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 | | 作者 | | | 摘要 | 纵观政府文件和中共十八大报告，“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中国”是贯穿中国未来发展的两大主题。新型城镇化成为政府部门和各类咨询机构在构建年度策略中谈论最多的议题。如何通过新型城镇化来带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又有哪些内涵？“新型城镇化”将为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提供哪些良方？带着这些问题，本刊编辑部和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特邀社会、经济、规划领域的权威专家，共议“新型城镇化”。李晓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突然觉得，城镇化成了一个可以被调侃、戏谑的话题，这究竟是学界出了问题，还是城镇化本身出了问题？30年前，规划界首次提出中国城镇化问题，并以此给国家有关部门写了报告。1986年国家科委下达“2000年中国城市化的道路”课题，学界十几个单位，几十位专家组成研究团队，并于1988年出版课题文集《中国城市化道路初探》。笔者1986年有幸随张秉忱、吴有仁等前辈参加了一段工作，后因去深圳分院工作而没有为课题作出实质贡献。“城镇化”，写入国家文件已有10年，前些年国家文件提及城镇化必冠以“中国特色”前置词，笔者以为这足以表达城镇化问题的复杂性。“中国特色”作为前置词往往仅用于少数极为重大、敏感的话题，如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制度、法制建设等。近年，国家重提城镇化似乎掺杂着一些利益的动机和简单化的倾向。好的方面是，中央的提法逐渐趋向理性与综合化，倾向于认识规律；坏的方面是地方政府或把城镇化作为指令性任务而敷衍，或误解误谈自行其是，或以城镇化的名义继续走外延发展、大干快上的老路。这也是中国竞争性政府体制下发展焦虑症的必然结果，如同一拨又一拨的以改革开放、工业化、现代化、小康的名义的各种作为。从本质上讲，城镇化是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结果；经济活动、物质生产是城镇化的源头。但城镇化进程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果与效率，人类生活与经济活动的空间改变又对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乃至政治产生不可逆转的重大影响。2013年初，中央对城镇化的认识上升到扩大内需，是认识上的进步。至少是认识到城镇化可以改变生产与服务的供给，可以带动个人消费，从而有利于国家经济结构向内需与消费方向转型。2014年，中央《新型城镇化规划》在空间集聚、主体形态、市民化等问题上还有争论，尚待实践检验。但是，强调城镇化的规律性，尤其把城镇化置于现代化建设的框架之中，是认识上的重要进步。过去两年多参与城镇化研究实践，使笔者越来越被从宏观到微观的诸多现象与趋势所吸引，也越来越多地体会到城镇化有如此多的问题需要去应对。因此，规划同行与其纠结于城镇化的“名”与“实”，不如沉下心思，去理解精彩纷呈的城镇化现实，把规划前辈们开创30年的城镇化研究大业继续下去。笔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至少应该关注以下的问题：（1）区域格局的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中西部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经济振兴正在加快人口向中西部城镇聚集，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口聚集速度明显放缓。而同时中国特有的地域文化特征对现代化空间格局的影响不断增强，经济与人口聚集的区域化态势越来越明显。（2）层级格局的变化。省会以上城市与城镇群的人口聚集态势明显，但县（市）单元承载了50%以上的存量城镇人口和50%以上的新增城镇人口的现实往往被忽略，县（市）单元的经济活力、社会结构与治理的稳定性也同样被忽略。因此，讨论城镇化的问题，往往局限在大城市地区。把城镇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似乎一厢情愿。（3）农村转移人口的取向。尽管政府希望通过承载诸多福利的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来吸引人口在城镇定居，但只要转移人口没有获得完整的市民待遇与稳定的就业，只要农村承包地的保障意义没有消失，人口转移的选择一定是多元化的，市民化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富士康“十连跳”悲剧终结了单一就业、单一产业发展的路径，农村转移人口的诉求不再只是就业与薪酬，而是安居乐业，安放家庭。因此，城乡双栖、工农兼业会成为很长时期存在的城镇化现象。（4）城镇化速度放缓趋势。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农村转移人口因种种原因造成的进城定居意愿下降，城市经济发展不良模式导致的投资/就业岗位创造率下降，以及城镇二、三次产业结构失衡，农民工返乡现象日益突出，农村人口净转移的规模将逐渐缩小，城镇化速度趋于放缓。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许正在进入“平台期”，迫切需要全方位、综合性的制度政策，以保持城镇化健康发展。（5）城市发展的“贵族化”倾向。城市建设的标准越来越高，建筑与基础设施使用寿命越来越短，城市管理越来越压制非正规经济活动，城市空间与基础设施的配置对低成本居住、就业、出行的限制越来越多。如棚户区改造扩大到城中村、城边村的改造，大规模挤压低成本就业、创业与居住空间。事实上，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而城市对人口流入、定居的门槛越来越高。（6）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缺位。笔者高度赞同“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十八大最重要的创新”这一评价，没有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完整的；而没有城市社会治理的改善，城镇化这一社会结构的本质性变化过程会导致无社会结构的城市，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而社会治理中，“善治”是应对社会变迁与人口迁徙的重要方面。社区是城乡社会的基本单元，就长期封建社会而没有形成市民文化和社区传统的中国城市而言，要应对城乡之间、城市内部的人口迁徙与社会变迁，社区建设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一定会日益重要。石楠（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推进城镇化要有社会治理意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发布，标志着城镇化发展正式进入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层面，也标志着城镇化进程从文革前的人为抑制、到20世纪末某些省市的局部推进，进入了眼下全国范围的政策指导发展阶段。城镇化是区域话题，它讨论的是一个区域范畴的现象，因此，以市区、镇区谈论城镇化，难免盲人摸象。它是一个社会话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关注不关注，推进不推进，都会发生，某种程度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今这又是一个政治话题，将经济诉求与政策调节纠结在一起，反映出强烈的政府行政色彩。其实，这个规划将自己定位为“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就是希望通过规划，对城镇化进行引导、规范和促进作用。从上述区域、社会和政治的综合视角出发，社会治理的理念对城镇化发展至关紧要。关于这个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采取了稳妥的做法：大段引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十三章第47条和第48条的文字，不加解释，也未作进一步充分阐述。笔者以为，具体到城镇化领域，创新社会治理，起码应该强调几条：（1）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可夸大自上而下的政策干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体系规划表现出强烈的等级结构，这强化了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遏制了自下而上的创造力与发展潜力。由于过于依赖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城镇化的自然历史过程，过多地取决于政策认定，因而出现不少尴尬的现象。比如，一些具有优势的镇，由于没有获得城市建制，就无法享受城市的各种“待遇”。