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五届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 |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 | 摘要 | 2016年5月21日，第5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在同济大学开幕。来自规划学界、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众多专家学者与青年规划师们齐聚一堂，共话城市发展的新形势与新思考。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再度召开，系统性的提出了“一个尊重”和“五个统筹”的基本思想，为未来的城市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也对城乡规划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跨入第五个年头，“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在保持原有活力的基础上，也在逐步向更成熟的方向迈进。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的关键时期，本届论坛以“统筹城市发展和规划创新”为主题，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集思广益，推动当下规划的理念创新、方法创新、内容创新以及成果表达，并藉此重新梳理以往走过的路；也希望助力青年规划师成为统筹城市发展新时期的思考者、探索者、实践者和创新者。5月21日上午，论坛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庭报告厅正式开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主持开幕式。住建部城乡规划司副司长俞滨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俞滨洋副司长在致辞中寄语青年规划师：“向老前辈学习，学习他们的治学精神和已有成果，更好地为当今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规划研究一定要上接国家战略，下接民生、创业、宜居的地气，脚踏实地地做出管用、好用的规划，出精品、出佳作、留遗产。”杨保军副院长将历届金经昌论坛的主会场“钟庭”报告厅看作是国家规划学术思想重要策源地，“我们每一次遇到新问题转折时，都会把目光投注到这里，我非常期待今天可以听到很多精彩、有启发的报告内容，并从中汲取力量”。吴志强副校长在致辞中说：“金经昌论坛从世博会后发起至今已是第五届，我们希望给有想法的青年人、有理想的青年人、有对中国规划未来抱有坚定信念的青年人创造一个平台，让他们说出理想中的规划是怎样的，并且为中国规划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诸大建教授、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院张国华院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陈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朱子瑜副总规划师，围绕论坛主题分别就城市绿色发展、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供给侧改革与规划创新、城市风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主题报告的演讲。诸大建教授的报告题为“城市绿色发展的效率问题”，站在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对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创新思考，提出两个关于绿色发展的效率问题的探讨。什么是绿色发展？从资源生产率和生态发展绩效的角度，提出“脱钩”发展概念，即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脱钩。所谓“脱钩”，包括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生产率，以较少的资源环境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消费过程中的服务效率，即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要注意让经济增长成果更多地转化为社会福利。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就可以表达为资源生产率（单位自然投入的经济产出）和服务效率（单位经济产出产生的社会福利或生活质量提高）两个变量的函数。绿色发展视角下，未来的世界不是平的，而应该是尖的，即在单位城市空间上人口集聚（劳动与就业机会）、经济产出、科技成果和人才创新更集聚，资源生产率更高，更具有竞争力。怎么实现绿色创新？提出经济创新的四种路径，过程改进、产品改进、产品替代、系统革新，对城市发展而言，绿色创新不限于微观意义上技术层面的产品与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非技术层面的系统化绿色创新，即社会行为和制度结构的绿色创新，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提高资源生产率，而不仅仅是提高传统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对中国而言，基本物质需求尚未满足，往往节省材料和减少污染的每一小步的努力，都会被尾随而来的数量扩展所淹没。而城市低碳发展根本就是控制城市二氧化碳总排放，因此不能仅仅关注微观效率改进，更要关注宏观的总量控制。最后，借用卡尔索普《气候变化之际的城市主义》中的理念，做了四个情景推演，一是传统发展，城市蔓延但没有技术改进，无绿色技术政策也没有空间规模控制，二是绿色蔓延，只是做简单绿色改进，但没有空间控制，三是简单紧凑，有空间规模控制。但没有绿色技术改进，四是绿色紧凑，即有对城市蔓延的空间规模控制，也有绿色技术改进。规划领域恰恰是空间、土地的结构问题，亟需加强空间结构中的绿色创新和宏观调控，然后再考虑微观的绿色汽车和建筑等内容。张国华院长的报告题目为“国家新型城镇化与协同创新规划——产业·交通·空间”，提出关于交通规划和城市规划、和产业经济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的思考。首先提出了关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创新协同发展的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新视野，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认识城市的市场经济本质、工商文明属性、自由、平等、开放的特质，才能使得城市成为创业乐园和创新摇篮。