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 “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城乡规划思考”笔谈会 | | 作者 |
| | 摘要 | [编者按]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一直是城乡规划学科的核心价值观。在2016年2月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特别强调“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从关注物质空间发展的城乡规划思维进一步转向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在当前城市、环境和健康问题不断凸显的情况下，如何满足人的需要，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如何留住乡愁，如何让生活更美好，成为当下必要的城乡规划思考。为此，本刊编辑部以“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城乡规划思考”为主题，特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本次学术笔谈（编排以收稿时间为序）。齐康（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时态·形态·生态时态是指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是前人经历的发生发展的许许多多的事件及事迹的总和，城市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从时间角度来分析事物的存在可以从长过程也可以从切片式的短过程着手，从中均可以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形态在这里指城镇形态，指从历史及图形方面可见的城市空间的变化、发展或衰弱、直至消失的演变轨迹。古代的城市为防御而筑城墙，阻外敌。在冷兵器时代，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筑城以卫君。我国的万里长城是为了防止北方民族南下而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南京的城墙长达36km，至今仍保留了其中的一段；南京的中华门是最大的城门，有城垛，可以驻足，还有马道，是了不起的工程构筑物，其高处达20余米。防是一种封闭，我国的传统四合院是一种封闭，法国巴黎老区也是“封”，香榭丽舍大街也是一幢幢建筑的连续体。我多次去过巴黎，陪同人员问：“您要看巴黎圣母院吗？”答：“不要”。“看卢浮宫吗？”答：“不要”。问：“您要看什么？”我说：“看大街的背后”。在巴黎经过看到的也是连续的小商店、小吃店、酒吧等。他们的居住区是两到三层的三合院，楼上住人或会客，那里见不到阳光，只有下午一点钟，阳光斜斜照进来，几乎只有一刻钟。他们是生活在见不到阳光的卧室。苏州传统的街区内是巷子，妇女在巷中水井边洗衣，水井边是个交流的地方。有一篇形容“巷”的短篇散文，形容其幽静：墙内开花出围墙，其景色具有一种特殊的静谧美，这种美与低层高密度、“封”的布局有关。这种“封”使城市界面清晰，多有空隙（gap），且突出了城市的对景（在西方如教堂或公共建筑），难怪著名建筑师Camillo Sitte在其所写的“Arts of Building City”一书中，一开篇就感叹因为交接失去了gap，从而也失去了古典城市美。现代的城市建设，则强调阳光和通风，要求建筑的间距满足后面的建筑有足够的阳光。我国北方的哈尔滨最冷的冬天气温达零下30多度，以行列式南北向排列为主。而南方最热天气更是如此。由封闭到开放这是个时间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腾飞，国力增强，新型城镇化，农民工进城，城市扩大用地，许多矛盾在发展中产生。在农村中三农问题突出，孤寡老人及留守儿童，社会福利等保障体系也需紧紧跟上。在新型城镇化起步阶段，城市和乡镇的污水排放，地下水下降等问题尤须重视。在我国北方，众多城市缺水严重，不得不南水北调，雾霾天气特别在京津冀一带较为严重，经济的上升，城市的小汽车数量大幅提高，汽车的尾气排放也加入污染的行列，我国进入治雾霾污染的发展中国家。全球气候变化，致使灾害频发，水灾、旱灾、山崩等等，防灾工程列入我国各地，作好应急措施，加上对国外的支援，作我国应尽的义务。我国是缺水、多煤，加上能源危机，处理好燃料的供应及电力的输送是件大事；此外，绿色建设、脱贫致富、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等也应成为全国上下的核心价值观。特别是绿色建筑有个时空关系，要有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也要有绿色技术，这都是繁重的工作，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当前我国处在经济的新转型期，所以调结构、促发展是当前重要任务，我国还有2000万贫困人口必须在近年内解决，这些紧要任务压在我们身上，需要全国上下，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下共同克服困难向前进。建设一个有高文化水准的国家，还需提高全国的建筑文化水平，所以建筑风格的提高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内容和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新建筑的出现，建筑风格存在抄袭现象。怎样在传统转化创新上求得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我们一代建筑师的责任。建筑风格的探求是我们几代建筑师、规划师探求的，需处理好建筑形式是建筑文化的魂，即建筑内容是基本的表现，是首要的原则。首先，要赋予建筑文化内涵，使建筑有生命、有价值，使之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其次，建筑艺术的表现是点与面的关系，即建筑风格要与周边建筑协调一致，处理好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使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一致，达到相对统一。第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建设水平、建筑材料、施工也在进步，风格需反映时代的特征，事实上建筑界、规划界已为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作出了贡献。最后，一定要识别和区分建筑风格的高雅、通俗的优秀和大众化的建筑风格，要区别于那些庸俗的怪异的建筑风格，建筑管理部分需要处理好管制能力，对历史名城更需要有历史文化和保护的观念创造出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经典。观念、时代是连续发展的，形态中美的概念和艺术是时代的追求。城市规划需要适应新形势，强调绿色设计，强调数字化。逐步改善城市的功能与艺术表现需有好的评比机制。绿色发展更需要注重环保、节能、智能等要求，以及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借鉴与吸收。培养我们的自信，是取得进步及建设一切有利于体现地方特征的人居环境的基础。切忌孤立强调“城市设计”，相反需将优秀的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挂钩。时态、形态、生态是我们的一种哲学思考，需有识者共同努力。我从事规划与设计已六十余年，希望能与大家志在千里建设好我们美丽的祖国。 邹德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顾问，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认识规律今年2月，中央和国务院在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后发布了“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37年来首次召开。这期间我们国家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和践行，带来全国经济、社会、科学、文化、教育全面的高速发展，其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城市的发展建设也不例外。因此，在30多年后的今年，专门召开以“城市工作”为主题的专门会议是极为必要的。