再比如，大量早已在城市定居的所谓“农民工”，只是因为自上而下的政策雨露尚未眷顾，就得不到政策以及社会的承认。其实，这类建制镇和农民工的出现，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发展的结果，只是因为行政区划和户籍政策的滞后，才导致种种“不适应”的现象的存在，而且屡见不鲜。一方面制度和政策不适应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过多地或不当地干预了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本应政府发挥更大作用的社会管理领域，却显得不太到位。对于城镇化的社会学关注，远不及对于经济学内涵的重视。所以，如何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前提。（2）充分承认区域内不同城市多元利益的合法性、合理性。现行体制下，城市处于一定的级配体系结构中，首都和一些国家中心城市等少数城市位于这个体系的最顶端，它们的发展需求，总是决策者最关注的问题，而那些面广量大的普通城市和建制镇，则很难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受短缺经济影响，各类资源包括政策资源、人才资源、资本资源的配置，总是青睐那些层级较高、规模较大的城市。其结果是城市之间、城市与建制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人口不断向北上广等少数几个城市集聚，而众多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等，则缺乏发展活力。所谓的城市群、都市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少数中心城市借助行政手段与周边城镇进行竞争的工具，这与多年提倡的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总体思路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承认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同规模、职能的城市，均有着其特有的价值，不能将眼睛只盯着少数各级中心城市身上。也要意识到，基于利益关系的城市间的合作，才是真实的需求，对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3）要十分重视城乡边缘带这个空间界面。现在大家都关注城市增长边界，这种理想模式能否取得成功，自然会由城镇化的历程所验证。值得注意的不应该只是这根线，而是城乡边缘带、城中村等非正规地区的发展问题。这里是城镇化发展的特殊地区，既有城市特征，又有农村痕迹，是一个充满活力、非常复杂的区域，各类活动密集，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各种不同职业类型、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价值观念、不同需求以及不同心理文化素质的人群相互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共存，从管理的角度反映出了非正规性，如非正规的就业、居住，无序的蔓延等。对于城市市区，现有的规划与管理体制基本能够满足需求，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则反映出很强的自恰能力，而城乡结合部的管理能力相对薄弱，市场力量很强，经常成为最缺乏秩序的地区。片面地强调城市利益，很容易造成对原住民的侵害；简单地采取拆除新建的手法，并不能铲除混乱滋生的土壤；单一的行政手段事实证明难以抑制扩张与蔓延。要看到这类空间界面对于城镇化这个大背景的特殊价值，必须从产权与社会治理的角度，研究这类地区的发展轨迹与规律，化解发展中的各类矛盾。总之，健康城镇化呼吁社会治理的理念，要管住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重要的是让城镇化回归区域尺度、社会过程的本质和城乡关系这个关键的空间界面。顾朝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乡规划学科适应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选择（1）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是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直接和根本动因。城镇化推动主体的多元化和国家区域战略重点的空间转变促进了城镇化格局的形成。但在较长时期里，采取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促进社会稳定和协调”的发展思路，以及各地争先恐后追求GDP增长的策略，一方面有效推进了人口和产业在城镇的集聚和发展；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城市外延扩张占主导、人口城镇化滞后、制度建设滞后于发展需要、城乡人居环境质量提升慢和区域差异急剧扩大等一系列问题。这样的社会转型过程，被定义为“传统的城镇化”，即：城镇化客观上比较依赖土地财政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表现为“要地不要人”的城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放任自流，如农民进城的过程自由放任，公共交通建设沦为地方政府追逐土地收益工具，房地产在“市场经济”的幌子下成为投机驱利的行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公共服务设施被忽视。可以说，“不劳而获”和“投机取巧”通过传统城镇化过程被逐级放大。很多人寄希望于限制产业的污染物排放量，运用高新技术改革产品生产的工艺流程，积极发展环保产业等，走工业文明的改良路线，主要解决废弃物、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个别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技术性的、行政性的，最终无法真正解决造成环境的工业文明问题（刘迪，2014）。也有人提出：通过推进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更加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由偏重经济发展向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由偏重城市发展向更加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实际上，这些都是基于生产生活的城镇化模式。英国学者安德鲁·多布森（2012）出版的《绿色的政治思想》指出：“工业社会追求的几何级数增长，造成危机长期积累，其结果可能给地球带来突发性的毁灭”。因此，人们需要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所谓生态文明，即：摈弃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思路，不赞成高增长、高科技和高消费，强调更多劳动，更少物品和服务需求的生活方式。这对规划师来说，就需要更多的生态空间、生态产业和生态工程。与之对应的城镇化过程，也就不再是外延扩张式土地城镇化，而是内涵发展式生态文明导向的城镇化。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成为城市经济生活主流，节能节水产品、再生利用产品和绿色建筑比例大幅提高，新型城镇化具体体现在“集约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四个发展方面。这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一脉相承。（2）中国城镇化的主要任务综合起来，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将面临如下五大主要任务。首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前，中国城镇化的重点和难点是：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加快推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尤其注重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问题，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同时，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平等权利，打通保障性住房渠道，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其次，提高城镇建设土地利用效率。