“使用手册”填补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之间的规划实施环节，是对总体规划成果的补充，也是对城镇精细化管理的在地思考，提出了针对城市管理主体、下位规划编制主体、专业规划编制主体、市民大众、总体规划实施主体5个维度的“使用手册”。钮心毅提出总体规划手册是总体规划应该做的工作，需要让更多的人员能够更好的使用，都能看懂。4.3 关于新技术产品应用黄玮介绍了一种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公众参与新模式——“众规武汉”在线规划平台。为了使城市规划更多地体现和满足公众意愿，提高规划编制的公众性、社会性，促进规划工作的开放性，武汉市国土规划局在全国第一个研究提出“众规”概念，并以互联网、大数据利用为核心，构建了“众规武汉”公众规划平台，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开展公众规划，众筹市民智慧。众规平台创新了城乡规划公众参与的工作模式，使公众参与的广度、深度和开放度更强。以武汉东湖绿道规划为例，具体讲述了规划项目如何在众规武汉的在线平台实现公众参与。东湖绿道项目取得较好的社会反响，“众规武汉”得到了国家主流新闻媒体和专业主管部门的关注。城市规划在转变，需要规划人员逐步转变思路，变埋头做规划为与社会交流规划、在线互动规划。[分析与点评] 钮心毅提出众规武汉做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探索，尤其是选绿道做探索也是非常好的着眼点。潘海啸认为新技术产品创新是需要解决原来方法解决不了的事情，应该选择更有效的方法，例如丹麦一个国家的公众咨询项目，是用计算机跟人结合起来做的。在有了各种答案以后，可以进行集中组织讨论会，通过互动，确定选择不同的答案后的不同结果，通过此种公众参与确定最终的结果。江毅提出“众规武汉”本身解决两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第一个是产品，第二个是联系非常广，很多人都可以知道，提高景区宣传力。但要解决产品的质量问题，需要提高规划参与人员的层次，使规划操作更有指导性。“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作为常设论坛，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同济大学、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联合主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城市规划》编辑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参与协办。2016年5月，将迎来第五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修回：2015-07 | | 关键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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