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三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 |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 | 摘要 | 自中共十八大将城镇化提到新的战略高度以来，“新型城镇化”已成为一个全民议题。新型城镇化之路需要全社会尤其是“规划人”的探索和创新，青年规划师肩负重任，理当走在前列。2014年5月17日，值同济大学107周年校庆之际，以“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编制创新”为主题的“第三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在同济大学举行。论坛由同济大学、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联合主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承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协办。17日上午，简短而隆重的开幕式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庭报告厅举行，同济大学张尚武教授主持。来自国内主要规划院校、规划设计机构的500余位嘉宾欢聚一堂。同济大学伍江副校长、吴志强副校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李振宇院长分别致辞，对中国青年规划师的新担当、新作为寄予厚望。同往届一样，论坛由“主题论坛”和“青年创新论坛”两部分组成。结合近期多地启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或调整修改工作的背景情况（包括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调整修改以及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主题论坛”聚焦“大都市地区总体规划编制创新”这一热点，特邀四位业界资深专家——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徐毅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施卫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张兵、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分别作主题报告。四个报告围绕主题，从实践工作出发，探讨了大都市地区总体规划编制发展的若干趋势。在《转型发展背景下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报告中，徐毅松副局长探讨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一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四个转变”、“六个突出”和“七大重点问题”。“四个转变”指的是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的理念转型：①价值取向上，由经济导向的传统发展观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市民幸福作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根本追求；②发展模式上，由外延发展型规划转为内生增长型规划，规划重点变增量规模扩张为存量效率提升；③管理方式上，由愿景式终极目标思维转为过程控制底线思维，针对规划实施的全过程建立目标导向的动态监测与评估反馈机制；④规划内涵上，由规定性技术文件转为战略性空间政策，建立以政策区为核心的空间管控体系，突出规划的空间政策属性。“六个突出”指城市发展的六大原则与目标：①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内涵：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积极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②突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促进区域融合，共建长三角空间网络体系，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③突出“生态优先”的发展底线：限定城市边界，控制城市规模，推动城市生态保育和休憩功能融合发展；④突出“功能提升”的发展方向：提高城市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进产业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发展，建设全球城市；⑤突出“睿智增长”的发展路径：坚持绿色发展，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创新型城市和智慧城市；⑥突出“开放包容”的发展精神：扩大对外对内开放，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推动各种资源汇聚和多元文化交流。最后，围绕总体规划编制把握“七大重点问题”：①规划目标应体现国家战略要求，追求更高的城市品质；②城市规模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底线，锁定终极用地规模；③空间布局注重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④产业发展突出产业结构的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和低碳化；⑤综合交通注重对外交通枢纽功能与公交优先；⑥生态环境严守生态安全底线，推进生态网络建设；⑦新型城镇化方面着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同步推进新城发展、乡村建设与中心城更新。