第二个转变是从土地城镇化到以人为本，其核心是就业和住所。中国过去30年的低成本竞争的产业模式，要过渡到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模式，实现城市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三个转变是产城融合，城镇化的本质是不同经济条件下、不同交通运输条件下人口及产业在空间上迁移的过程，把握交通问题和土地问题，才是未来的城市规划的创新所在。关于TIS(交通·产业·空间)协同理论，主要来自于经济学相关研究。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关键是全要素生产率，其关键在于产业和空间的组织效率上，因此，从发展历史来看，产业类型、城市空间和交通系统是相伴而生的。由于产业不断分化，产业集聚与产业运输成本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资源型产业，如钢铁重化工业等，必须选择沿海、沿港布局，实现低成本运输。第二类是资本运行型产业。如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都是沿高速公路设立，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汽车。第三类是信息产业，不仅要快速流通，交换过程中还需面对面的交流，这就需要解决人和信息的快速转化方式，主要交通选择是高铁和航空。关于TIS协同创新规划与实践探索，他强调城市规划要从当前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两个层面的转型。一是在城市群层面上，要加大对外交通设施和产业布局、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关系，对空间价值分析研究，识别出面向国际、国内和地区服务的产业区位，从而确定交通基础设施网络配合。二是在城市层面上要掌握好交通网络形态和功能布局的关系。通过构建新的空间分析方法，将客运体系和产业体系、和城市中心体系结合起来。特别要考虑城市的生产型服务业、生活型服务业和规模型服务业三大典型产业如何与轨道网络的结合。此外，从世界产业格局和全球互联互通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分工难以为继，“一带一路”倡议需要重新梳理我国的体系化通道结构，支撑国家生产力布局和城镇体系格局。通过构建高铁站点选址评价指标体系，站点协同线位选址研究，实现高铁站点及线路与城市产业经济、空间布局、综合交通的协调，为交通土地一体化开发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未来的城市发展，交通、产业、空间都不再是某个专业的配套，而是一种协同关系，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使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竞争优势。陈旭博士的报告题目为“供给侧改革与规划创新”，报告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赵民教授与陈旭博士后近期对城镇化变化及规划创新的相关研究成果。首先，系统梳理了“供给侧”、“需求侧”两者内涵和相互关系。从经济理论角度来看，消费、投资、净出口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理论，都是从需求角度对GDP的解读。而“供给侧”则讨论供给能力，即经济增长的生产能力、生产效率，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和最优配制条件下可能会达到最大经济增长率。供给侧改革如何促进潜在GDP提高，就是要提高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全要素生产效率提高，路径就是追求更高的科技创新水平、要素在空间的更为合理的流动和分布、更科学的社会分工。其次，探讨了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必要性和改革的内容指向。信贷条件下经济发展周期存在短经济周期（即商业周期 business cycle）与长经济周期（long wave）交织现象，短周期内政府刺激经济的方法，在长期来看则难以见效。从我国历次中央会议，也可以看到国家决策层面对经济发展阶段和政策思路的不断转变，“需求侧”政策随着新常态到日渐式微。决策层也逐渐明确国家经济工作重点也必须从强调投资，转变为强调内需和强调供给方向上来。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三去（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一降（降成本）一补（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内容框架。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决策机制。1994年的分税制作为一个分界点，地方政府事权不变而财力相对减少，为实现增长必须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环境改善的问题。地方政形成了一条以土地换投资，以廉价的工业用地和廉价的劳动力来谋得产业资本的积累，进而以商业和居住用地的出让来快速提升政府的财政能力的行为策略。因此，本轮“供给侧改革”的最终指向应当是“制度改革”本身，即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促使多因素形成增长的良性内生作用，透过“激励约束”引导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提高“供给侧”能力。最后，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城镇化发展思路转向。城镇化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具有相同的制度背景，在微观本质上具有一致性，都是人口、资本、土地等要素在空间、时间维度上重新配置的过程，风险高度相关。以土地金融支撑的城镇化模式，核心问题是忽略了“人”的发展。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严重脱节，面临土地价格绑架地方政府及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供给侧改革背景之下，应注重“人”的城镇化发展，切实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注重新的城镇化融资体系，确立良性的地方收入支出循环模式。城乡规划要服务于“人”和“创新”，通过机制设计跃迁入新的发展路径，实现规划的物质转向和制度转向，机制转向结合，改变市场主体行为逻辑。