改变城市政府依靠土地财政的格局，按照严守农田保护底线，严控城镇建设用地增量，盘活已有存量，优化用地结构，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和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优美、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确定城市发展的生态红线，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划定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增长边界，形成可持续的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在保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垮，耕地不减，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前提条件下，改变传统的城镇政府单一经营土地的模式，建立既有城镇政府出让土地也有农村集体出让土地的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第三，建立多元化可持续性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加快推进城镇化，必然需要修建交通、电力、燃气、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亿万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也带来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的巨大需求。然而，目前城镇化融资制度安排既非正式又难以为继，主要表现在：①土地财政引发的地方债务风险和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②每年1700万人新增城市化人口，需要城镇化投资融资10万亿元。如此巨大的投资需求，依靠外资无法解决，一方面必须大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另一方面必须加快财税体制和投融资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多元化可持续性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尤其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主要包括：逐步建立城镇地方主体税种，使城市发展财政资源得到基本保障；建立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加快“镇级市”行政体制改革，使更多城镇具备可以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举债和发行地方债券的条件；修改《预算法》，改革政府预算会计制度，系统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为建立地方政府财政信用评级制度服务。第四，坚持生态文明理念推进城镇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强度；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发强度，增强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能力，提高历史文物保护水平。第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推进城镇化，既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科学规划是城镇建设的基础。在全国范围内，依托“两横三纵”空间整体格局，强化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城市群层面，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在城市层面，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市建设融入现代元素，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在乡村层次，融入宜居生活理念，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别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此外，尽快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保持城市规划的连续性。（3）我国城乡规划学科的适应战略最近英语世界的城市规划专家发现：由于将建筑学和工程科学隔离开来，又将建筑学、社会科学和一些如交通和资源可持续性硬技术整合到一起，已经导致英国和美国规划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方向（Hall，2013）。都瓦尔认为，北美、欧洲及大洋洲的城市规划院校的城市规划学科发展基本上都被社会科学家占据优势，但却不能解决城市规划问题，甚至导致城市规划失效，主要原因在于纸上谈兵式的学术研究忽视了城市规划的核心关注点：保障性住房、满足需求的基础设施、生活质量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交通及其可达性、城市的经济生产力等。解决城市规划学科存在的这些问题，相关的规划技能需求是明确的，它们是：住房规划与交付、基础设施规划与财政、环境规划与城市设计、交通规划、城市财政与城市经济学。然而，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现实是采用社会科学范式和分析方法来解释，就显得软弱无力。霍尔也用自己的教学经历说明这一点，他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和伦敦大学巴特利特学院（Bartlett，UCL）两个世界顶级的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业的大学任教，但这两个大学都没有将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培养好的建筑环境专业人士。金认为，当代城市仍然需要更好地整合空间与社会。发展空间和视觉的社会科学，城市是最好的实验平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应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中国的规划业者（包括学者和规划师）一直在学习西方国家的规划理论和方法，从最大程度上进行内容整合和方法创新。毋容置疑，中国最近30多年的城市规划学科发展为中国经济奇迹立下汗马功劳，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尽管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城市规划学科专家对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究竟出现了什么重大变化并不十分清楚，但他们已经从香港的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观察到城市规划与建筑学、房地产、建造和城市设计的整合，尤其香港大学将建筑、城市设计、景观、房地产、建设甚至建筑保护等都尽可能多地纳入城市规划的框架内，尝试在最优秀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满足最好的建筑设计、物业、土地经济和景观生态的城市规划学科传统。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如何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转型服务？首先需要回答“城市规划究竟是什么”？这是一直令规划学界困惑的问题。2013年6月PLANET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一般的看法是，因为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城市规划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今天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已经演变为城市发展问题讨论。西方国家的城市规划学科已经从建筑和工程科学中分离出来，但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密。因此，未来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关键仍然是与建筑学、社会科学以及交通和资源可持续性等硬技术工程学的进一步有机整合。中国的城乡规划学科怎样发展？国外学者也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而且正在迅速向另一个发展阶段转变。事实上，中国城乡规划学习西方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的整合和创新是基于特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集权制度的，即：国家和城市政府利用权力支配了土地开发，并使国家、地方和人民从中获利。