施卫良院长以《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改的几点思考》为题，就本次规划修改的背景与工作思路进行了介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改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转型期、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突出等背景下开展的，规划目标是落实中央对首都发展的要求，实现区域协同，部门协作，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五条：①从“各自为政”到“三规合一”；②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③从“增量扩张”到“减量提质”；④从“市域发展”到“区域协同”；⑤从“技术规划”到“实施政策”。报告总结了规划改革的四个主要方面：一是关注根本问题——从物质空间转向人。强调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制度和政策是延缓北京人口增长的主要手段，城乡规划应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为人的多元需求提供服务保障。二是形成转型思路——从注重规模转向注重结构。空间结构上，构建网络化、多中心、优势集中的空间模式，通过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来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力；用地结构上，通过结构性调整缓解城市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问题，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功能，促进职住空间均衡和城市发展廊道的平衡。三是建立动态情景——从静态转向动态。建立一套多维模型支持的情景规划，对规划实施的动态过程进行校验、评估、预警、调整，支撑规划决策。四是提出改革路线——由管理转向治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建立一系列规划实施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的作用，共同提升城乡规划治理城市的能力。最后，施院长呼吁在大数据时代，规划应在技术上实现大数据汇集与专业协同，实现公众参与的全社会化与全过程化，进一步支持创新型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场所·结构·治理——我国大都市区空间发展与总体规划》内容是张兵总规划师围绕当下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特点和我国大都市区的空间发展特征进行的规划思考。报告总结了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十个特点和趋势，包括：开展对上一版总体规划实施的前期评估、社会动员与公众参与、继续强调总体规划的战略性、解析转型发展的命题、深入对“人”的研究、探索“两规合一”或“多规融合”、整合和划定开发边界、突出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从重规模转向重视结构、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传承等。这些特点和趋势，反映了规划工作者改进规划的努力。然而对于大都市区来说，张总认为这些规划编制的改进还无法真正解决其历史性转变中面临着的现实需要，应进一步加深对城市空间发展特征和区域发展规律的理解和认识。他结合我国的城市制度，提出大都市区的概念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简称A层面）指在大城市本身的行政辖区范围内，以主城为中心、包括近郊、远郊在内的城镇化地区所构成的“大都市区”地域单元，有明确的一级政府的行政边界。“大城市”本身就可以视作一个“大都市区”；第二个层次（简称B层面）是指以大城市为中心，在更大区域（跨出行政辖区的）范围内的城镇化地区（市县镇）共同构造的功能紧密联系的大都市区。鉴于规划编制和实施主体的有效性，目前的大都市区总规的研究重点还在A层面（如北京和上海），但必须意识到，只有同时研究B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才能在功能和结构意义上为A层面规划提供前提背景。对于大都市区空间发展规划方面应通过通勤、出行等人的行为来认识都市区内部空间发展状态，综合关注“人口、功能、交通”关系，高度关注城市内部结构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调整。最后，报告指出大都市区总体规划改进的三个方向：①全方位综合考察人口、功能、土地使用、公共交通，重塑大都市区的内在结构；②充分重视场所创造，把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部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塑造好贴近居民活动尺度的社会空间场所，改善中国的城市品质；③充分发挥规划作为配置空间资源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深化改革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大都市区的总体规划审批。石楠秘书长的报告题为《澳门总体规划：思路与启示》。他指出，澳门总体规划是强调政策性的空间规划，其技术内容包括：①基础调查；②三区划定：分为都市性地区及不可都市化地区，前者又细分为已都市化地区及可都市化地区；③整体空间结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整体空间关系；④土地使用分区：规划分区单元划定、确定各分区的主要功能、土地使用利用的一般条件；⑤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防灾、文化遗产保护、旧区重整、生态环境保护等专项内容；⑥土地使用利用的一般条件。除了上述技术内容外，规划还具有四大明显的特征属性：①地域全覆盖性。