这绝非是引入某项规划编制就能奏效的。朱子瑜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城市设计与城市风貌管理”。通过解读城市风貌内涵、梳理感知要素（山水环境、公共空间、建筑风貌）、感知途径（景观可视、文脉可读、场所可体验），提出规划、建设、管理等实施风貌管理的框架设计，希望通过城市设计，构建中国特色人居环境，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他认为，“风”和“貌”是互为表里、互为前后、互为因果关系两层内涵。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城市风貌表达了城市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追求。风貌的形成和改变具有一定规律，一是整体性，个体风格并不能代表整体风貌；二是长期性，风貌是历史人文传承慢慢积累形成的稳定状态；三是审美性，能使人身心愉悦、健康向上、得到美的共鸣和启发。城市设计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景观风貌定位的问题，就需要对进行一定的规律性特征分析和总结。并以《北京市总体城市设计战略》为例，归纳了北京市总体景观风貌定位为“首都味、东方韵、国际范”，充分体现了北京的城市特征。关于风貌的感知要素，包括山水环境、开敞空间、建筑表现三个方面。山水环境是城市风貌感知的基调，开敞空间是城市风貌感知的场所，包括广场、街道、绿地、公园等要素，建筑表现是风貌感知的焦点，包括秩序、比例、结构、色彩、质感构成等内容。事实上，从城市风貌角度而言，规划对建筑表现的要求就是建筑应当在城市中具有一个非常得体的表现，即形式符合功能、形象符合角色、形态融于环境。关于风貌的感知途径，可以归纳为景观可视、文脉可读、场所可悟、特色可辨四个路径。景观可视，城市应保留重要的景观通廊和景观面，文脉可读，城市形态及格局的变化应避免断裂式、跳崖式、革命性的改变。场所可悟，城市应注重场所精神的营造，使得使用者可以产生对风貌的感悟。特色可辨，城市应当如总书记所说的反映地域特征，表现民族特色，体现时代特性。城市风貌特色是可遇不可求的，一味求特，就会出现奇奇怪怪的现象。关于城市设计的管控方面，提出了我国城市风貌出现的两个极端问题，从建筑设计角度来讲是贪大崇洋、求怪媚俗，从城市风貌角度来讲是杂乱无章、千篇一律。住建部强调提高城市设计水平，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就是要运用城市设计这个工具进行管控，管控城市的感知要素，山水环境、开敞空间和建筑表现，通过景观可视、文脉可读、场所可悟、特色可辨的四个路径进行管控。景观可视方面，如温哥华保护风景的眺望控制，以建筑高度能否看到山水风景作为要素控制，如伦敦在城市形态的管控上，会把圣保罗教堂能不能被看到作为一项重要判断要素进行战略性眺望景观系统。文脉可读方面，如奥地利格拉茨市中心的美术馆超现实主义的形象，强调对城市肌理延续，被当地人称为“友善的外星人”，如上海将144条道路定为风貌道路，其中64条历史风貌道路永不拓宽，也是文脉可读的管控方法。场所可悟，如北川抗震纪念园，各个建筑师创作了各自体验的不同空间组合。特色可辨，如巴厘岛规定所有建筑高度不能超过椰树，很简单地就保住了旅游小岛的特色。城市设计是管理景观风貌的有效工具，通过管理办法和技术导则将城市设计纳入城市规划体系，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下午，以“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研究方法与技术创新”为议题的“创新论坛”平行开展。创新论坛一 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创新论坛一由同济大学栾峰副教授主持。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桑劲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拨开运动的迷雾：现行体制下的“多规合一”特征与方法”围绕“多规合一”展开五个方面的探讨。“多规合一”规划的形成离不开中央和地方的双向推动机制；“多规合一”规划的本质并非“规划”而是一项多部门参与的政府空间协调工作；“多规合一”规划都可通过“一本规划”、“一张蓝图”、“一个平台”来进行协调；“多规合一”规划应当遵循空间协调和工作组织两个层面来进行方法和机制设计；“多规合一”规划应当通过规划联动修改机制、项目库建设机制、信息平台建设机制推动其有效的实施。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唐龙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总体规划空间的约束与传导体系初探——以西咸新区为例”，首先提出了总体规划面临着空间约束不清，传导方式不明等问题，其本质是空间事权划分缺失、博弈机制失灵所造成。以西咸新区总规编制为例，提出在传导内容上要约束瘦身、突出重点，在传导对象上要梳理体系，纲要一致，在传导方式上要增强图表，分区指引，在传导反馈上，要建立平台，动态评估，使得总规“刚性更刚”、“弹性更弹”，实现约束内容的精准化与系统化。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范凌云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利益主体视角下乡村居住空间重构与优化策略研究”。以苏南地区为研究对象，围绕城乡统筹过程中，乡村居住空间由分散到集聚的重构过程。由于“空间-利益”内在机制，形成了蜕变型和整合型两种类型重构方式。强势利益主体往往通过政策制定来影响重构方式造成其他利益主体的失衡。范凌提出要通过规划的层层落实，保障用地指标，合理安排空间，科学选址和开发，满足弱势利益主体使用需求等策略，来实现对乡村空间重构中利益主体调控。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佩佩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全域化、网络化、扁平化——创新驱动下杭州大都市转型发展的空间趋势特征和规划战略应对”，以杭州大都市为例，在大都市城镇空间的扁平化、网络化趋势下，提出战略应对，一是确定杭州建设具有全球特色的区与中心的发展目标，二是形成全域化、网络化的中心体系布局，三是形成特色制造、科技创新、创意产业和电商物联网金融四大产业空间，四是强化战略性生态空间体系构筑环境竞争力。无锡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的王波规划师演讲题目是“基于区域规划调整背景下的无锡市城中三区规划整合策略的研究”。以无锡市“撤三建一”区划调整为背景，系统梳理三区的土地、文化设施、社会设施、空间景观等资源，提出了城区发展方式转型的三大规划策略，产业发展多元化、产业更新高端化、产业分布集群化；推动“一轴两核、四心九节点”空间布局的联动发展；促进用地结构的优化调整，四是完善社会设施布局均衡。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梁印龙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后发地区高铁沿线城镇空间发展应对与思考”。