然而，今天的中国城市规划还在强调很多的设计元素，需要摆脱“设计及建造”的传统方法，发展更加拥抱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政策导向城市规划。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城市正在从依赖土地出让的财政体系向开征物业税和土地二级市场建立的地方税系统转型。为了适应这种快速转型，中国需要建立一种全新模式的城市规划学科，主要包括混合设计、社会经济分析、科学分析模型和实用性城市理论等。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如何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转型服务？笔者认为：围绕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五大任务展开学科建设。首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规划。简单地说，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物质规划、理性规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规划，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发展需要与国际城市规划学科发展主流趋势一致；其次，基于传统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原理，增加社会经济分析，在物质空间、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规划方面满足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空间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需要；第三，适应新型城镇化需要开设新课程，主要包括：房地产市场和住房政策（尤其关于保障性住房概念）、城市公共财政与方案预算、多元统计分析等；第四，基于资源可持续性原理，科学确定城市发展的生态红线和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划定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增长边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规划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城市。赵燕菁（厦门市规划局局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新型城镇化需要新的城市规划理论新型城镇化提出后，规划行业首当其冲。但迄今为止，规划提出的大多数回应，还是基于传统的规划理论，使用的还是现有的规划工具，针对的还是新型城镇化的形象目标。根植于工程学科的学术传统，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新型城镇化的解题深度和广度。除非我们明白“旧型城镇化”的制度起源，并在理解其原因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理论基础，我们对新型城镇化的解答就只能是表浅的。 2013年7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广西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人，20%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参加除工伤保险之外的其他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率均未超过30%。大部分地区未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对象。由此形成了“候鸟式”、“钟摆式”迁徙。面对这样的问题，几乎所有规划师都会有一种无力感。因为传统的规划理论几乎完全没有为我们提供有用的工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建议“应突破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此类大而化之的建议，多年来已被无数次提起，但只要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需要“户口”的真正原因，就依然提不出突破“户籍与社会合一的管理制度”。像企业一样，投入产出的算计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解释政府行为的基本理论。税收最大化和福利支出最小化，是所有政府的本能。中国的城市如此，美国的城市也是如此。美国城市没有户口，但它可以通过财产税等手段，将无偿分享城市公共服务的人口排除在外。联邦政府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将无偿分享国家福利的人口排除在外。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会提高移民限制，通过国籍管理，减少分享公共福利人口的比重。城市规划之所以无力回答此类问题，乃是因为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将规划定义为“公共利益”代言人。从规划角度看，取消户口，让所有农民同等享受公共服务就是最简单的答案。而一旦我们接受了解释政府行为的新理论，我们就会知道“户籍”和“财产税”是等价的制度。放开一个就必须建立一个。在这样的理论下，取消户籍就不一定更加有利于人的城市化，同财产税制度相比，农民工起码还可以有“半城市化”可以选择。“人的城市化”只是一个例子，回答其它“新型”城镇化的问题也是如此。2014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尽快划定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看上去这个“物理”目标，传统城市规划比较拿手，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这个“边界”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不理解城市蔓延的原因，也就无从知晓边界内和边界外的政策差异，更设计不出合理的利益补偿和转移机制。当年的深圳特区，就曾强行划定特区增长的物理边界。但实践表明，这一边界并没能阻止城市向特区外蔓延。其实，深圳特区本身，何尝不是香港城市蔓延的结果？再如，新型城镇化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看上去，似乎在我们传统的规划学科范畴内，也可以找到相应的理论和工具。但实际却远非如此。几年前，俞孔坚先生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反规划”理论的书。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行业回答这一问题的最高成就。但这本书更多的是提出了一种“理想的”方法。怎样实现“理想”的路径，传统的规划完全不能回答。反规划理论完全从一个根本没有城市的自然开始，按照生态的理念规划城市。但在现实中，往往城市已经存在，即使城市没有发展到地方，也并非真的是“空的”——在这些空间里，布满了各种不同的产权，隐含着众多的利益。除非设计出一套可行的利益交换机制，否则，每个产权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加总，不会自动达成“理想”的目标。但在传统的规划工具箱里，我们所缺少的恰恰是设计制度的理论工具。好的规划不仅是提出目标，而且要设计出可行的手段。显然，基于工程学的规划（包括建筑、园林、市政、环境工程、生态工程、经济地理等广义的规划）理论，已经无法满足新型城镇化对城市规划的要求。城市规划要想回答“新型城镇化”提出的问题，首先超越学科自身的“增长边界”，建立起一套新的城市规划理论。段进（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副院长）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新型城镇化需要我们深入理解的关键词是“新型”两个字,本人认为之所以强调“新型”：一方面是以往的或者说我们正在进行的城镇化模式产生的问题严重，不能延用；另一方面是未来的城镇化到底是什么样并没有可套用的模式，需要新的探索。目标是旧的问题如何化解，新的发展如何科学健康。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给城乡规划学提出了许多课题。但我们往往有一种习惯性思维，一碰到问题就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理论和模式中去寻找答案，过去的实践已经证明拿来主义不行，虽然国外发达国家与地区是城镇化的先行区，具有很多经验与教训，但由于政治、经济、环境、文化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没有现存模式和方法可以套用。国际上通过实践和理论研究所形成的城乡规划基本原理需要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引导城镇化的科学发展。