澳门总体规划遵循普惠与全覆盖的基本原则，对澳门全域进行研究；②策略性。规划内容以“空间结构+专项规划”为核心，深度达到“指引、导则、准则”的标准，目的是“形成开发建设的一般规定，用于指导详细规划”；③程序化。规划过程性重于结果性，大致分为前期技术准备阶段（前期准备、概念方案和综合报告）和草案编制阶段（草案编制、意见征询和最终报告）。前一阶段可理解为技术方案的编制论证过程，后一阶段则是如何通过必要的行政程序，实现规划的合法化；④参与性。通过广泛参与确保规划的行政合法性。总体规划的参与方包括土地工务运输局、其它行政公共部门、城市规划委员会、跨部门委员会、公众和专家；规划编制过程中明确三次公众参与的时间、目的、重点和方式等详细内容。石秘书长认为澳门总体规划的启示主要包括三点：一是总体规划的基本定位应回归到政策性的平台作用，即在宏观层面避免结构性失衡，微观层面则更多地让位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改变规划的技术工具身份，强化底线意识，强调基于技术合理之上的政治正确与经济可行；要实现规划的战略转型，空间关系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调节；要终结规划的龙头角色，注重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多元价值选择和社会政治过程特征；二是总体规划的科学内涵应回归到“规划的本质是一种共识”，包括：①区域共识，不以区域/乡村为代价的城市增长；②部门共识，强调职能与责任的对等，制度约束下的有限解决方案；③社会共识，“法无禁止即可为”比“法无授权不可为”更重要；三是总体规划的技术内容应终结行政手段对城镇化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过度干预，研究面向区域竞合关系的城市职能演替情境，强化结构性控制的思路，建立对相关规划的引用制度，改革审批制度。17日下午，以“区域发展与总体规划”、“城市更新与历史保护”、“乡村规划与城乡统筹”、“信息技术与规划创新”为议题的创新论坛同时举行，分别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周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孙施文教授主持。国内著名院校与各规划设计机构推选的26位青年规划师作专题演讲，聚焦最新规划实践。论坛采取演讲、点评与开放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邀请30多位知名规划专家与青年规划师同堂论道，共谋创新。1 “区域发展与总体规划”分论坛东南大学杨俊宴教授从理论研究出发，以国内多个特大城市的中心体系发展演变作为案例，重点阐述了城市中心体系的相关空间界定方法、空间解析方法与布局规划方法。通过梳理技术方法体系，提出基于板块划分的中心体系布局方法，综合人工边界、自然边界、行政边界及规划调控等划定城市空间板块，并以板块为基础规划相应的片区级中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闫岩结合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的前期研究，对新城发展进行探讨。通过剖析新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现行“1966”体系的行政色彩过于明显。同时，通过对世界城市空间发展规律的重新认识，指出新城建设应关注区域、圈层和廊道三个重点，并且提出应通过明确“圈层定模式”、“廊道定重点”等基本原则，引导上海逐步从空间等级体系向功能中心体系转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刘学良认为城市总体指标体系是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规划科学性的体现，也是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量化标准。通过对比国际经验认为国内现行指标体系的实施性和目的性不强，特别是针对规划核心技术内容的指标较少；因而提出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应研发融合多指标的综合指数，设计居民感受指标、上海特色指标与新型发展指标等，完善指标体系。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孙永海以公交场站布局为切入点，关注存量发展背景下深圳市交通设施用地布局规划方法转型，提出应形成一种以结果为导向、自下而上式的规划工作方法。通过交通和土地利用融合的技术方法，注重城市功能内涵的集约发展，进行全面调整，形成适合当地的规划方法。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张建荣通过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的规划实践，探讨了城乡总体规划减量转型问题。提出减量规划的核心在于“减量-置换-增效”的统筹发展，应重点提升生态质量和土地价值，以开发权转移推动空间价值提升，引导主导产业从工业转向柔性产业。规划实施层面，总体规划应设立分区分类的操作空间单元，完善减量操作的实施机制和管理制度，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高路拓借鉴了自然主义领域的学说来讨论城市发展问题，重点从“极化存在”、“加速迭代”和“单向演动”三个方面来探讨人的意志之外的城市发展规律和现象。社会、经济和人口等城市要素空间上的极化分布；城市运行发展的加速迭代；以及城市文明演进的单向演动，三者构成了城市衍存的自然法则。如何面对极化、加速、单向的城市自然进程，是规划目前陷入的逻辑困境。【点评和讨论】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邹兵总规划师认为多中心网络结构是所有特大城市空间发展的目标，而多中心的规模尺度、多中心的层级规模以及多中心的实现手段，应成为规划关注的重点。同时，由增量规划向存量、减量规划的转变是大势所趋，规划方法上也面临根本性转变，应该更多地进行跨学科交流。同济大学彭震伟教授认为城市的中心体系和城市结构是密切相连的，中心体系是根据城市发展需求而来的，信息化时代城市需求的不断发展转变导致中心的业态也在不断变化。