开宗明义，“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是现代文明的标志”。这是对城市本质的基本认识。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个核心问题。城市的存在、成长、发展都有其客观的规律，而非依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这个问题，是30年来我国城市规划中经常遇到的矛盾和困惑。某些决策者迷信“唯意志论”。城市应该有多大，如何发展，不研究客观条件，谁权大谁说了算。这方面造成的错误后果是很多的。以人为本是城市发展建设的核心价值观。满足人的物质、文化和生活需要是根本。城市是一个人造与自然相融合的有机整体。城市为人所居，为人所用，是人类各种活动的平台，为这些活动提供服务是城市的基本职能。因此，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把“人”仅仅看成是创造GDP的“筹码”是本末倒置的。平衡，是城市自身固有的特性和要求。人口、用地、环境（特别是水）之间的相互适应是主要的因素。其他资源，如能源、郊区农业、生态绿地等与城市建成区之间也有平衡的关系。城市各项用地的比例关系是关乎平衡的重要标志。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不平衡往往是常态，平衡是规律之所在。“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今天仍然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关于城市特色风貌。城市是多样的，客观上应该各有特色、各具风貌。这是城市规划天经地义的事。过去曾一度抛弃“美”的问题，结果乱象丛生。实际上，特色首先是城市内质的表象。山水是城市与周围自然的关系。乡愁是城市自身历史文脉的传承。这些要素构成的风貌，依靠人们去认识，去展现。今天重提城市设计的重要性也在于此。阮仪三（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在营建城市或是乡村时，都要认真地考察周围的自然山水、地形、地貌，所有的古城和历史村落都秉承了传统的风水观念，把人看作为天地宇宙中的一个分子，敬天畏地，顺天安民。《管子·乘马第五》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伍子胥在规划阖闾城（即苏州）时，用了八个大字“象天法地，相土尝水”奠定了古城的方位基础，后代智者的精心经营，充分利用了江南水乡的河渠水系，造成了卓绝的苏州古城的河街相间的双棋盘格局，正是古人很科学地处理了天和水的关系，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便利，而成为繁盛的鱼米之乡。宋代《吴郡志》上写道：“吴郡号为泽国，因震泽（太湖）巨浸，东接五湖，又东注入城门，纵横交流，居民赖以灌溉，凡舟楫舆贩，悉由是而旁通焉，故桥梁是为多”。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苏州古城，在1940年代，城里河道总长82km，而在1950年代以后，填河拆桥，改筑马路，变舟楫为车行，城内河道总长只剩下38km长，河少了，下大雨排水就不畅，老河道本来还有蓄积余水的功能，现在也丧失了。因此从1970年代起，一下大雨城里就会遭水淹，全城遭殃，财产受到损失，居民更是遭罪，那个时期家家户户还用马桶，屋里一进水，马桶浮了起来就打翻了，真是苦不堪言。后来只好在城市出水口处装了大水汞，一下大雨就加快抽水。1990年代以后，保护古城的重要措施就是把几条主要河道重新挖了出来，才初步解决了城内水涝的问题。同样的情况在许多城市中也发生了，如浙江的慈溪填掉了城里的几条干河，去年就淹了半爿城。还有湖南的凤凰古城，穿城而过的美丽沱江，硬是要筑坝造桥，原来很好的汀步石磴，既有特色又能洩水，扒掉汀步建了风、霜、雨、雪四顶拱桥，夹河两岸又侵河盖楼，沱江水流不畅，去年大水，古城整个被水淹浸，受苦的是古城居民。而有的原来以泉水著名的城市如济南，被誉为泉城，旧城筑于元代，城址选择在泉群集中之地，南对千佛山，北部利用洼地开凿了大明湖，形成一座“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丽城景。但在八、九十年代大规模无序的城市建设，地下水系被无知地破坏了。泉水消失了，现在只剩下干枯的泉渠，著名的趵突泉，要人工灌水才能恢复旧观。现在济南还打着泉城的名牌，但早已名不符实，只能留下美好辛酸的回忆。我在1977年带学生去福建的山城龙岩做规划，那时全城大街小巷都流淌着清冽的泉水，城中有多处的泉井场池，泉水突突地涌出地面，既是美妙的景色又给居民带来极大的方便，可我1984年再去龙岩做规划时，发现这些泉井全都消失了，路旁沟里淌着泉水和垃圾。当地人告诉我由于盲目的城市建设，龙岩是喀斯特地质，泉水全在地下溶洞流走了，而地下水质检验结果显示大肠杆菌严重超标，全被污染了，清洁水源在几十公里以外。据说这种生态的破坏已无法恢复，很明显以上这些全是不重视生态保护而只顾片面发展造成的后果。我记得大概是在1971年，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期，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以后，在他建议下，要全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们了解世界上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曾经组织我们看了几场内部电影，都是讲的上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几次严重的生态灾情，一是美国芝加哥汽车废气排放造成的光辐射导致室外工作的几千人眼睛红肿，以至短期盲视；二是英国伦敦的工厂和汽车烟雾排放造成城中几个月雾霾不散，使十几万儿童患了气管炎，难以痊愈；三是日本的重化工企业的污水排放，污染了近海鱼虾重金属中毒造成畸形，人们食用后得了骨质肿瘤和严重关节炎，特别是老人和小孩走路只能一跳一跳地迈步，人们称之为水俣病，该地区也被命名为水俣县。这三部电影的放映，就是警告人们要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要预防空气和水体的污染，他们已经受到了沉重的教训，但是中国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这个魔障。当1980年代以后生产大发展，城市大扩张时，还是重蹈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覆辙，把生态问题置于脑后。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恩全集》第20卷第519页）。人们是容易健忘的，导师的教导在利益前面都会被忘得精光。当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种种生态问题都是自取其咎，那些急匆匆获得的近利，现在只得慢慢地一边受苦一边清理偿还。许学强（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我已离开规划第一线多年，而规划学科和规划事业发展迅速，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编辑部诚邀我写点东西参加笔谈会，本想婉言谢绝，但考虑我与贵刊联系已近三十五年，只好勉为其难，说几句老话，请指正。一、规划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中央有关文件强调，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从关注物质空间发展的城乡规划思维进一步转向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我认为，关注物质空间的规划思维与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并不是相互对立的。我们不能说，过去的主流规划思想就完全没有考虑人的需求，只关注物质空间，因而全盘否定前30年的规划。因为以人为本也必须关注物质空间，关注物质空间也是为了人。我们反对的只是那种违反客观规律，违背客观实际，不考虑广大市民需求，仅仅考虑个人或少数人的主观意欲的规划。今天强调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也不是说，规划可以忽视物质空间的创造和再创造。从物质空间的构思到规划设计，到施工建设，最后提供给市民生活居住、工作、交往娱乐等活动，这是一种空间生产到空间消费的全过程。物质空间发展规划一方面要遵循地理环境和旧城改造利用的客观规律，同时要遵循人类本身不断丰富变化的生存发展的客观需求。也就是说，城市规划既要遵循自然规律，也要遵循社会规律。认清城市发展规律是编制好规划的前提。城市发展必须与地理环境相适应，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荣、共发展，是我们规划师的终身追求。