（1）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成绩与问题同在。1990年本人出国联合培养时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城市化研究，国外的导师说：城镇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不应该作为目标和源动力强迫去做，建议改题目。现在我们反思这个问题，中国的城镇化在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对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还是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方一些国家也在研究中国以城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经验。但是中国城镇化途径的特殊性，也伴随形成诸多难以解决的弊端：城乡发展不协调，流动人口规模庞大，用地与建设超前，忽视“人”的城镇化，环境严重污染等等。（2）产生的这些问题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去思考，接地气的方法去应对。例如，如何解决农民在城镇化途径中的困境，就是难点之一，没有方法可以套用。发达国家早期的城镇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经济、社会和人的综合城镇化，而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农民只是廉价的劳动力，人并没有城镇化。在城镇没有优惠甚至平等的待遇，受教育程度又低的情况下农民工如何转化为真正意义的市民，需要有符合国情的环境与制度的设计。同时，不进城的农民如何跟上发展，农业的生产是产业化？精细化?还是规模化？发展的重点是镇还是县城？这些都是新型城镇化成功与否的关键。农村的传统生存环境与社区正在逐步解体，而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显示出盲目性，规划理论与方法跟不上实践的需要。（3）新型城乡规划的理论与方法需要转型并重视与实践相结合。研究重点是城乡规划的延续性，权威性如何实现，管理不仅仅是法规条例，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和运行模式。要研究接轨国家的考核体制和法律体系，研究政府管理与换届的运行系统，形成规划与管理有效结合的技术措施。（4）大规模城市扩张建设时代已近尾声，存量改造型规划将成为重要内容,如何结合物权,租地权周期做规划设计,需要在控规的现行体制上创新。（5）城市设计的作用需加强。三维空间的综合思考，整体环境的整合设计有利于精细化建设，达到从技术上加强以人为本。（6）城市不仅仅需要空间的宜居性，还有文化的需求，有历史的记忆，以及特色与审美需求，未来需要建立更严格和有效的技术方法保持文脉的延续。其它方面，不一一列举，总之，规划的本质不是混杂、拼贴和综合，什么都懂，说什么都能找到理论依据，它是多学科综合交叉没错，但在实践中不一定其它学科都为你打工，你提几个理念、口号、目标后进行组装、集成就行了。我一直认为规划的核心价值还是需要有技术支撑的，最终落实到物质空间环境的建设与管理仍然是规划学科的核心。以往我们最瞧不起具体的实践，认为这不是理论，但是不作适应性研究，没有中国实践的检验，没有案例的积累、分析与统计，得出来的理论与方法怎么能科学呢？赵万民（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院长）我国西南山地城镇化发展防灾减灾的重要意义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全国 2/3 的土地、森林、矿产、水能等资源集中于山地。西南地区是人口、民族、资源、地域文化丰富而多样的典型山地区域。国家统筹区域发展和城镇化西部推进战略的实施，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与建设显露出理论指导乏力和基础研究薄弱，容易惯性走入"建设性破坏"的误区，造成城乡环境资源、地域文化特色、物质空间形态的破坏和损失。近年，西南地区城乡建设灾害的不断产生，相当原因是因为城镇化发展所引出的人地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改变和破坏的负面影响，以及山地城市、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难度等，面对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任务，持续研究和总结西南山地城镇化发展关于防灾减灾的理论与方法，是具有国家高度和重要学术价值的科学问题。（1）防灾减灾研究是我国城镇化建设客观需求。城镇化，简而言之，是人口、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镇地域的不断集聚，但客观上也会加强这些城镇的人类活动强度和广度。因此，城镇化既是社会经济持续繁荣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也必然带来城镇灾害不断加剧的客观影响。近5年，我国因城镇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逐年上升，从2009年的2523.7亿元增至2013年5808.4亿元。事实表明，城镇灾害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已经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城乡建设事业摆脱唯GDP论、唯经济论，走社会民生、生态安全和环境友好的差异化发展道路，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针对城镇灾害不断加剧的客观现实，探索典型城镇灾害的基本规律，提高城乡规划与建设的防灾减灾能力和总体科技水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完成这些任务和要求的物质保障和现实途径。（2）城镇灾害研究是西南山地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西南山地是国家城乡规划和建设的弱点和难点地区。城镇化作用于山地的特殊地表结构和敏感的自然生态环境，引发人地矛盾突出，城镇灾害频仍等诸多现实问题。以重庆的地质灾害为例，城镇建设引发的地灾数量在全部地灾中的比重，由1980年代20.7%上升至2010年代的 50.5%，增幅1.5倍；近10年来，这类地灾的数量已经超过自然地质灾害。事实表明，研究西南山地城镇化和城乡建设的灾害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并且，相比沿海和平原地区，西南山地还存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城乡建设造价高、难度大、技术复杂，传统社会和文化形态的灾害承受能力更为薄弱等地域特点。若以发达地区城镇化经验和平原建设模式予以应对，城乡“建设性破坏”和地域社会发展矛盾等潜在风险巨大。因此，探索典型城镇灾害的空间过程，掌握典型城镇灾害的山地生态效应，创新山地城乡规划理论与关键技术，已经成为西南山地城乡建设的成败关键。不仅如此，西南山地是我国长江等大江大河的集中发源地，也是区域气候过程、水土过程、蒸散过程等自然过程的策源地和放大器，创新城镇灾害研究与建设，建设西南山地生态屏障，不仅关乎西南山地本身，也关乎长江、珠江等我国中东部平原地区的长治久安。（3）城镇灾害研究是山地城乡规划学科的基本任务。推动国家城乡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加强城镇减灾防灾能力，减小城镇灾害的损失和负面影响，建设“美丽中国”，依赖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合理执行“生态文明”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政策；二是构建城镇灾害研究、防治和处置的综合科技体系，这需要城乡规划、土木建筑、市政设施及环境生态工程等诸学科的综合技术保障。多年来，对前者的关注多；对后者的关注少，鲜有创新性成果。因此，笔者希望利用城乡规划学前瞻性的学科特点，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在西南山地特殊的地域范围内，探析山地城镇典型灾害的空间过程与生态效应，适时运用生态规划设计原理，创新规划的方法与技术，干预或解决城镇灾害的问题，达到生态安全、持续发展的目的，以此填补我国山地城镇化发展中防灾减灾工作的空白。黄亚平（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副院长）中部地区应走“市场主动力”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要求，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要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结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持，充分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通过完成中西部城镇化促进我国的现代化”的相关表述，中西部地区将成新型城镇化“主战场”。