以沪昆高铁贵州境内玉屏-贵阳段为例，分析高铁对沿线贵阳、凯里、铜仁地区的空间影响，显著提升了沿线城镇的交通条件；以高铁站为核心重构了三大空间分区；加速了跨城跨区一体化过程；引发了沿线城镇空间“极化”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现阶段后发地区的“强核”空间战略，寻找区域战略支撑点，发挥高铁效应，带动沿线地区发展。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姚凯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底线与协同：区域规划的创新实践——“奎-独-乌”区域协调发展规划案例”。作为我国重要的石化基地，新疆“奎独乌”地区由于特殊的行政区划和多头管理体系，面临粗放扩张、同质竞争、生态威胁发展瓶颈。因此，“奎独乌”区域规划突出底线思维，划定共同的污染物排放底线、水和土地等资源底线；突出协同思维，明确三地四方协同减量、转型、优化的规划方向，建立区域协同机制给予实施保障。“奎-独-乌”规划实现了区域规划从增益到止损、从单一到协同、从事前到事后、从技术回归政策的创新探索。[分析与点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陈秉钊教授肯定了演讲者成果，也强调了分析问题要看本质，结论要重视逻辑的要求。认同“多规合一”成功往往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小组，对建立“多规合一”后续的联动修改机制表示关注，这是一个临时机制是否转为常态机制的关键；对城镇扁平化网络化特征，建议深度解剖城镇集聚和分散的原因，透过现象寻找本质；对三区整合，建议研究三区合并与多元发展的动因，规模和管理并不支撑合并的必要性。对粱印龙提出要解释高铁站乘客比工作人员少的问题是选址还是运营，可增加日本等案例的比较，研究高铁建设的发展阶段和城市背景，判断高铁站建设效果；对姚凯提出应加强从技术层面分析奎独乌三地四方分与合的正负效应，提高规划的说服力。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裴新生所长认为两东、两西的案例集中体现了中国城镇化的特点。建议“多规合一”之后清楚城乡规划部门工作抓手，围绕落实公共服务、基础服务、绿化环境等民生建设工作，对长远空间谋划进行全局性安排。对唐龙提出思考传统总规是否太粗放、深度是否太随意，明确各层面关键要素才能管得住。建议赵佩佩进一步对比研究杭州和上海的区域发展特征。建议王波抓住三区合并的问题所在，提升资源整合效力，发挥中心功能等。对梁印龙提出的马太效应问题，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其对城镇结构的影响。对姚凯提到跨地区博弈问题，认为规划就要抓住民生问题来说话。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段进教授认为规划师们演讲过于全面，应注意要提出问题，而不是总结报告。对范凌云提出的乡村重构问题，认为其实最主要的因素是政策方面压制了其他诉求，才造成了今天这样情况，结论应当是加强各种诉求有序组织推动重构，而不是“加强政策”。认为赵佩佩的杭州项目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建议深度上、方法上去寻求现象背后内在机制。建议大家关注杭州，关注创新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征偏好，通过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吸引人才。建议王波补充三区合并对规划和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和规划应对，要注意老城新城价值不同，谨慎建设。建议梁印龙关于高铁的分析不能简单概括为马太效应，而是要看到交通成本降低后对社会分工的促进，强化高铁沿线城市避免同质的特色化发展，尤其是贵州地区不能简单照搬工业化模式。认为姚凯提供了一个整合发展的好的案例，区域协同关键是底线和协同，这是密集地区城市群处理矛盾的思路和方向。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杨保军副院长通过一副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鼓励青年规划多提新思想、新观点、新视角。“多规合一”问题由来已久，确实是一个沟通平台、协商平台、议事机制，但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上改革，避免国家利益部门化，过程政策化和管理规范化。对农民利益问题，建议深入思考以节约土地角度出发的农村拆除整合对社会人文历史带来的毁灭性等问题。建议赵佩佩和王波注重新条件下的问题本质的剖析和规划应对。建议梁印龙应重点研究如何促进后发地区从不好转好的规划策略。建议姚凯可以结合区域整合规划，多做一些经验提炼。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陈志强处长从一个政府管理者角度谈“多规合一”落实，应当积极争取有所作为。一方面是顶层设计、体制机制改革推行行政层面工作，如厦门市多规合一起到了公开信息平台建设，提高行政效率，协调重大项目空间决策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学界视角应当了解相关规划和城乡规划关系，通过梳理各项规划职能和清理各类空间边界，试点“全域规划”来替代总体规划，并通过联席会议加强后续管理。对于行政合并，规划关注较多的是用地整合，建议针对人居环境多做研究。在园区整合工作中，建议关注工业园区的清退问题，人地关系比例问题和生态环境脆弱问题。产业会周期性衰退而城镇需要存在下去，期待后续规划落地。创新论坛二 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创新论坛二由同济大学王伟强教授主持。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陈敦鹏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城市用地分类——从深圳实践到理论构想”。简要回顾深圳城市用地分类历经1990、1997、2004 和2013 版四次修订的过程，总体判断用地分类总体上趋于简化，分类因素更侧重强调公益、减少外部负效应，分类内涵更体现土地开发权利，分类框架更强化与开发控制规则的衔接等基本特征，提出未来城市用地分类体系应当进一步从技术工具向制度体系转化，鼓励在国家标准基础上制定地方标准，强化用地分类和建筑分类体系的管理衔接。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孙蕾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基于城市承载力综合评估的深圳市密度分区规划修编”。针对深圳高度建成、高强规划和高密人口的城市建设状态，在既有城市密度分区与容积率规定基础上，的以基础数据平台的多轮评估与修正为技术路线，对全市2600个统计单元进行对现行密度分区规划完善和细化。