因而，现代社会对规划师的要求是十分高的，只有不断学习，博采众长，修炼人生，才能较好地完成一个规划师的历史任务。二、规划不能成为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编制规划，规划任务繁重，规划市场活跃。新一届政府一上任，带着某种激情和冲动，着手调查研究，组织编制规划。在没有深入研究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条件下，在没有很好评判上一轮规划是非之时，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鼓励规划人员敢想敢干，在短期内拿出他们满意的规划方案，并要求规划时限与其任期一致。在这种气氛下，规划人员也不得不匆匆上阵，有的还将层层领导的某些话语用红色字体写入说明书中，并去论证这些话语的重要性和正确性。规划人员在这种浮躁的气氛下，来不及去深思熟虑。没有掌握城市发展之“道”，怎能施展城市规划之“术”，怎能编制出好的城市发展蓝图呢！回想过去，在规划中留下的许多教训，往往就是来自这种＂长官意志＂的可行性研究。急功近利、贪大祟洋、全面开花，大有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大跃进”之势。破坏生态，浪费资源。一届政府的任期是短暂的，而一座城市或一个区域的存在是无限的。所以习近平主席说，一张图纸干到底。城市是历史的，不是某个时段的，更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是一个过客，所能做的一切在历史的长河里只能留下点滴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将受到后人的评判。我们应该对历史负责、对个人的行为负责、对居住在这里祖祖辈辈的人民负责，绝不能把规划当成施展个人权力和彰显政绩的工具。三、规划的好坏要以人民的诉求为标准一个好的城市规划不仅要符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还要以能否提高人民的福祉，增强人民的幸福感为主要依据。这两者是不矛盾的。一个好的规划一定是得到人民的肯定和赞赏的。因此，市民才是所有规划建设的最后裁决者。而城市规划过程的本身，应该是全体市民的生命体验进而影响城市规划，并从中受到教育和去享受城市建设发展的最终成果。所以说，规划的好坏要以人民的诉求为标准。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应该会诚心诚意地去倾听市民的意见。我们常说，我们的政府是强势政府，其优点是，办事可雷厉风行效率高。其问题是，有可能某些个人并不能代表人民意志的错误决定得以强势推行。错误的规划越强势推行，危害越深远。既要规划好，又要效率高，措施之一是在规划过程中建立和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比如，相关部门如何组织策划市民论坛、社区授课等多种形式培训、教育居民的市民性和公共性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从而具备基本的规划参与和表达能力。政府应为民众提供合理诉求的表达通道，民众表达的意见和建议真正被考虑和重视。各种咨询委员会不仅只是政府聘请的专家和官员的闭门会，还应包括一定数量的在地的利益相关者。应该考虑建立和完善社区规划师制度，真正起到培训教育和传达传递民众的基本诉求。规划要真正践行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要具有高度的人文情怀。毛其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人居环境的建设方向现从人居环境建设角度，作以下三点讨论。一、人的城市化我最近参加“联合国第三届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会议”（人居三）的准备工作，被分在政策文件第一组（PU1），主题是“城市的权利和为所有人的城市”（right to the city and cities for all）。PU1初步文件的主要观点包括：一个城市不应歧视其市民的性别、年龄、健康、收入、国籍、民族、迁徙状况，以及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一个城市应尊重、保护和促进市民的多样化生活，以及不同文化、风俗、习惯和身份的个性表达；一个城市应提供优质的公共空间，以增强社会互动和政治参与，促进交流、多样性和社会凝聚力；一个城市应加强其居民参与城市政策和空间规划的编制、实施、监测和预算等过程，以提高城市运行的效率和透明度；一个城市应具有包容性的经济，确保全体居民的生计安全和体面工作，包括给予各种经济体如互助经济、共享经济、循环经济和护理经济应有的发展空间；一个城市应是人类聚落与自然生态的组合系统，应尊重城乡联系，保护生物多样性、自然栖息地和区域的生态系统。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人的城市化”与联合国“人居三”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与世界人居运动有着共同的发展方向。二、规划工作的中心目标中国科协2006年年会在北京召开时，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承办了“人居环境与宜居城市”分论坛，我曾根据当年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资料，在论坛发言说：城市环境不断恶化，大气污染严重，城市与区域频繁出现大面积灰霾、日趋严重的酸雨、烟尘、光化学烟雾、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物质，严重威胁人体健康；江河、湖泊、地下水和近海的有机污染严重，城市饮用水缺乏安全保障；城市污水和固体废弃物增量迅速，无害化处理率低，污染正在向周边地区扩散。此外，在许多传统的城市环境问题还没有得到基本解决的同时，一些新的环境问题又接踵而来。如机动车尾气、室内空气污染、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等。但那时绝未想到的是，十年之后情景依旧。面对严峻的城市环境问题，社会各界在不断发出警号，呼吁“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思想一次又一次占了上风。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努力，壮怀激烈，但绝大多数都未能取得理想结果。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城市工作指导思想不太重视人居环境建设，……。现在，人民群众对城市宜居生活的期待很高，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衷心希望“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也能够成为我们城乡规划工作的中心目标。三、城市文化建设前两年我参与了工程院《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咨询项目。清华大学课题组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研究报告”序言中写道：“一个时代所塑造的精华文化会留于青史，传诸后人；所产生的糟粕也会刻下时代的痕迹，为后人所指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记得住乡愁”，目的即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然而几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城市文化建设需要探索新的范式。文化的发展，包括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繁荣，传统文化的继承、延续与新文化的融入和创造。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通过发展各项文化事业，建设“文化强国”。这项建设事业不仅是一批工程技术措施，更不仅是若干文化产业的兴建，其核心是中华文化精神之提倡，中华智慧之弘扬，民族情感之凝聚。同理，探索中国人居环境的建设方向，也应以文化繁荣作为终极目标。陈伟明（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把保护基本农田工作放在优先地位，保证生态用地，合理安排建设用地，推动城市集约发展”，准确理解自然环境的多元价值，是处理好基本农田、生态用地和建设用地三者关系的基础。长期以来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和景观休闲价值广受重视，而其自然生态价值被忽视。