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化发展动力不强，从历史原因上看，计划经济时期，从“一五”到“大、小三线”建设，中部各省产业结构普遍偏于重工业化，轻工业发展不足，不能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与沿海相比，中部地区既缺乏“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化基础，又缺乏“自上而下”的外资及国家投资拉动，导致中部各省在产业发展上普遍表现为二产不强、三产不足，难以吸收人口就业，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例如湖北多数县域常住人口只有户籍人口的70%—80%。此外，由于经济基础及政府的公共财政偏弱，政府缺乏财力进行城镇基础设施等支撑体系建设，使多数城镇的综合承载力不足，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缓慢。近年来，中部各省都在高举“新型城镇化”的大旗，实际上，更多的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造城运动，为“土地财政” 及城镇的规模扩张开绿灯；表现为新区规划规模大、产业支撑弱，设施投资需求大，公共财力支持弱。这种粗放扩张型的城镇化本质上是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相违背的，随着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的衰减，已难以推动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从内涵上来讲，新型城镇化大致可归纳为“六化”：一是与工业化协同的城镇化；二是紧凑集约的城镇化；三是低碳生态的城镇化；四是因地制宜、路径多样的城镇化；五是城乡统筹的城镇化；六是社会和谐的城镇化。这其中，工业化基础是关键。中部地区健康的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充分的产业发展和劳动就业基础上的，而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市场的推动，因此，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应是一种经济力主导、政策力保障、社会力助推的“市场主动力”城镇化发展模式。要实现 “市场主动力”新型城镇化模式：首先，要运用市场机制推动产业经济发展，一产要运用市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发展规模化、设施化、特色化农业，二产要注重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重，三产要促进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产业经济发展可以夯实城市税收及公用财政基础，并为劳动就业和城镇人口集聚奠定基础；其次，是要注重培育多元市场主体，解决城镇化发展的资金难题，摆脱城镇建设发展所需的资金不能仅仅依靠财政投入、土地出让收入、银行贷款举债等单一狭窄的融资渠道，要放宽市场准入政策，降低市场准入条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城市设施投资和运营，研究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加快探索并建立公共私营合作制模式的融资新机制（PPP）；再次，要按照市场土地价值规律，合理配置土地空间资源，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不能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大规模低价出让土地；最后，要注重发挥政府治理及政策力的保障作用和社会文化力的推动作用，为市场主动力作用的发挥保驾护航。城镇化的发展是建构在产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因此，对规划客体对象本身发展规律的认识是科学规划的基础，例如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决定了乡村居民点重构的模式与布局，缺乏对农村产业发展的认识就难以合理预测乡村人口规模，构建合理的乡村居民点体系。城乡规划学科应当加强对区域及城乡发展基本特征、城乡经济及产业发展规律、城乡居民生活方式变化趋势的研究，规划学科也应注重拓展、转型与创新。黄明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这里的“人”，应该是全体的“人”，更应该是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的人。纵观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以人为本，但从城镇的综合发展结果上看，我们显然更看重的是“物”——从作为物质的城市土地，到城市的物质空间，到城市中没有节制的物质需求。而在对“人”的关注上，我们的缺陷是明显的且愈演愈烈。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应该解决以下方面的问题。（1）城市中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安全的食品、饮水，良好的空气，这些虽然不是规划师能够直接解决的，但规划至少可以从专业技术上保证良田不被任意侵占、污水排放达标、使工业项目对城市的影响降到最低、通过完善的公交系统减少私家车的出行以降低有害气体的排放。（2）针对所有城镇居民的适宜居住空间。目前这一方面较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针对于城市中的刚需住户所进行的规划。这类住宅区虽然近年较受关注，但却往往是低居住面积、少生活配套、远离城市中心、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的同义词；二是针对我国西部地区的众多山区小城镇所需采取的措施（这当然远不是规划及规划师所能完成的）。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加上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频发、可建设用地十分有限，以及西北地区很多城镇的缺少饮用水，等等，这些城镇中有相当部分并不适宜于人类聚居。（3）适宜于普通城镇居民生活、交往的城镇公共空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私家车不仅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也“进入了”城市的几乎所有的“开敞空间”：原有的广场成了停车场，原来的非机动车道没有了自行车而停满了汽车（尽管我们近年又提出建立“慢行系统”），甚至人行道、盲道都成了理所当然的停车场地。我们的城市成了一个机动车主宰的怪物，本来应该服务于人的汽车反客为主变成了主人，城市人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生活空间，不要说交往，连起码的安全都成了问题。（4）对所有人的尊重，对人所处的环境的尊重。在我国时有发生的“强拆”问题当然不是规划师所为，但是，“强拆”的行为主体政府（大多时候），他们都在强调这是在按规划行事。反过来说，我们的规划是否真正考虑了所有人的利益，对所规划的每一个地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是其一。其二，尽管我们也在强调尊重历史，尊重自然，但经过我们的规划、建设，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城市就变成了千城一面、“整齐划一”。我们改造了自然：“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我们“更新”了历史：拆除了陈旧的真迹，堆砌了无数的赝品。回过头来，我们再也看不到我们记忆中的河流，望不见陪伴我们从小到大的山峦，再也找不到承载着我们梦回萦绕乡愁的家乡！（5）人口、用地、公共服务的“城乡联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指出，2000年至2011年，我国的“农村人口减少1.33亿人，农村居民点用地却增加了3045万亩”。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1.33亿基本上为青壮劳力，他们在城市从事着最基础的劳动却享受不到基本、完整的公共服务，更不用说在他们身后需要他们支撑的整个家庭。没有人能保证他们在城里工作的长期性，他们的收入也无法承担得起城市里高额的房价。跟随着人口年龄的增长和现行的政策，农村居民点旧的不去，新的却来；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规划，规模（包括人口和用地）都是增长型的，很少有保持不变的，更不用说缩减。按理说，在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人口必然减少，农村居民点用地必然也会相应减少；并且由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高于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城镇化应该是一个节地的过程。