城市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自然进程，是远比自然进程复杂的社会进程，规划应当去探寻现代社会中城市发展的规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郑德高认为当前指标体系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最有用的指标并不明确，规划工作中相对更加重视底线指标、规范指标和考核指标，而其他指标大都落空。在重新制定规划规则的时代，存量规划目前还找不到方法，而减量规划的难度更大，这也是今后规划面临的重要课题。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院院长张少康认为新型城镇化在政策层面有四个关键词，分别是人的问题、地的问题、钱的问题和规划的问题。城市规划应当具有包容性和开放型，不能闭门造车，规划师要关注那些无法带来经济效益的“脏东西”，规划工作只要过程对路、方法对路，结果就会水到渠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新哲认为人的变化是引起城市变化的根本原因，城市规划也应当更加体现和紧抓对人的关注和思考，从人的根本需求出发，来考虑规划方法和内容该如何转变。并认同存量规划和减量规划的思维和方法，但如何减确实是规划面临的一个难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所长裴新生认为定性、定量等技术层面内容的完善将有效提高规划编制的科学性，新的技术、新的手段的引入对于规划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增量、存量、减量规划在不同地区应当差别对待，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还是要做增量规划，而存量和减量规划既需要技术方法上的跟进，也需要相应的机制作为支撑。同济大学张立副教授认为，极化发展和均衡发展是城市发展争论的永恒主题，城市中心区的选址和建设成效的评估共同决定了中心区的发展模式是聚集发展还是多中心发展。规划理论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规划原理，应从其他学科中得到启示，形成更加开阔的思路。最后，分论坛主持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杨保军指出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是受到多方面需求因素的干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文化因素、感情因素等，人口的流向和城市的发展正是各种要素综合平衡的结果，而这种平衡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也存在显著差异。规划一直探索和关注的刚性和柔性问题，讨论兼容性、弹性、留白等问题，正是在不断适应时代、社会的变化，这也是规划本身在逐渐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2 “城市更新与历史保护”分论坛中山大学袁媛副教授关注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空间重构现象，认为社区更新已成为城市更新中一个重点工作方向。她以厦门市兴旺社区规划为例，通过构建“社区工作坊”提出“物质-管理-认同”三个层次的规划策略。以社区发展具体项目为抓手落实行动计划等规划实践，探索自下而上的、基于企业与居民参与的规划编制方法创新，以及从物质空间规划转向物质与社会规划并重的规划内容创新。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周宇博士结合研究课题和规划实践，提出城市更新的实质在于空间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博弈。它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需要制度框架——即城市治理模式的响应，并提出了多元协商、利益共享、上下嵌套的治理模式。城市规划也应依托这一制度框架转变，演变为一种进行性、协商式的“公共契约”，搭建桥梁与平台。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陈宇将视角转向城市“贫民窟”。他认为关注城市治理不能回避城市“贫民窟”问题。城市“贫民窟”作为中国流动人口向城市迁徙的第一站落脚地，实质是快速城市化里不可或缺的“城乡转化器”，但它正在“被消失”。陈宇建议城市化过程应“缓拆近补”，可以通过取消公租房申请的工作年限限制、严控租转卖、丰富户型类型等手段，将公租房转变为低收入移民进城打工的落脚之地。华南理工大学刘晖博士介绍了近年来广州历史保护领域的6个标志性事件，并解读了市民、媒体、专家和政府在这些保护历史建筑的事件中的作用和互动，探讨了在历史保护领域地方性制度制定和实施的经验教训。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杜琴结合南沙新区水系规划的编制情况，提出水系规划应构建与城市规划体系相匹配的、完整覆盖并分层指导的规划体系。从关注水系本身转变为高度重视“水城融合”，使水系规划与城市规划建设良好衔接。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汪鸣泉博士通过滇池西岸生态开发的指标研究以及滇池南岸生态控规两个案例，探讨了生态低碳城市规划中的生态红线划定、生态分区管制策略、低碳控规指标体系等三方面内容。【点评和讨论】中山大学袁奇峰教授认为当前城市需要的更新规划不同于一般的建设规划或者开发规划，不是大拆大建，是一种很有必要的“社会按摩规划”。但规划边界如何界定是目前最大的难点。针对“城中村”问题，袁教授考虑到社会阶层分隔隐患，不赞成做大规模集中建设公租房与廉租房，而是建议将其分散在城市不同地区。公租房作为阶段性的福利住房政策，当社会发展跨越了这个阶段后可能会成为财政负担，需谨慎建设。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认为未来中国城市治理的基础细胞就是社区自治，因此社区更新规划在中国具有超前意义。但现行制度难免对该类规划实践存有桎梏，他建议应更深入挖掘财政、体制、社区运行机制等各方面的阻碍因素，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推进中国社区自治的真正实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张兵总规划师认为社区更新规划作为一个社会改良工作，是一类长期、精细化的规划实践。