一般山坡地植被丰富，生态良好，海涂滩地作为湿地也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生态用地虽渐受重视，但管理缺乏刚性约束。农田保护是国策，为避开基本农田，不少城镇转而选择丘陵山地、海涂等作为建设用地，虽然保护了农田，但也许破坏了更具生态价值的生态用地。另外，山地海涂开发利用产生了大量的土方填挖，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开发建设成本高昂。保护自然环境，维护城镇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是基础，推动集中紧凑发展是关键。海涂山地一般远离中心城区，如有些县级市在距中心城区数十公里的海涂围涂造地建设城市新区、副城，有些中等城市在远离主城区丘陵地规划了多个不同功能的园区，对于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力均有限的中小城市，开发建设这些飞地，难免拉大城市空间框架，造成城市建设分散，增加了城市运营成本，不利于尽快聚集人气，违背了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的初衷。组团发展、有机疏散对于疏解大都市产业与人口，缓解城市交通和环境压力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另外，为了保护城市中具有较高自然生态价值或山水景观价值的资源，通过相对灵活的空间布局形式形成组团式结构，也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对于本该紧凑发展的中小城市，规模不大的城市划分成若干个空间相对分离的功能组团，规划出大小不同分工各异的公共中心，不仅带来高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不利于产业和人口的集聚，而且不断拓展的建设用地对于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也产生了较大的压力。城市绿地建设往往也只重视景观和休闲功能，忽视生态功能。无论平原、山地还是水网地区城市都大量开挖修筑人工湖，尤其是有些江南水网地区城市，忽视自身的自然环境格局，填河挖湖，既破坏了生态环境，又失去了特有的自然环境肌理和传统风貌。绿道建设广受市民欢迎，但绿道建设与城市生态廊道缺乏联系，如果能在绿道建设的基础上构建生态廊道，尊重自然，以人为本，既满足了市民健身休闲的需求，又能为动植物的自由迁徙和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可能，有利于更好地保持城市与自然的沟通联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境界。史怀昱（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关注生态脆弱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对于生态脆弱地区，理论研究的关注点多集中在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而在具体实践中这些地区常常更加关注经济的发展，经常忽略了绿色发展，忽略了为人们留住乡愁。理论与实践的出入恰恰反映了这类区域的发展困境。在单纯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的导向下，以人为本，基于外在的、维系生态平衡的绿色发展和基于内在的、满足人们精神层面需求的留住乡愁，往往无法共存。城乡规划学科所关注的核心价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在这类地区遭遇困难。针对这一问题，我结合陕西的实践，谈几点认识。陕西黄河沿岸地区，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整体生态脆弱，环境承载能力低。黄河中游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作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融地区，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而长期以来，为实现地方经济的发展，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开发成为区域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工业化推动城镇化。与此同时，带来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水土流失严重，绿水青山不再，地域传统文化难以传承，矿产资源富集地区和贫瘠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发展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在退耕还林、扶贫、生态移民等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区域生态环境有了好转。但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还是区域本身，所以必须寻找到依托区域资源禀赋，充分激发区域发展活力的发展动力，才能促进区域持续稳定发展。借助于国家公园的契机，我们从建设“黄河国家公园”的思路出发，以期通过整合区域的文化遗迹、生态资源，链接城市与乡村地域，实现城镇化发展与绿色、文化、自然资源的融合，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首先，突出区域生态安全。该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生态屏障，对控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针对地区生态承载能力，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制定负面清单，严格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同时，通过水土治理、水生态环境修复等手段改善地区生态环境。其次，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民族文化的摇篮，也是民族精神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乡愁所在，保护好区域文化和景观特征，在保护前提下，适当进行开发与科研活动，以特色旅游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探索区域新的发展模式。最后，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将黄河沿线的13个县（市）分为北、中、南三段，探索不同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陕西的黄河沿岸地区在生态环境保育背景下，通过多元产业发展，制定地区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将黄河国家公园作为整合生态、文化要素的载体，集成生态-旅游-农业-城镇复合型发展模式。从其发展历程来看，我认为有三方面可以为类似地区借鉴：①突出保护与传承。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地域文化。生态是这类地区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手段进行控制。同时，采用生态修复手段，恢复生态环境。也就是说必须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我们国家具有广泛地域文化，这些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乡愁，留住乡愁就需要传承这些地域文化。要传承地域文化，必须要保护好这些地域文化产生的环境及文化的遗存。为此，保护与传承是这类地区发展的首要问题。②从地域资源禀赋和特征出发，培育内生增长动力。古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外力刺激的模式可以带来短暂的发展，或是满足基础的要求，但是难以提供充分、持续的动力。只有培育符合地域特征的内生动力，才能带来持续的繁荣。③从区域发展整体考虑，加强区域合作。城镇密集地区往往以城市群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强调城市群内的分工协作，形成统一的发展竞争力。