但目前，我们一是没有一套完整的、具有强制规定法律效力的、强调人口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一体的“城乡联动规划”体系、机制；二是各级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提供针对包括了全体市民、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三是，很多地方的城镇化水平提高，说得好听的是靠吸引行政区域外的机械人口增长 ，而实际上是只见房子不见人、没有产业的虚假城镇化。这样，就使得城市与农村人口与建设用地的增减互不相关、各行其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为近期国人关注的新型城镇化讨论提供了最为全面、权威的答案。但未来的路怎么走，这远非规划师、规划界所能完成。这应该是考察、检验各级地方政府执政理念、执政品德、执政水平的关键所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强调着可持续发展却赚尽了先人的钱、卖光了后人的地；我们执着于社会和谐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我们高喊着环境友好却发现越来越难找到干净的空气、粮食和水。但愿这一次，我们能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开正确的步伐，脚踏实地，“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张京祥（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党委书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驱动是制度创新简要而言，我国关于城镇化的认知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学术界（主要是城市地理界、规划界）开始关注城镇化问题，但是当时还受到意识形态、国家城市发展方针等的制约，基本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认同；第二阶段是1997年后，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受到冲击，经济学家建言中央政府以城镇化拉动向内需发展转型——“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于是从“十五”开始，加速推进城镇化就成为了国家战略；第三阶段是在2005年以后，面对唯GDP至上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开始改变之前的单一城镇化价值导向，转而强调城乡统筹，实现和谐、健康的城镇化；第四阶段则是2013年后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经济形势新的严峻挑战，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城乡问题、环境问题等等，从实现中国梦、实现现代化的系统性和战略性层面，重新认识中国新型城镇化意义、方向与路径。总之，三十多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城镇化所肩负的使命不断加大，其目标取向和历史意义也不断升华。在全国城镇化水平越过50%门槛以后，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与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虽然国家颁布了新型城镇化规划，描绘了宏伟的蓝图，但是我们也发现城镇化的动力总体上在减弱，城镇化的综合成本在不断提高，城镇化的关联效应日益复杂……。国家提出的有关城镇化目标、手段，与许多地方的当前实际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比如国家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要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但至少在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是，不仅本地农民不愿意放弃户口进城，外来的农民工也缺少放弃农民身份、定居当地的强烈意愿，反而是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想改变身份回到乡村去。再比如，国家要求放开中小城市、县城镇的户口以吸引农民入户，而实际上大量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对农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全国也只有北京、上海等极少数城市设置有严苛的入户门槛）。也就是说，过去城乡之间由于存在着显著的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待遇等差距而产生的要素驱动，已经难以再成为当今继续城镇化的强劲动力，简单的户籍放开、提供社保等手段也已经不会再对农民产生明显的吸引力。也许，中国的城镇化至此可能会陷入“中等水平陷阱”——虽然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水平可能还会有所提高（然而速度也明显趋缓，许多学者甚至预测中国的最终城镇化水平在65%左右），但是越来越多由于个体“主动选择”所导致的“半城镇化”却可能高居不下。所以，要想真正启动新型城镇化的步伐，真正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关键的是要进行系统、深刻的制度创新。城镇化的制度创新是一个宏大的课题，但是在这其中最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土地制度问题。有关如何对待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的属性和权利等问题，社会各界争议很大，国家从保持社会稳定、保障土地财政等角度出发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但是继续维持这种旧的土地制度已经导致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农民的土地（包括宅基地）不能成为可以兑现的资本，想进城的农民就难以改变“赤贫阶层”、“弱势阶层”的命运，乡村也难以成为有价值的经济空间；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使政府获得了土地财政的巨大利差，却不断加剧着农民对社会的不满，并导致农村违法用地行为愈演愈烈；农村土地难以流转、进城农户的宅基地难以清退，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价值就难以根本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就会不减反增，进一步加剧中国土地资源紧张的局面……。实际上，国家已经在农村地区实行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一些学者认为农村的土地已经事实上是农民“私有”（华生，2013），但是却没有突破土地制度的最后一重障碍，这样的结果反而是固化了城镇化的动力基础和城乡利益格局，既有的土地政策导致了城乡发展的“双输”。 所以，如果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将不会有城乡先进生产要素的“对流”和再配置，不会有真正的乡村复兴，不会有真正的城镇化，也不会有真正的国家现代化。华晨（浙江大学建工学院教授、副院长）以遗产的视角迎接后农业时代的到来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成为一个议题，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差别。很多解决办法致力于将农村变为城市，以减少或消灭农村的方式来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别。这一观念在理论上具有逻辑性，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并没有显著的对应关系。事实上，我国城市化初期的城市人口长期低于20%，那时的城乡差别已经存在，虽然现在城市化率提高了30多个百分点，却没有缓解这个差别，反而看到其差别的加剧和复杂化了。在对待农民和农村的问题上，城乡规划学科均采用了以城市取代乡村的观念，即使在保持乡村风貌和特色的专项规划工作中，也是以城市的需要迫使乡村进行配合，第一产业虽然具有根本性的重要作用，但在规划学科中从来就处在被压缩和被限制的地位。（1） 关于农民意识的习惯性认识不仅规划学科重城轻乡，整个中国社会均看低农村。人们习惯地将农村的活动与农民意识相关联，农民意识被认为具有落后和守旧的贬义因素：①土地情结；②家族纽带；③固封自守和④小富即安。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与文化价值观造就和界定了农民只有一亩三分地的境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墨守成规，步行范围所及的孤陋寡闻和靠天吃饭的不思进取。