研究为规划管控提供了更为合理有效的支撑，暴露出城市综合承载力面临的严重问题，研究的难点则在于多专业规则的制定和衔接，以及对城市远期发展总量预测和承载力评估之间的不断修正的过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邱凯付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人性化导向的中心区营造——基于前海新区业态需求调查的思考”。通过对国内主要CBD建设的反思，提出规划设计要从关注功能形态的经验模式向关注人的需求和行为特征的角度进行回归，强化城市配套支撑，一是要促进多种城市行为方式的交混，二是建立适宜人步行的城市尺度，三是推动人性化交通的行为需求。从建设管理角度，一是要加强“完整社区”培育和单元平衡的开发模式，二是要探索综合性开发的市场化实施机制，三是建立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管制体系。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杨震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范式·困境·方向：迈向新常态的城市设计”。在中国“增长主义”主导的城市建设范式指引下，城市设计实践往往被作为一种促进城市空间总量推进及计算空间效益的经济工具，用以促进新城扩张和旧城更新。城市发展新常态下，城市设计面临几个新的方向，一是从愿景式宏大空间描绘转向大量中-微观层面的空间优化和重整，二是不仅仅局限于空间设计层面，更关注土地产权层面的机制设计，三是在土地和空间城市化之外，强调生态和人的城市化的评价维度。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邓巍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后名城时期的历史城区整体保护探索——以宁波为例”。梳理了历史文化名城从“破城”到“护城、守城、救城”的过程，进入了历史城区破碎化和零散化的“后名城”时期。作者提出两个重要保护思路，一是在时间中认识城市——重试城市记忆，二是在行走中包容城市——中是灰色地带，并以宁波为例，提出“从集聚到扩散”的整合理念，集聚模糊化、零散化的历史资源，通过街区“面”的重组联合，实现历史城区的空间完整性和体验系统性。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李晓宇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沈阳基于“站城一体化”理念的沈阳地铁二期工程沿线优化规划探索”。轨道交通建设为城市带来“触媒与整合”作用，以“站城一体化”发展为导向，探索协同规划管理和编制的新方法。一是协同规划，统筹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两大领域，二是因站制宜，尝试TOD理念的适应性和本土化，三是对接控详，落实3大类20项指标体系，四是耦合分析，通过政府信息和市场数据寻找症结，五是以量定型，对标典型站点及周边关键指标优化参照，六是聚类分层，形成“5类型+2层次”的规划编制技术体系，七是面向存量，探索新常态下的规划编制与管理路径。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邢箴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浅议小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的思路和方法”，围绕增长规划为主导的小城市，提出两种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方法。一是“远景包络法”，强调用地方案前分析评估，用地方案后划定，由于远景方案的形态决定了开发边界，可能带来规划调整的较大不确定性。二是“刚性底线法”，以刚性底线为基础，综合预判城区发展，先于用地方案进行划定，现对而言可能满足规划调整后的长远发展适应，较为符合宏观政策文件中城市开发边界作为增长边界的刚性要求，推荐作为小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的基本规则。[分析与点评]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吕斌教授对深圳城市规划先行先试表示认可，建议深圳应当进一步梳理经验加以推广，应注意工业用地和研发用地分类管理。建议承载力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基础设施、道路交通，还是历史保护因素。邱凯付的空间调研很有价值，调查对象可以不仅仅集中在区内企业，也可以适当调查周边使用者，增加规划研究视角。杨震对于传统范式的反思和批评很准确。邓巍的后名城的概念内涵可以继续探讨。建议李晓宇可以进一步对实施机制和实施过程进行跟踪研究。认同刚性底线的开发边界划定观点，建议研究大城市有何区别，此外和生态红线有何区别，这涉及到了国土部门、环保部门和城建部门的协调。厦门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秘书长马武定教授对于深圳的探索性研究性规划成果表示肯定。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城市规划其实是为市场制定规则，包括用地如何发挥效用，增加活力，都是在市场经济配置下政府的调控治理的体现。深圳用地分类的经验成果，可以纳入国家标准中进行借鉴和补充。承载力和容积率问题，其实是政府对土地经营的一个监管作用的体现，以厦门厦禾路改造为例，容积率要根据实际空间效果来确定。空间活力问题具有供给侧改革的意味，但是供给不是虚的，而是要从需求调查得来的。城市规划供应土地和空间，也要考虑如何使用满足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认同杨震关于城市设计的反思，城市设计其实没有范式，建议加强城市设计对于城市风貌的引导管控，进行一个理性的规范化过程。认为邓巍的后名城规划感觉是保护的退却，现实的名城很多东西已经破坏了，因此必须有一个保护坚守的底线。“站城一体化”的概念可以进一步讲清楚。关于开发边界问题，对大城市用地管控可能很重要，对小城市可能还要思考解决发展问你。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松教授提醒大家深圳是中国特别的案例，作为特区发展而来，面临新的经济发展压力，对于土地资源的再梳理。密度分区研究的目标似乎是为了增加强度用地强度，谈的是存量规划，做的是增量规划，城市发展不等于城市建设，不完全是经济建设，一要满足人的需求，二要保障环境。邱凯付可以增加日本等后工业时代新区案例，有一个关于经济发展支撑、环境和特色的基本目标。建议邓巍进一步把后名城的特征要总结出来。李晓宇的案例是真题，规划方案在技术层面处理很好，充分借鉴了日本的经验，希望对规划实施的协调层面问题进一步阐述。邢箴关于小城市边界划定有特殊性，刚性边界和远景方案都要兼顾。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匡晓明所长特别关注城市设计中的混合功能问题，深圳混合用地研究可进一步明确深圳在推行混合用地过程中和市场如何衔接，以及对于国家严格调控的住宅功能混合的上下限问题。