同样，对于类似黄河陕西段的地区，也需要从区域整体发展出发，整合区域资源，形成区域竞争力。赵志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直是城乡规划工作的核心价值观。面对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的出现，城乡规划专业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与机遇。传统的城市规划作为政府管理职能的一部分，其成果编制与行政管理制度相契合。以总体规划为例，成果编制分域与城区两部分，城区作为政府所在地，承担经济、政治、文化等核心职能，被赋予优先发展权利，规划着重进行产业研究、职能定位、用地布局以及服务配套；域的部分仅作宏观研究与方向指引。在传统城镇化过程中，这类规划编制方式与空间管理程序相互协调统一，共同促进乡镇资源向城市发展集聚。一定时期内集中区域资源发展城市效果显著，迅速提升了城市建设水平，拉开了城乡建设差距，同时也带来一定问题，如“城本位”思维方式、“自上而下”被动组织模式的贯彻。伴随前些年疯狂的土地财政与地产开发，城市建设无序蔓延，将硬质化铺装与高楼大厦推向乡镇。城镇化过程中管理者意图土地效益最大化，规划师意图与管理者妥协，便于规划落地实施。快速扩张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损害了城市自身的生态基础，经济利益至上导向下的城市更多愿意提供住宅、商业或工业用地，乡镇建设中盲目模仿大城市大广场、大马路、大高楼的建设行动则成为乡镇现代化的标志，势必导致乡镇自然环境恶化，文化没落，风貌特色缺失。2014年国家发布新型城镇化规划，相较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强调经济、社会、环境同等重要，“经济”需要为“环境”和“社会”发展支付成本，“环境”和“社会”则反作用影响“经济”的发展，三者互相影响，相互统一。乡镇的阡陌农田，炊烟袅袅，城市的马路纵横，高楼林立。不同经济形式、社会关系，决定了不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留住乡愁，首先应摒弃“城本位”思维方式，尊重城乡形态差异。城市与乡镇各有不同的生态基础，也各自积淀形成不同的形态特征。新型城镇化应尊重这些形态差异，着力改造经济、社会要素缺失，促使乡镇“内涵式”发展。如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完善乡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吸引资本下乡，发展乡镇旅游，扩大就业机会等。留住乡愁，既不能站在城市人的角度看乡镇，也不应该仅从百姓的角度看乡镇，而应以战略眼光站在完善乡镇要素，延续乡镇文化的角度看乡镇。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留住乡愁，其次应关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组织方式相结合。中国乡镇是熟人社会，每个乡镇都有一套自运营机制，运行高效且成本低廉。城乡管理则属于自上而下层层传达，有一定局限性，但可为乡镇发展带来其所欠缺的方向性与资金支持。以往乡镇发展对自运营机制的忽视提高了建设管理成本，遏制了民众自我发展完善的动力。在发展“自上而下”的基础上，着重改善培育“自下而上”，激活乡镇自我“织补”能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留住乡愁，最重要的还应完善制度的建设。规划作为政府管理城乡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协调城市与乡村、管理者与民众、人与自然的重要工具。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编制，不仅要改变规划设计思想与理念，更重要的是改变规划管理的实施制度，制度的变革才能引发传统规划标准化编制方式的变革。中国的乡镇不仅有环境差异，经济差异、还有社会文化差异，标准化的规划无法满足其多样性地发展要求。同时，缺乏配套运营制度保障的城市规划，很难有实施用武之地。摒弃“城本位”思维方式，尊重城乡形态差异；关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组织方式相结合；强调城乡规划管理运营制度变革，保障新型城镇化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不仅要考虑规划编制工作方式的改变，更要考虑规划的思维模式、工作组织方式以及制度建设方面的转变。张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保护”与“发展”已经成为阐释我国城乡规划工作内容和特征的一对重要概念。这里的“保护”不是仅指文化遗产的保护。事实上，在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同其他的发达国家一样，是通过一系列不同领域的行动逐步奠定形成了一个广义的现代保护运动。从早期的古物保存到后来的文物保护、各类文化遗产保护，从水土保持、农林地保护到各类景观资源保护，从森林保护到湿地保护、动植物多样性的保护，甚至从对自然和文化的保护走向对城乡社会生态的“保护”。随着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深度与广度的加深，“保护”所指的内容和范围都与三十多年前大为不同，这种变化连同对“发展”含义的加深，重新塑造了当今中国城乡规划的理论视野与实践疆域。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变化并非在今天才发生。即便在有人批评规划只为经济增长服务的那个时期，真正有职业精神的规划师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保护”与“发展”的使命，没有忘记人居环境营造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道德法则。从知识和技术的角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7年来，规划实践中没有少研究历史文化的传承，没有少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于1982年设立，1986年便提出了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镇村、以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问题，尽管困难重重，在历史文化保护事业中崇尚的是“屡败屡战”、“永不言晚”的精神，保护工作者的努力对社会大众而言最初发挥的是启蒙作用，久而久之，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始具有了较好的社会基础。有了这些社会基础，习总书记讲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一下子便产生了非常广泛和强烈的社会共鸣。1980年代伊始，从编制国土规划未竟的事业中脱胎出一个“城镇体系规划”的实践类型，在全国、省、市县层面上默默发挥着协调城乡发展、促进区域协同的作用。到了1990年代后，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技术中创新推出生态网络的保护内容，这可以视作是对1992年里约峰会和《中国21世纪议程》的呼应。后来基于生态敏感度的区划方法逐步成熟，为城乡建设发展提出了约束条件，再后来这些技术方法上升应用到区域和国土层面，成了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关键技术，下沉到城市层面应用，成了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三区”划定的方法。在许多部门忽视空间资源配置和调控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和作用时，国家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建设大发展时期，“城镇体系规划”连同它所包含的保护与发展的理念，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文化传承和发扬，做了很多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可想象的是，如果没有城乡规划系统三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城乡建成环境会成什么样子。