在社区层面工作中，其规划目标、目的等都会随着时间推移产生很多变化，规划工作须更加深入细致，而不是一个蓝图式物质空间规划表达。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付磊谈到由于城市更新背后涉及的各种权益归属复杂而不明确，很多更新很难开展。因此城市更新的前提与核心部分应该是产权利益的明晰，然后是基于产权关系之上新的治理模式的引入，这样才能把更新规划遇到的瓶颈有效解决。同济大学张松教授认为整个广州的名城保护、历史建筑保护工作还显不足，但现在已开始有意识改进。广州的媒体舆论、民间力量比较强，所以事件弄得轰轰烈烈，但欠缺成熟的机制，靠补漏的做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针对城市更新，他心痛于房屋拆迁、大规模改造导致对历史保护、对城市的社会网络、人际关系和既有环境造成的破坏。并呼吁更细致，更小规模尺度的更新，并倡议规划师守住职业操守，为中国城市明天保留更多希望。同济大学邵甬教授提出在城市更新与名城保护领域，制度建设与社区自治是绕不开的话题。首先，制度建设而非应急措施可以保证规则和规范性，规划师应在理论与技术上作更多的探索与储备；其次，社区自治改革作为社会发展必然方向，即使在现阶段难度很大也要持续探索。社区自治应该在什么样条件下能够实施、实现有待进一步讨论。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所长张恺认为社区规划边界模糊，亟需长期跟踪以应对更新过程中的各种反馈意见，便于及时进行规划修正。同时，针对目前社区更新研究主要集中于建设时间较长、已产生一定社区认同的老社区这一情况，建议应加大针对社区认同感比较薄弱的新建社区的规划研究工作。最后，分论坛主持人、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周俭教授指出，分论坛的各个问题，包括社区规划、贫民窟、公租房政策、历史建筑的社会认定等，偏重于城市问题谈的多，而规划问题谈的少的局面。城市问题与规划问题之间，似乎缺少一个“接口”。规划如何应对这些城市问题，如何介入问题研究，如何去改善城市问题，尤为值得规划师深思，并希望大家脚踏实地做一些事情。同时，规划师应有底线，拒绝出格，作为某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影响未来城市建设、政府决策、政策制定等的改变。3 “乡村规划与城乡统筹”分论坛中山大学李志刚教授结合广州和东莞的实证案例，对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问题及融合对策进行探讨。他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异度处于48.2%的较高水平，市场和空间要素正在取代制度要素成为影响中国城市新移民聚居的核心因素；他还根据东莞市江南社区研究，提出自下而上的社区助推手段是强化社会融合的重要方面。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陈阳通过对安徽省界首市的田野调查，归纳欠发达农村地区实现就地城镇化的“界首模式”。他指出市场刺激与个人向上流动的诉求构成乡村工业化与就地城镇化的内生动力；乡村的自组织与政府的他组织相结合，才能推进乡村工业化与就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南京大学罗小龙教授强调了乡村的类型差异。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不同类型的乡村发展趋势存在明显差异，规划对策应具有针对性。他指出半城镇化地区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匮乏，以及原住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形势严峻；就地城镇化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居住无序、空间混杂、房屋空置多、利益冲突明显等；异地城镇化主要问题表现为人口锐减、资金缺乏、产业薄弱、服务设施衰退等。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殷玮介绍了上海郊野单元规划的实践经验。郊野单元用于解决郊区乡镇发展空间问题，引导拆除的用地量作为流量供乡镇在集建区或类集建区使用；郊野单元还用于解决郊区乡镇城镇化的资金平衡问题，满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宅基地置换、农民生活保障的资金需求。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陈叶龙在分析传统乡村规划所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乡村规划应成为解决一定具体问题的“有限规划”；乡村规划应充分发挥乡村自治的民主权力；乡村规划应设立村域和居民点两个层次；乡村规划应重视实施政策设计。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吕晓蓓认为农村问题的表象往往比城市问题简单，但特殊的社会根源、地理分散程度与空间差异化使得其更为复杂；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农民是中国城市化的特殊现象，识别他们的真实需求也是解决乡村问题的重要方面。她以社会调查为基础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规划的迷失和偏差，主要表现为城市标准被错置以及乡村社会生态被忽视。乡村规划的基本态度应当是立足乡村文明，尊重乡村社会生态，识别乡村真实问题，重塑城乡和谐关系。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李开猛介绍了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实践中“全方位”村民参与的成功经验，包括：参与对象方面采取开放协同的村民参与模式；参与流程方面强调从前期调研直至村民审议的全程参与；参与内容方面注重让村民实质性地参与到具体的规划内容中；参与表达方面采用“报批版”与“村民版”结合的方式，并且将“村民版”成果转化为“村规民约”。