针对城市开发强度，提出城市更新不能只是增加强度，迁就开发商。认为杨震提出的从市长统领的城市发展时代到更新转向的结论很准确。但对于深圳村镇改造容积率达到6.0是否可以探索其他改造方法。名城保护中的灰色地带确实是值得关注的地区。“站城一体化”可以进一步思考以地养铁，土地出让和地铁建设的关系，体制机制上的探索创新。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新哲副院长指出规划师应当提出自己观点，而不仅是介绍一项成果。深圳城市建设做了很多探索，但是示范效应不明显。用地分类和密度分区本质上还是一个工具和平台，通过规划手段即用地性质和容积率的调整，释放出一些利益，促进整个城市有效运转。政府手上的这样一个工具，如何使用地更合理，更精确，是没有穷尽的。现状分类可以细一些便于统计，规划分类可以粗一些便于管理。邱付凯探讨业态问题中，认为政府部门应当提出负面清单管理，但对历史文化等政府还是应该介入保障。杨震关于城市设计范式问题很准确，应该进一步反思如何进行改良和挽回。关于地铁的综合开发做得很细，可以进一步细化阐述后续的导则内容。邢箴注意区别国土提出的城市开发边界和建设提出的城市增长边界的异同，以及如何分层级管理和落实。创新论坛三 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创新论坛三由同济大学李京生教授主持。深圳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史懿亭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东莞水乡地区空间开发权转移机制研究”。在“减量-增效”土地发展模式改革背景下，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希望通过“开发权转移”的制度创新，实现“减量不减权”的利益平衡格局，引领地区转型发展。通过对“开发权转移”适用性分析，作者提出政策实施的难点和建议，一是筑基——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尤其是建立开发权转移相关的产权管理和交易机制，二是调节——激发市场供给与需求关系，尤其是加强空间规划刚性，降低规划调整的预期，最后，完善部门职责和工作流程，并通过个案试点来积累经验。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兰帆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探索原农村社区转型与规划实施的新路径——深圳市土地整备留用地划定研究及政策建议”。主要针对深圳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遗留问题，以“底线+ 基准线”的总体思路，以公共利益作为土地整备切入点，通过划定土地整备底线，优先保障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综合运用规划、土地、资金等多种政策工具，实现政府与原农村社区的利益共享。通过若干“整村统筹”土地整备试点，深圳市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形成管理办法和技术指引，研究成果逐步转换为公共政策，推动土地整备利益共享体系的完善。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缪春胜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城市场运作模式下的城市更新路径思考——基于<深圳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16-2020）>编制的一点体会”。评估了深圳市快速开展的城市更新工作特点，也面临着结构、容量、设施配合与基础支撑缺乏统筹的严重问题。一是强化更新结构调控，强化更新的拆除重建和综合整治的分区管控，针对工业用地减少快的问题，加强产业用地保障。二是搭建更新预警机制，三是加强更新统筹力度，四是完善基础支撑和公共配套。同时，对于市场运作模式下的城市更新，需进一步考虑总体增量的管控，低成本空间与城市多样化特色的保护等相关问题。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陈宇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一个游戏引发的思考”。通过“房子接龙”的游戏，启发规划过程变革思考。游戏的核心内涵在快速展现空间上“每时每刻的资源最优配置”的叠加结果，是每一次的最优、自下而上的生长过程，是人性和价值之间的反复博弈的最终集合，并可以从中看到对联排的偏好、积极空间的塑造、密度的容忍、开放空间的形成等方面的借鉴意义。作者总结，接龙游戏提供的是去精英化的“空间众筹”的规则和方法，可以看到一是空间不是目的，是工具。二是城市并非树形，是叶形。三是微型规划不是方案，是平台。重庆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石亚灵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历史文化名镇社会网络保护更新研究——以重庆宁厂镇为例”。针对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更新中的社会关系瓦解、社会网络割裂问题，探索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历史文化名镇居民的社会网络拓扑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历史文化名镇社会网络保护对策，一是通过提高社会网络结构的稳定性、降低脆弱性、提升均衡性等，优化整体社会网络特性，进行社会网络结构自身的保护更新，二是以社会网络的稳定性、脆弱性、结构均衡性等指标为依据，指导历史文化名镇的物质形态规划。上海市规划编审中心的李萌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构建15min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实施、行动——解读<上海市社区规划到则>”。一是概念层面，明确15min生活圈的规划和建设标准。二是内涵层面，应对多元人群需求，强调步行可达的有效尺度，实现空间配置与居民活动需求特征的精准契合。三是落实层面，在规划、建管和实施三个环节上，落实全生命服务周期的生活圈的建设。同时，强调导则对新建地区和已建地区进行了差异化指导，对已建地区重在修补，挖潜和提质。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符陶陶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共享经济时代，城市公共空间新玩法”。作者以规划师如何加入共享经济为题，对公共空间展开分离、分解、分散，共频、共赢5个关键词的共享设计。