今天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未来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确定了战略方向，把“实现城市有序建设、适度开发、高效运行，努力打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作为总体目标，以此为新的起点，我们需要着眼未来，更深入地理解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并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探讨这个命题的新意。我认为，改变保护和发展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是根本的。直到现在，有不少城市决策者在讨论自然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时，仍旧念念不忘让规划师为自己勾画“开发资源”的发展蓝图，常能听到“不能保护太多了，毕竟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调，这种将保护与发展对立起来的思想方法应当摒弃。保护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发展路径，我们规划师需要做的不是在保护和发展中做出非此即彼的裁决，不是机械地划定出“保护”和“发展”之间泾渭分明的“功能分区”，而是需要在“保护”的单元中思考“发展”的动力，在“发展”的单元中融入“保护”的机理。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范围只是不得不为管理权力界定的空间边界，而不应成为我们隔绝自然脉络和历史文化传承的藩篱。毫无疑问，思想理念的转变是根本的，我们希望最终全社会对自然和历史人文的关怀能够畅然地流淌在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回顾改革开放37年以来的规划历程，我们在专业上对待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一贯秉持了理性的态度，但是在实践中，资源过度开发背后深层次的逻辑是结构性的。此时此地，城乡规划师需要适应新的制度环境，以更开阔的视界，不断发现新问题，探索新的解决之道；同时我们要用更多精力“跨界”发展，在“保护”与“发展”的意义上，多投身社会，宣传规划的科学、理性和法制，“以提升市民文明素质推动城市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6号文件的第28条）。余柏椿（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景观与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强化和提高城乡规划师的城市设计意识和能力城乡规划要满足人的需要，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此城乡规划做出了很多努力，遗憾的是城乡环境、健康等问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尽管问题不全出在城乡规划本身，可是城乡规划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上有待进一步研究，规划师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能力方面需要优化和提升，其中强化规划师的城市设计意识和能力是当前城乡规划行业的重要任务，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开创“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城乡规划新局面之必须。面临城乡规划建设新问题，国家强调城市设计工作对优化城乡规划的重要性。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城市设计，提高城市设计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2016年2月6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3月29日住建部官方媒体《中国建设报》发文“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住建部要求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意义重大，然而目前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面临困难不少，其中最大困难是城市设计人才缺乏。基于我国城乡规划编制体系、工作方法和人员结构的现状，我认为，强化城乡规划师的城市设计意识，提高城乡规划师的城市设计能力不仅是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需要，更是优化城乡规划，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规划目标的当务之急。城乡规划师或许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做城乡规划的同时也在做城市设计，由于无意识和能力问题而会导致城市空间环境品质不高。我认为, 我们不能孤立地认识城乡规划和城市设计，显然城市设计是以优化城市空间形态和环境品质为己任的，但是做城乡规划本身就离不开空间形态问题，且不说控规和详规，即便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就已经在构建城市空间形态结构，如, 二维用地规划布局同时在解决三维形态问题，不同性质建设用地组合关系所规定的不仅仅是功能关系，同时规定了建筑和空间的形态关系，建设用地类型与其空间和建筑类型存在基本形态的内在规定性。如绿地和商业用地的组合所形成的是开阔空间加高层建筑的组合形态，再如，不同尺度道路和不同建设用地的组合就会形成不同的建筑和空间形态。简单两个例子说明，城乡规划解决的不仅仅是二维空间问题，同时也构建了城市三维空间形态基本结构，这个形态结构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城市空间环境品质。因此，不管是否直接做专项城市设计，即便做城市规划也要求规划师要有城市设计意识和基本能力。城乡规划师或许还没意识到做城市设计要有专门的、较强的形态设计能力和素质。城市设计是门跨学科的学科。“城市设计工作涉及城市规划、建筑、风景园林等多个学科、多领域”（“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中国建设报），同时还涉及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历史、艺术设计等学科，其表现形式对能力和素质要求都很高，除了空间形态以外，景观、风貌和特色等都不是轻易把握的。若要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在缺乏专门的城市设计专业人才的情况下，城乡规划师要担起城市设计重任，因此，城乡规划师在现有基础上有必要加强城市设计能力和素质培训。王鲁民（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城市与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建设活动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建构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但在很多时候，物质环境的建设偏离了它的原意。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人口的增长的欲求的扩张给自然施加了太大的压力，在许多情况下，建设本身形成了对自然的过分压榨，有限的资源不能够支撑人类的需求，这一点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是非常凸显，已经成为人类心理上挥斥不去的阴影；第二，由于建筑物价值和意义的多重性，由于我们的建设目标有很多机会偏离建构的原旨，建设在很多时候被其它的诉求绑架了，成了个别利益诉求达成的一种手段，事实上，目标偏离的建设活动，所造成的对人的忽视、对资源的滥用、对文化的破坏尤其让人触目惊心；第三，我们在建构活动中所使用的手段、技术不能够满足要求，在建构过程中造成了超额的资源消耗和非正当的环境变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新的方法和技术不断涌现，在技术层面要求规划人员的观念、技术不断地更新。以上分析是说，谈论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的规划的时候，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谈论。