【点评和讨论】同济大学栾峰副教授通过乡村与城市的对比，强调了乡村的复杂性。城市是人类抵抗自然、慢慢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系统，而乡村则是依附于自然，受多变自然因素影响；城市的本质是对陌生人开放的，进入城市更为方便，乡村文化则更为内敛和复杂，个体间差异非常大。他对乡村规划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相脱节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关起门来很浪漫，打开门来很骨感”。城乡规划作为应用科学应该有所担当，通过主动的乡村规划尽量减少乡村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吴庆东从农村、农业、农民三个维度回答了城乡关系问题，指出应当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主动城镇化，引导2.8亿农民工向各级城市有序转移；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提高农民人均资源，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村建设应当摒弃城市方式。同济大学赵民教授针对李志刚教授关于新移民的发言，认为应当区分开打工者与移民两个概念，中国打工者“赚钱是目的，进城并不是目的”，1亿农民工背后站着3亿被抚养人口，市民化应当顺势而为。针对殷玮关于上海郊野单元规划经验介绍，指出上海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强政府”执政理念，其规划也是基于经济相对发达、土地溢价较多的特殊背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认为乡村紧密的社会组织关系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本质属性。分散的乡村空间形态背后是基于亲缘、地缘、业缘的社会组织；基于传统伦理、宗教理念的乡村文化揭示了传统乡村的问题本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段德罡教授从历史的维度对当前乡村城镇化进行了反思。中国历来以农立国，农村在保证农业生产、社会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城市化诸多问题是占据财富欲望太过强烈造成的，乡村城镇化道路要前行，但要明白这条路通向何方。中国城镇化50%之后，需要认真思考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速度是否适合中国。同济大学杨贵庆教授认为差异化是大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多元本身也可以很和谐。针对就地城镇化，他指出产业培育是重点，如果产业培育不当，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与区域空间结构协调也是就地城镇化必须面对的问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王颖认为城市移民是一个连续过程，结合新加坡案例指出移民融合需要社会氛围、社会制度多方面的支持。就地城镇化需要地方产业支持，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还需更多元的路径和更广阔的思路。最后，分论坛主持人同济大学张尚武教授指出，乡村规划与城乡统筹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热点问题。用城市规划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进行乡村规划会面临很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关注城市以外地区的发展，对于乡村规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需求很大，需要大家共同的关注与探讨。4 “信息技术与规划创新”分论坛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茅明睿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开放与众包运动给城市规划带来的并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影响，更体现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包括决策的信息基础转变与“以人为本”理念的实际运用。互联网不仅是获取信息的渠道，更是研究城市、编制规划、治理城市的重要途径。“感知即参与，信息即权力”。面对这一趋势，规划首先要做的是感知、获取信息，其次是利用这些信息展开城市定量研究，最终将研究成果加入到传统的规划编制中，影响规划决策。同济大学教师肖扬对微观层面下城市形态连续变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机制作出探讨。他的研究基于南京市5年房价变化和城市空间布局的面板数据，以固定效用模型作为计量模型得出如下主要结论：①可达性变化确实可以影响房价；②步行尺度可达性正向影响房价，较大尺度如环路建设因为噪声等因素与房价负相关；③市中心房价受城市生长影响较小，郊区受影响较大。华南理工大学赵渺希副教授在“谷歌图片”中以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城市名为关键词搜索，选取前100张图片作为研究素材，通过图像分析、属性判别和对出现最高频次场景的校核判别，分析了网络媒介对传统城市意象的影响和改变。他认为网络社会的地域营销促使核心城市及其周边景观被异化为以休闲为特色的传统风情或自然景观，欠发达地区的城市意象丧失了自我真实表达。城市规划师需要考虑如何摆脱地域营销束缚、使城市意象回归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清华大学赵亮副教授试图建立全国尺度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SCGE）。