一是分离，推进私有公共空间开放和专业化管理，二是分解，精细规划，强化主题性、特色性和“活动预设”，挖掘公共空间潜力，三是分散，化大为小，化整为零，建设城市微公共空间体系，四是共频，依托公共空间数据库网络支撑，提供公共空间的供给和活动的实时信息服务，五是共赢，摒弃免费思想，倡导共同付出，培养公民意识和协同管理。最后，以开放式小区研讨作为结语，关键在于提升相关者的公共利益。[分析与点评]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邹兵总师在点评中进行了背景补充，珠三角土地资源进入瓶颈阶段，广东省首先出台了是三旧改造政策，深圳也出台了城市更新政策。存量开发更加注重利益主体的权益，不是白纸做规划，要调整规划方式。深圳的存量二次土地开发包括市场操作的城市更新模式，政府操作的整村统筹模式或称之为土地整备模式。第三是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的同地同权问题，是否享有同样的开发权益，又如何实现利益转换。城市更新要关注制度设计、规则设计，也要继续关注空间设计。陈宇和符陶陶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一种新的规划方法。前者利用游戏来挑战和验证规划原理，而且吸引大家参与，反映了人的价值观和心理。后者则通过理性分析引导人的需求和空间塑造。李萌的社区导则可以完善一下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杨贵庆教授提出了城市更新中共同面临向着土地经济的本质问题。史懿亭以开发权转移理念探索新发展方式，要注意美国的zoning中容积率是统一法律规定的，历史保护街坊就可以通过容积率拍卖分享收益且保护建筑。中国的容积率是方案引导的，且缺乏拍卖的市场机制。兰帆的农村社区土地整备中对于公共设施保障值得肯定，希望进一步听到村民的声音。缪春胜研究的深圳面临了快速发展和环境容量的矛盾，担心转存量过程中肆意提高容积率。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赵万民教授结合开发权转移问题，为规划师们提出了城市更新的几点深入思考建议，一是利益再平衡问题，二是民生保障问题，三是城市品质问题，如何平衡。陈宇的实验是感观性的，还需要进一步梳理这样一种空间形式，在空间尺度，空间距离，空间感受、空间体验的方面的数值研究。网络空间模型探讨是城市网络的一部分，城市自身是有机而复杂的，城市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数据方法可以分析，未必可以穷尽。李萌的上海15min社区生活圈分析相当深入，建议综合信息化时代对社区生活方式的影响。城市公共空间新玩法很有创意，建议拓展公共空间内涵，如商业空间面临转型问题等。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俞静所长肯定了跨专业研究的开发权转移的问题，然而从开发权货币化到资本化是一个跨越，还面临评估、交易等专业环节挑战。兰帆的研究点明了城市更新中的政府角色和作用。缪春胜研究说明城市更新还是应当和总规控规体系做好衔接，通过评估调整和完善，避免层层做加法。各位报告人给大家很好地展示了空间背后社会认知的过程，群落空间背后的个体选择，城镇背后的社会网络，建设导则背后的生活方式，以及城市空间网络背后的公共生活方式。创新论坛四 研究方法与技术创新创新论坛四由同济大学钮心毅副教授主持。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李栋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复杂网络视角下的中国区域格局再探讨——基于迁徙流数据的分析”。提出如何从整体上认识复杂城市网络体系并把握演化规律的问题。以腾讯发布的迁徙数据流为依托，选用簇群划分法，以城市的模块性为度量指标，引入城市之间空间邻近关系的因素，形成区域格局研究结果。并以特征中心为指标，测度网络节点的影响力，比较分析了我国自然地理分区、经济地理分区、行政分区与人口迁移的关系，归纳了特征中心城市三种类型，分别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区位中心，为区域规划和城市群认知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丁亮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支持城市空间结构规划——两个地区的实践”。以手机信令为数据来源，探讨城市空间结构识别，作为传统规划方法的有力补充。一是研究上海就业空间结构。新城市郊区范围内就业活动的主要聚集区，中心城就业高密度区内可以识别出19个就业中心，以占中心城7.7%面积集聚了33.8%的就业岗位。二是研究南昌大都市区城镇体系。强化南昌市辖区一级中心地位，培育二级中心城镇能级。在南北向“人”字形发展轴上，补充东西发展轴，提升西部发展轴。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崔真真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基于POI 数据的城市生活便利度指数研究”。以兴趣点（POI）数据获取城市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现状数据，通过网格化进行计算，以专家评估确定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程度，最终形成城市生活便利指数评价体系。以京津沪穗四个城市为例，得到城市平均生活便利度指数（沪、穗、京、津）和社区生活便利度指数（穗、沪、津、京）的排序研究。POI数据范围覆盖全国，是一项城市间、区域间对比研究的重要数据，为规划决策提供模型支持。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高怡俊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多元数据视野下的城市规划研究探索”。大数据应用具有客观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特征，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规划研究方法的主观性、时限性和片面性的局限。互联网开源数据主要集中在城市结构性问题研究，商业级数据是向数据沉淀企业购买的数据，可以研究更加精准的城市问题。以徐汇为例，通过人口与经济普查数据、移动设备数据、轨道交通站点数据、互联网开源数据、并以ArcGIS评估方法，研究职住平衡，产业发展和空间品质、综合交通等多个问题。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殷健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基于“形”和“流”的城市多中心体系评估模型”，采用定位和定量方法进行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体系研究。模型中“形”代表人口、用地、建筑、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等基本要素，测度城市静态物质空间的发育程度。“流”代表信息、交通、物、人、知识等要素，测度城市与区域联系的活跃程度。