第一个层面是关系到人口政策、产业发展、文化观念的塑造等领域，第二个层面可能牵扯到合理的建设目标，和目标实现的方式与空间时间范围的约定，第三个方面则是牵扯到合理的设计方法和营造技术的组织和利用。这三个方面和城市规划的关系是不同的，作为规划师，在规划实践中感受到的这三个方面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不过，人们只有注意到这多个层面的压力存在，认识到一定的规划都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经济的背景下，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实施的，那么就会看到人真的面临许多无奈，在宏观上了解这种无奈，应该是一付清凉剂，它会让我们少一些张狂多一些谨慎，少一些粗疏多一些认真，这样，规划者才不至于被个别的和短期的利益所淹没，技术才有机会被更有效地、更合理地使用。绿色的建构在方法和技术层面首先关注的也许是如何用更低的排放建构一个高效的物理舒适且有益于健康的生活环境。如果进一步，也许人们还可以要求的是建设一个能够促成人与自然在感情上和谐相处的意义架构，这种建设的成功，当然要依赖对由历史文化造成的人的环境期望的理解，也就是说，对于为中国人的规划来说，理解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其造成的常规的对形体环境的期望是一个基础工作，这就要规划者要知道中国的历史，把握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建构资源。当然设计是为了未来的，仅仅是面向过去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同时还要对人的合理的未来有一个充分的想象，处理好过去与未来的规划是有可能成为当下和过去沟通的一个渠道，这种规划自然地会为留住乡愁提供机会。建设遗产是一项重要的既存的资源，用好既有的建设资源就意味着较少的排放，同时，建设遗产本身又是形成人的环境期望的既有条件。所以，对建设遗产的合理的、有效的使用在以人为本、绿色、留住乡愁的环境建构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应该予以保护的建设遗产并不仅仅指某种特定形式的建成物，凡是既存的建成物都可以经过一定的指认程序成为保护对象，成为人们据以进行文化认同和意义生发的资源。建设遗产的利用，第一是对既有物的保护、维护和利用，也许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我们似乎总是在忙着破旧立新，而对用好旧的东西缺乏兴趣，不求实物长存据说是我们的传统，但也许不是什么好的传统。第二是对这份遗产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精神倾向的把握与发展，对此过去有许多讨论，现在似乎已经过时，相信随着中国的文化崛起，这一点会重新进入讨论的主场。以往的讨论似乎表明，人们不希望停留在简单地形式模仿上，因为简单的形式模仿因为建设条件的改变很难有持续的生命力，总的看，人们希望的是在对既有遗产精神实质把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境界。这有相当的难度，因为对遗产精神实质的把握，不能建立在望文生义、恣意解释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空洞的老生常谈的基础上，它是需要以对这份遗产的细致的研究为基础的创造性的体悟。只有如此，才能够更有效地使既有建设遗产成为未来建构活动中的积极资源。从现实看，扎实的追求事实的研究与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理解同样稀缺，而它们才是真正通向留住乡愁的可靠通道或桥梁。俞孔坚（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浅山战略：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反思与构想30年的快速城市化，形成了不合理的国土城镇化空间格局，威胁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民族生存。我国城市化尚处快速发展阶段，及时扭转趋势为时不晚。基于中国的自然地理及国土生态和农业安全、社会和新经济发展趋势等分析，笔者提出浅山战略，即将新城布局在中国几大主要平原和盆地边缘的浅山区域，而不应继续目前沿海及冲积平原发展的城市化轨迹。一、不可持续的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形成1978年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进行了巨大的调整。从毛泽东的“三线”战略（即支持内陆发展，提高国土安全）调整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沿海发展战略，大量人口从偏远地区迁移到了沿海城市。战略引导城市区位选择的推动力是相当强大的。城市可以在一片空地上拔地而起，深圳就是一个鲜明的实例。遗憾的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之初，在中国新城建设能量最大的时候，由于没有能够为此后持续多年的城市增长的爆发力做准备，也没有对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的前景做预景，而会失去了最好的主动规划和合理进行城市化空间组织的机会。 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耕地紧张、水灾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本来都可以有效地规避。相反，过去30年的6个“五年计划”中相关城市化发展的“导向和倾向性”政策推动了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东密西疏、南密北疏”的城市化空间格局和沿黄河、长江、滨海的“π”字型城市群连绵带。最近，国家发改委确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三个主要城市发展群和八个重要城市集聚区，大都在既有的城市基础上扩展。二、严峻的人地关系矛盾，发展不可持续性粮食安全面临威胁，中国的耕地资源十分紧缺，以占世界总面积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其中最丰产的土地都分布在沿河的冲积平原和盆地。不幸的是，这些区域正好被规划为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和人口迁移的集聚地。过去30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发生在东部沿海的12个省、市和自治区，占总扩张面积的75.3%，其中70%占用耕地。此外，城市周边的土壤污染以带来灾难性后果。永无休止的防洪抗洪，“东部平原发展战略”的另一个更直接的代价是洪涝风险。官方数据显示每年洪涝灾害的年直接损失为1000亿元。预计未来30 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将比2008 年升高80-130mm，每年有数以千亿的资金投入到100年或500年一遇的防洪抗洪上，这将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战斗。而根据北京大学的研究，中国每年可能被洪水淹没的国土面积仅2.2%，极端情况下，被淹没的国土面积有6.2%。给洪水让路并非是昂贵的策略！三、中国城市化的另类空间格局——浅山战略未来30年新增的数以亿计的城市人口将何去何从？不去西部，也不在平原，将城市布局在浅山区（山区和平原交接区域）。中国的整体地形呈三大阶梯，基于这种地形特征，新城将沿着第一阶梯山前及主要盆地的边缘建设，距离现有平原城市不远，经济效率不会降低，不侵占高产农业用地、避免洪涝，且靠近山林及优质水源。浅山区的城镇和既有的平原中心城市通过高速列车相连。众多浅山区城镇将通过高速轨道相联系，形成“城市链”和 “城市链圈”。全国尺度上将会形成一条“S”形城市链，沿中国的第二阶梯边缘分布。新城规划在盆地的边缘，在山前形成“链圈”。中国国土城镇化格局将由一条主要“城市链”加上几条城市“链圈”组成，这些链上的城市将应用先进的城市理念和技术来建设。每一个链上的城镇将是一个个独立的、高密度的、可步行的卫星城，人口大约在10万-30万左右，面积大约500-1000hm2。城市“链”和“链圈”并不是要搬迁现有的大城市，而是优化目前的城市化格局，疏解目前平原大城市的功能，实现大城市的人口和空间及功能的优化。四、浅山城镇链案例：北京城市化格局的另类方案 目前北京的空间发展策略是向东南部发展，侵占了最肥沃的冲积平原。如果到2050年北京人口达到3000万或更高并不令人惊讶。北京市浅山区（高程在65m-100m，坡度在2o-20o）总面积有4420km2，有30%是可以建设的。