首先分别模拟了京沪高铁的开通和北京建设用地增加50%各自对全国各省市发展带来的影响。之后，利用该模型模拟分析了三种不同建设用地扩张趋势下各省市就业和地区生产总值相应的变化结果。得出基于交通基础设施和土地供给对就业分布带来的影响是可能的，可以被应用于较为复杂的区域发展研究、规划以及空间政策评估等领域。重庆大学魏皓严用量化方法探索了街道网络构形属性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多重属性之间的关系。研究以重庆市主城区街道网络和9个公共空间为样本，从体验多样性、政府主导性、空间使用者类型、历史和狂欢度五个方面对公共空间复合属性进行评分，同时利用空间句法工具从整合度和选择度测算街道构形属性，以此对单个公共空间属性与构型属性进行两两相关分析，并对分析结果作出现实解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王阳则针对居住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发强度控制中公共利益缺失问题，提出了“开发强度绩效”的概念。研究基于西安市样本数据，在地块自身和地块所在片区两个层面，构建容积率与公共利益因子配建关系的数学模型，结果表明：①除停车外，控规层面开发强度指标的合理编制对于保障居住地块层面的公共利益至关重要；②片区层面的公共利益因子对居住地开发强度影响比地块层面更大；③公共利益需要控规层面开发强度控制和修规层面各项指标的落实来共同保障。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曾舒怀从当前网络思维下城市商业特点入手，分析了商业模式改变带来的城市商业空间的变化，并在此基础畅想了城市规划的应对：①在城市层面上，当传统商业空间演变成为城市文化和品牌公共体验空间、传统仓储物流分离成新的服务系统时，城市用地的功能比例和布局结构将相应调整；②在社区层面上，不同地产营运模式产生的新的设施和空间需求，未来城市规划配套指标需作相应改变。【点评和讨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施卫良认为，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城市规划思想创新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大数据为规划提供了一种更广泛的、基础性的、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数据支持。如何更好地将大数据反映到我们的规划中是当前工作中有意义、迫切的课题。未来开放、众包的理念也可在规划流程上进一步体现，如可搭建云规划平台，使社会各界都能够为城市规划贡献力量。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詹运洲强调了数据与信息的差别，有用的数据才能被称之为信息。信息技术应用是当前规划创新的重要领域，如何获取大数据中的信息；如何围绕城市规划目标去运用这些信息；如何使信息更好地服务于规划决策值得思考。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总工马强认为大数据技术未来可以与传统规划进行更好嫁接，如运用大数据及严密量化研究方法来检验传统规划的主观经验判断，如果经验判断得到数理支撑，其可信度将被极大提升。同济大学王兰副教授认为，信息网络技术对于城市研究和规划方法这两方面都有变革性启示。城市本体研究领域，基于大数据的定量模型建构可以验证和细化经验所得，并进一步提升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方法上，信息网络技术可以使规划参与更为多元。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数据可能只反映了小部分人或精英观点，应当通过其他补充参与的方式来集合不同社会阶层的声音。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敬东认为当前信息技术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行业，而是引领了一个时代，这对于传统城市规划从业者存在危机更是契机。同时，对于未来的城市规划教育，也应注重信息技术的渗透，建议开设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相关的课程。同济大学钮心毅副教授认为本论坛的演讲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信息技术背景下的城市规划应当如何转变；二是传统规划研究方法如何借助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对于第一层面，要意识到网络数据在可信度上的欠缺才能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数据。对于第二个层面，中国的规划界定量研究还远远不够，传统模型还存在诸多不足，如当初基于小数据甚至无数据情况推导出的模型在当今大数据时代可能未必适用。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周玉斌认为，当代规划师特别是青年规划师应当更好地适应信息化时代，具备信息技术、数据挖掘处理等相关领域的能力。对于数据分析、模型构建，大多数成果还停留在研究层面，规划编制上的运用还需要更积极的探索。当完成大量规划研究工作后，如何在开放、众包理念下改进规划评价也值得探讨。最后，分论坛主持人、同济大学孙施文教授指出，信息化手段和技术肯定将不断地加入到城市规划工作中并推动整个规划体系的改变，但也应意识到技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的数据抓取和采集更多是对现状问题的反映，之后应进一步对其进行因果提炼以及探索现状与未来的关系，如此才能更好地将数据研究成果应用于规划实务中。因此，人们谈规划的自下而上，但事实上目前能做到的还只是数据采集的自下而上，真正意义上规划的自下而上还有待后续研究。2015年5月将举办第四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也期待能聆听到更多的青年规划师的声音。（以上内容由曹春、俞静、房静坤、马力、陆韬、倪春、王正海编辑整理）修回：2014-06 | | 关键字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