以此方法对沈阳城市中心体系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形成3大类、11中类、27小类指标体系，将空间定量化数据和GIS分析结合，多视角揭示沈阳的空间发育特征，进行分区政策指引和战略制定。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欧阳恩一规划师的演讲题目是“分布式用能模式下的空间应对思考”。分布式能源是分布在用户端的能源综合利用系统，城市空间将由若干自给自足又互联互通的城市能源单元构成，能源微网可以帮助能源单元实现与公共电网间的互联互通。从能源高效利用的角度，提出空间应对的能源配伍法，同时也对城市空间混合布局的组织方式提供了具体的混合量化指标，和构建24小时活力社区的目标。作者以上海临港生态示范区为例，尤其强调了根据能源布局情况，对示范区功能混合提出的比例设置和布局要求。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段心凯规划师的演讲题“用产品经理的思维做规划研发——以武汉产城融合项目为例”。以武汉开发区产城融合评估工作为例，借鉴产品经理思维开展工作。一是理解产品研发方向，追本溯源寻找产城脱节的根源。二是关注用户体验，通过可视化效果直观展示评价效果。三是快速迭代，勇于试错，及时反馈，不断修正，通过互联网开源数据进行精细化评估。四是精益制造，关注细节，关注矩阵设计、情景分析、规划引导、表达效果等。五是模块化生产与乐高式植入，形成定性定量的评估单元，纳入多层次精细化评估体系一部分。[分析与点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王德教授提出大数据优势在于面广、量大、实时，是传统的现场踏勘无法实现的，可以作为一个研究补充。目前，大数据还在挖掘阶段，能够驾驭大数据是有难度的，预测和验证就更不容易了。对李栋就数据的选择、数据的准确性弥补问题进行了交流。对崔真真提出POI热点覆盖程度与公共设施真实之间差异问题。认为殷健的“形”和“流”是从技术层面对吴志强校长的理念的落实，但是结论的弹性太大，难以指导规划。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顾朝林教授对比了传统数据特征，提出大数据时代规划研究更加精细的一种现象的描述，有规划需求才能推动技术进步。指出丁亮的上海全市的通勤圈研究能否支撑对上海大都市圈发育程度的评估依据，才能在理论层面有所突破，解决实际问题。崔真真核心问题是如何把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规划中，要明确基本单元、分解设施类型，在城市内部比较解决具体问题。殷健规划师的研究中对于人口的基本单元和交通的基本单元尺度不一，可能会碰到协调的问题。段心凯关于产城融合的问题和目标不够明确，要认识到产城融合问题是在中国过去基础薄弱的工业区和大居模式的的基础上展开的。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崔功豪教授肯定了大数据研究以人为本的特点，对新技术的探索、思考、研究都很重要，试图创造一些和传统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规划研究。李栋的迁徙问题提供了区域研究的一种方法，会受到交通条件改变的影响，可以再进行细化。丁亮研究的手机信令研究的是现状，如何知道规律，推演20年后的规划。崔真真生活便利度反映了城市人的舒适度，既包含了设施门类齐全与否问题，也包含了环境档次的问题，要把人类的中心化和层次的多元化结合起来。大数据对于城市的现状的研究、评估和规划修正有意义的。段心凯研究的产城融合是整个武汉视角，和一般开发区、产业园、新城是什么关系？殷健规划师关于“形”和“流”的研究实际上是静态和动态两种方案，建议进一步研究城市的中心体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戴慎志教授关注新方法分析后的规划运用问题，如研究出来北京的生活不便利，设施难找，将来如何完善优化。殷健的“流”研究，除了交通，还有哪些要素？“形”和“流”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和决定性关系可以继续研究。欧阳恩一关于分布式用能模式下的空间应对思考，首先还是要考虑用能规模，供给侧和需求侧间如何平衡，其次要考虑各个区块正常运行的安全性，相互关联和及时抢救。段心凯用产品经理的思维做规划研发，那么客户是谁才是决定因素。产城融合只是解决了一部分的职住平衡问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孙施文教授提出在做数据的运用和研究时，首先要把概念要讲清楚，如都市区、经济圈、城市群等，再来讨论数据如何验证、评估和创造。数据只是现实当中的一部分，关键在素材收集整理后，如何解释。创新是破坏式的创新，但是不要走极端。丁亮分析的就业中心的识别，并不能等同于城市中心的标识。同时也不能用这个范围来解释职住平衡问题。崔真真的POI热点是不是能够取代实地踏勘，一栋楼里面如集中了十几个POI是不是标识便利程度足够高，便利度不仅仅是数量问题，还有生活方式选择问题。大数据的运用更多可以在规划评估上，对于预测研究和改革规划方面可能还有待观察。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周玉斌副院长指出李栋、丁亮、崔真真的研究正好覆盖了区域到城市到社区三个层面，都在运用大数据的思维和方法来展开工作。大数据的研究至少给规划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原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撑。大数据的研究最后还是要以人为本，了解行为规律，才能提出合理的解释。对高怡俊规划师的多元数据，提出了具体对“人-地-房”的看法的问题。对殷健规划师在数据汇集梳理的过程，提到的“用地画像”概念和内涵是如何界定的问题。对欧阳恩一的分布式用能模式，提出了推广的条件和局限性的问题。对段心凯规划师提到的有产无城和有城无产之间的平台解决问题。“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作为常设论坛，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同济大学、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联合主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城市规划》编辑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协办。此本届论坛共收到投稿95篇，其中入选论文集82篇；参与投稿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等支持单位40家。感谢各位青年学者的热情参与。（以上文字由赵刚、房钊、吴斐琼、曲畅、汤群群整理，俞静、周珂、张恺统稿）修回：2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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