这就意味着这个区域可承载3000万人口，可形成300多个具有新经济和新产业的小城镇，每个城镇拥有10万左右人口。这些小城镇将通过快速公共交通连接形成“城镇链”，同时，通过放射状的快速公共交通系统，与既有的北京城区相联系，节省大量的平原优质土地、规避洪涝风险。五、浅山战略的可行性及面临的挑战浅山战略是可行的：①中国新经济时代的来临，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将逐渐成为主导产业，不再过分依赖现有东部沿海城市发展的重工业和口岸基地。②环境质量等自然因素也重新成为影响产业发展和布局的因素；③老龄化趋势凸显，浅山地带将成为老龄人口的最佳居住地；④高速铁路技术为浅山战略落实提供了绿色交通保障；⑤浅山战略也可以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带动广大的农村地区发展，平衡山区和平原之间的发展落差。当然，浅山战略也面临着挑战：①饮用水供应和交通基础设施问题。但是，相比于防洪和平原区的饮用水工程投资来说，浅山城市建设将更为经济。②浅山生态敏感交错带和含水层的保护，在城市规划的时候需要谨慎对待。过去，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没能充分预计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使中国人地关系面临巨大的危机。今天，我们仍然还有一半机遇——那五千年唯一的机会，通过城镇化格局的合理规划和设计，治愈和重塑美丽的国土。浅山战略是我们的基本生存策略。（由于篇幅原因，略去参考文献）吴志强（同济大学副校长，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留住乡愁 用心规划 乡愁一 乡愁，是对过去纯粹的回忆，是离乡后的魂牵梦绕，是把现实生活的烦恼隔离后留下的美好积聚。而今天的乡愁是对乡村问题的惆怅，所以我更愿意思考今天乡村的问题，带着对大工业文明时代的追忆，以及150年前英国大都市集聚后恩格斯对现代城市规划创造理想社会的预言。乡愁二 过去的几年间，因为参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课题的调研，我走了九个省的不同乡村，浙江、安徽、四川、湖北、河南、重庆、广东、福建，还有东北的乡村。对我来说，过去的美好已经走得太多：（一）过去的乡村生活走了。所到之处，传统的生活方式在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0年后出生的孩子中几乎没有人愿意学习传统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似乎有一种集体的默契， 孩子生来就是要离开村庄的，早则十五、六岁，迟则二十五、六岁。他们期待的是城市的生活。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没有继承和传递者，这是两代人生活方式的骤然断隔。一旦离开了乡村，年轻一代感兴趣的只有都市的生活方式。一年中，难得从打工的城市回到乡村，让他们骄傲的是在都市的经历，许多家长也因为孩子能够在都市生活而骄傲，并不为孩子失去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而感到失落。回乡的日子中会有些置于舞台般场景中的展示性的生活实践，等戏完了，继续回到都市中寻找新的生活方式。（二）乡村的景走了。在四川的地震灾区，我发现所有生活改善的家庭，不管是通过做生意，还是在都市里打工、还是卖农产品挣得的，都把木柱夯土架构的民居改成了红砖空斗、预制板、无圈梁、外贴白瓷砖的小洋房。乡村的房屋发生着剧变，村民为改造了自家的房院感到自豪和骄傲，住在传统房屋中的人也会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新房屋的建起。传统乡村的景观像马赛克一样快速移动、翻版。然而，大地震进行了遴选。传统乡村景观中的木架构的房屋只受到了地震的损害，并没有大规模塌方；与这场景相对照的是，红砖空斗、预制板、无圈梁的房屋，在地震中成了最大的杀伤力。在地震的伤痛中，我们反思传统乡村房屋、庭院的好与智慧，悟到了坚守的宝贵。（三）乡村的山水走了。人人都在关心都市的环境问题，上到习近平下到小白领，都市人的智能手机里都按上实时监测PM2.5的App，可只有真正到乡村去的人才发现儿时小溪中的鱼虾早已不在了，儿时戏水的池塘被堆满了包装抛弃物、白色污染和不能分解的工业废弃品，祠堂边的小河里漂浮着垃圾，桃树的枝桠上缠绕着塑料袋……能够发现几个有基本垃圾回收处理机制的村庄，真会让你感到无比的幸福和眼前一亮。（四）最可怕的是，乡村的人走了。我曾经带着一批研究生到安吉做农村生活调查。乡书记说，最大问题是具有组织社会生活能力年龄段的村民在农村是很缺少的。每一家都把家中劳动力按最优秀到最弱排序地送出村庄。如果儿子是最好劳动力的，儿子先走，父亲是最好的劳动力，就父亲先走。剩下的都是劳动力最弱的老人和孩子。这种年龄组成的乡村生活是无法组织起来的。在大都市里，那些不起眼的建筑民工、不为大家尊敬的服务人员本应该是农村中最优秀的社会组织者。而现实的乡村中，一家的劳动力走后，留下的是整栋的空房，如果整个村庄的劳动力离开了，便只剩下整个村庄的空房。村庄里社会生活组织的缺乏，更造成了整个价值观的塌方。不仅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爱与日常教育，连老人的传统价值观也受到了侵蚀。乡长所说的几个案例让我在惊诧之余陷入沉思。乡愁三 三代人的兰溪故事。在整理我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他一辈子的捐款单，除了四川地震等大灾难的捐款外，款项几乎全部走向一个村庄——兰溪，他儿时生活过的家乡。从解放初期的繁体字汇款单、文化大革命时期印着毛主席语录的汇款单、上海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最贫困时期的汇款单，直到他生命最后几年中，用颤颤巍巍的手写下的崭新汇款单上，可以看到有捐小学的、捐祠堂的、捐修路的、捐农村自来水的……这促使我回到兰溪，他的故乡。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总是会说起他14岁离开农村时祖母站在村头送他的场景。几年后，父亲第一次回故乡，我的祖母已经病逝。人们说，是因为祖母在村头送他，吹了许久寒风，在送走她心爱的儿子后就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我不知道，今天仍有多少孩子在离开村庄时有多少母亲站在村头送别。我记得更清晰的是，父亲在退休的第二天就带着他所有的积蓄回到故乡。他说，要回到故乡去，小溪里面还有鱼虾，村庄上有他的儿时伙伴。但是，不出一年，他就离开了兰溪，又回到了上海。因为他发现小溪中的虾米和小鱼早已被农药杀尽，儿时伙伴也几乎都离开了。在父亲的感召下，我开始好好学习这个村庄从南宋到现在的历史。我复印了整个家谱，了解到家族的祖先在南宋时从江西到了临安成为帝师。皇帝赐予祖先这片土地作为落于浙江的封地。祖先有四个儿子，他把一个送回了江西故乡。这块封地，也就是这个村庄，被划成了一个田字形，三个儿子各分得一块，第四块就是整个家族的公共财产。这第四块地由三个儿子分种，田产收入用于补贴全村孩子的教育，供养外乡来的老师。族中规定，不得用本村人做老师。公共财产还用于补贴全村70岁以上老人的粮食，做全村的社会福利，以及用于家谱修订、寺庙维护。除了公共土地上的产出以外，村庄道路两边植树的收入也属于村庄的公共财产。族中还规定，本村的年轻人不可婚娶本村的同姓。至今500年来，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上千人，而祖先的三支还是分得非常清楚。一个家族变成了一个村庄的社会组织，家族的福利变成了村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但是近年，和全国的农村一样，宅前宅后的田地突然间荒废了起来，爬满了野藤。因为这里的青年人也开始离开了村庄，农村的人口密度大幅降低，过去精耕细作的田地连接宅前屋后，如今已没有人管理。只有几片最大的土地和池塘，还有人在种地和养殖。乡愁四 故乡的水。兰溪要做一片度假区。调研基地中心的湖区时发现周边鸡舍、鸭舍的废水都排入了水面，于是我没有先做规划，而是让环境专家取了大量的水样。我跟当地领导说，不管什么规划，水是灵魂，治水是第一要务。同济在做规划，兰溪在做截污的管道。等规划编制完成后再去兰溪，水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善。那是距离第一次看基地的9个月后，同行还有浙江省的领导，看到水面上聚集了大量的白鹭，水杉的根底3米之下清澈见底，水面波光粼粼。我突然悟到了乡村的治理首先是山水的清理，有了青山和绿水，少做一点，少建一些，也会有更多的美丽。当天浙江省领导把这片 | | 关键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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