（2） 农民意识中朴素和适宜的社会作用即便在农业社会中科技的作用有限，但农民强烈的土地情结形成了敬畏土地和环境的社会共识，客观上确立了尊重自然的思想基础；紧密牢固的家族纽带构建了可靠互助的社会关系，在熟人圈中必须克制不良言行，使诚信得以珍惜，道德法庭得以威严；工业社会中认为的固封自守在农民的坚持下，正是各种地方特色的基本来源。小富即安尽管不能引领进取和改革的征程，但为弱势团体降低了提高幸福指数的代价，也为工业社会中高效率和高节奏的状态提供了量力而行和适可而止的依据，人们不应以结果而攀比，为所求而不惜代价。如果有坦然面对尽力后未取得成功的平和心态，暴力冲动和抑郁纠结都会相应减少。（3）以遗产的视角对待城市中的第一产业农民和农村的历史远长于城市的历史。其社会地位的下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具有复兴重生的机遇性。长期以来，城市排斥第一产业不仅加剧了各种城市病，也将城中村变成了问题；对农民意识的贬义性诱迫失地农民拆村并居，以抹灭乡风民俗换取市民待遇。城市中的青少年熟知鸡腿大排，却少见活鸡活猪，少见田园风光，少闻自然之声。2012年以来，农民首次在我国不占多数，城市中农的元素日益减少。正如大规模的“退二进三”使昔日丑陋的厂房华丽转身为工业遗产，第一产业逐步的稀有性也将成为另一种城市的遗产。（4）后农业时代协同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能够促进城市的发展，同样，农业也可以在科技进步的支撑下，以“后农业时代”的方式与城市交融共存。具有普遍性的居家种菜是城市接纳农业的有利社会条件，汲取农民意识的积极因素对于构筑人际亲情关系和社区归属感也具有建设性。如果在历史遗产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农民和农村的社会价值，通过在规划学科中视所有要素为资源，使各种资源互为依托，第一产业成为城市的组成要素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在空间上是可行的，在法规上是需要补缺的。根据生态环境平衡的理念，垃圾不是废物，而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如果弃农建城产生了城乡割裂和冲突，强调效率和标准剥夺了慢生活的情趣和地方文化个性，那么让农民和农村回到城市，或者在城市扩张中为乡村留存地方性的物质和非物质基础条件，对于缓和城乡差别是有益的。通过社会意识的进一步成熟和科技进步的人文性贡献，后农业时代协同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和相应的制度建设，会使新的城中村不仅不成为城市的一个问题，而是燃起城市的一个希望。王世福（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系主任）新型城镇化是城乡社会共荣的进程城镇化，本质上是土地和人口的非农化进程。人类社会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要素流动和资源集聚塑造了更多的城市空间和城市人，通过科技进步获得了以物质提升为特征的巨大满足感，但是以精神提升为特征的城乡生活幸福感却呈现巨大落差，尤其是中心城市作为城市化成就的集中表现，伴随着一系列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未能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下形成成功的诠释。同时，乡村日益的空间衰败和形态异化，伴随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未能在“美丽乡村”的家园感方面形成有力的维续。究其原因，我们需要反思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强调的"以人为本"的本意，即在物质增长的同时大规模地在城市集聚人口，是否形成精神提升的城市社会？城市社会具有的积极性和进步性如何认识？城镇化是否具有提升城乡整体发展质量，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从现象上看，城市的胜利以技术文明的极大进步为荣耀，工业革命所推动的城市化表现地尤为显著，城市作为人类创新发展的中心地，以各种诱惑和挑战，不断吸引着更多"优秀"的城市人。同时，以集聚为特征的城市,通过规则制定和市政管治构建高密度共享所必须的公共秩序，孕育并发展了一套不同于乡村的城市文明：小到拥挤环境的排队秩序，大到举办大型公共活动等，既强调个体的公平，也追求竞争的效率。因此，城市社会表现出比乡村社会更高程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尤其体现为对异质性个体的包容，在这样一个包容创新的进程中，大量的乡村人“化”为城市人。随着城镇化的演进，社会的另一面就是更少的乡村空间和乡村人。这部分人群是否随着城镇化进程，提升了乡村社会，或者分享了源自城市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呢? 从近30年城镇化进程考察，中国乡村社会的衰败是显然的，是城市胜利的一面镜子，扭曲地反射着镜中光鲜的城市。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提出“新型城镇化”，具有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双重含义，与其说是建构，不如说是反思、纠错和扬弃。宽容地理解，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成长的烦恼、发展的代价；而批判的理解，这是一个非必要的全面牺牲的阶段，是教训的积累、发展的偏向。各类资源的投入以及制度的设置仅仅迎合了经济城市化目标，却掩盖了更本质的社会城市化目标。即使出现城市胜利的局部辉煌以及表面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却伴随着城市社会的冷漠化和劣质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衰败。城市和乡村是不同的社会共同体，我们要重点认识“新型”城乡关系的两个层面：一是基础层面，作为人的个体发展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发展，平等的城与乡之间，无差别化的要素是否在城镇化进程中予以保障；二是提升层面，异质的城与乡之间，如何在要素互补的基础上实现各自的功能提升，实现“共生共荣”式的城乡发展情境。显然，城与乡之间可以辨别出两类要素：一类属于应然的无差别状态，包括基本生活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须以制度安排和物理空间为保障；一类属于必然的差异状态，包括功能承载和物质密度等，须寻求互补合作的统筹方式。路径设计方面的构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应强调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城市不单单应该通过经济力在物质上反哺乡村，实现乡村基本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与城市无差别化，更应该通过社会力对乡村实施人才反哺，加强对农村人力资本的“造血式”投入。中国传统的告老还乡，开私塾、搞教育，把多年的知识、经验传承给年轻一辈，就是一种很好的人才反哺方式。城市文明对于乡村社会的提升，具有对乡村发展相当积极的意义，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引导人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也可以考虑在确保养老直接相关的资源供给和服务保障基础上，建立养老制度与乡村建设的统筹。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乡村的自组织能力。乡村是基于血缘、地缘而形成的一个社会共同体，可以同生死共患难，在遇到与集体利益相关的问题时，会爆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实际上，乡村决策的民主基础好，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大，所以乡村规划建设中，应该摒弃城市中单纯管制的规划，尽可能地发挥乡村的自组织能力，依靠乡村和农户的自主行动，去规划、实现乡村发展的蓝图。中国乡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强调乡村社会的自强目标也是极具历史进步意义的。总之，“新型城镇化”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在社会发展方面深刻思考城市社会如何通过包容创新培育更优质的城市文明，乡村社会如何通过自组织建设更美好的乡村文明，从而构建一种“城乡社会共荣”的高品质城乡关系。唐子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全面的制度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3年的53.7%，年均增长约1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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