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6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成功举办 | |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 | 摘要 | 2017年6月3日，以“提升城乡发展品质”为主题的“第6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在同济大学举行。开幕式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张尚武教授主持，同济大学董鉴泓教授、南京大学崔功豪教授、厦门大学马武定教授等来自规划学界、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应邀出席。同济大学吴志强副校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总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唐凯会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彭震伟书记致辞。吴志强副校长首先代表同济大学钟志华校长对论坛的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并表示：中国的城镇化过去4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到了转型和提升品质的第二阶段，要从安全底线看城市的环境品质，从投入产出看城市的土地品质，从积累创新看城市的文化品质，从体制机制看城市的理念品质。希望论坛可以再一次认真地思考和对待城镇化的第二阶段。唐凯会长在致辞中提出：过去，特定时期的特定扩张方式，速度快，但问题也多，现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已对城市品质提出了要求，要转型和创新。彭震伟书记在致辞中提出：城乡发展回归本源就是品质问题，不仅是单一地满足生产需求，更重要的是创造生活的家园。我们正面临越来越多和越来越迫切的改革需求，包括思想理念以及方式方法，引领规划界向前走。开幕式之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耿宏兵副秘书长主持第三届“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研究生论文竞赛”颁奖仪式，来自33所高校的92篇论文经过两轮评审，最终选出8篇优秀奖和12篇佳作奖论文。主旨报告开幕式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总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唐凯会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周俭院长，复旦大学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学院于海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军教授分别做了主旨报告，从人才、空间、社会和制度的视角对城乡发展品质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剖析。唐凯会长的报告题目是“发挥规划师的聪明才智——城市规划行业协会的视角”，系统阐述了作为提升城乡发展品质主力军的城乡规划师队伍的现状、困惑与应对。截至2016年8月，全国规划编制单位已达2880家，形成了多元化的城乡规划编制队伍，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私企发展迅猛，东部地区和大城市的人才集聚优势显著。全国近九成的注册规划师身处规划编制队伍中，编制单位的办公条件和技术装备也日益完备，规划编制队伍已经成为规划专业技术的主力军。全面丰富的规划实践，促进了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的建设、管理制度的完善、技术方法的创新和学科发展进步。对于规划编制单位而言，最关注的问题包括规划编制单位的定位问题、管理体制问题、学科发展影响下的改革适应问题以及城乡规划市场规范化问题。对于规划编制人员而言，最多的困惑在于如何发挥自身价值，提高专业影响力、学术创新能力与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如何应对？一要以开放的态度，树立为国家服务的信念。城乡规划改革方向，离不开国家的改革方向对城乡规划的要求。邹德慈院士一直主张“规划不是仅仅为住建部的部门服务，更是为国家服务”。城市规划是综合、全面、开放的，通过空间把各部门规划统筹起来。要建立整体观。要以人为核心。要建立科学共同体，发挥多学科优势，形成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合力的技术框架。二要以超前的意识，加强学科合作与新技术应用。顺应学科发展需要，跟上科技发展步伐，在软硬件建设上舍得投入，坚持科研、鼓励创新，保持自身领先地位。三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走进社区、走进群众。城乡规划成果“最终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总体来说，要提高城乡发展品质，提高城乡规划编制质量，关键因素是人，是队伍建设，要进一步建立好规划行业乃至城乡建设的人才库，发挥注册城乡规划师的作用，建立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机制。周俭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城市空间的生活品质”，研究城乡发展中空间品质的形成，一是中观空间视角，分析城市吸引力的影响因素；二是社区研究视角，分析居住人群对社区品质的评判；三是理论探讨视角，分析社会空间、社会资本、空间品质的关系。城市空间吸引与历史文化空间的价值具有密切关系。比照世界主要城市在人口结构、住房价格和宜居空间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吸引高端人群聚集的居住地区，往往也是房价最高的地区和城市最为重要的历史街区。一个城市长期的历史积淀，不仅包括了物质文明，也包括了大量社会文明，与城市吸引力、城市空间价值存在很大的正相关性。这种社会文明，就是社会资本的积累，大大提升了社区的健康、安全、教育、经济福利、职业发展、政治参与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促进了社会融合。当下城市空间建构取向往往多以资本和权力为主导，带来了城市社会分化，社会空间领域面临社会公正和空间品质的挑战。大型住区的超大街坊、同质社区的大规模集聚、各种维护成本高难以接近的隔离方式，对社会空间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也带来巨大的伤害。针对这一问题，首先要重视城市空间的社会性问题。城市更新其实是一种城市空间的社会重构过程，即对城市空间资源利益的重新布局，小街坊、密路网的开放街区其实是一种从效率空间转变为社会空间的价值观转向，开放街区促进了社会行为，社会行为又促进了城市空间积累更多的社会意义。从这一点而言，城市空间的共享特征是城市生活品质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属性。其次，城市空间的共享性强调社会空间的互动和建构，有益于在各社会阶层的异质性在城市空间上的融合。城市公共空间的共享程度是城市空间的社会公平性的表征。上海历史城区中的许多街道空间正是具备了这些共享空间，才备受大家喜爱。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社会公正是城市空间生活品质的基本保证。城市品质与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和获得感息息相关，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多样性和时间性。于海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生活世界与共享空间”，围绕社会学的关键词“互动”，分析社会中的“人”的概念和空间问题。首先，从城市学者列斐伏尔提出的三个空间概念提出“生活世界”的理念。生活空间就是表达的空间，人通过表达来表现、阐释生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城市生活存在的根基。城市规划所定义的街道通过步行而转变为空间。而重新考量生活世界和人的关系，需要解读“生活世界”的人文学内涵。城市生活空间中的互惠、信任、社会交往都属于人性的生活，城市空间需要解决关于人性的问题。严格来说，今天中国的城市空间却越来越不适合人居或者不适合人性的成长，过去30年我们更多地是把人跟人隔离开来，成片的街区不复存在，城市空间面临着碎片化、封闭化、原子化、私有化、景观化的问题。要回到生活世界，就要回到人文学、人性论，回到社会性的努力上。我们并不是回到那种一个厨房3-4家合用的公私不分的生活世界，而是回到重建人文交往的共享空间，通过接触、欣赏、尊重、参与、创造的过程，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和互动，形成的一个真正有温度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从生产岸线到生活岸线，从经营城市到社区营造，从城市速度到城市温度的转变。 “创智农园”案例中，就是通过景观共治来创建社区内的表达空间，从而建立了一个人与人都能彼此察觉与接触的生活世界。王军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地权契约与城乡发展》。地权契约背后的财产权就是人格，基于财产权的契约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支撑。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古代的地权契约是值得今天实事求是地来给予研究和评价的。改革开放以后，土地使用权成为财产权，推动了高速城镇化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而城乡最大的问题就是空间衰败。经济增长的和平时期，国家投入那么多钱，城乡空间却在衰败。那一定是这个城市、这个乡村生命力的最核心地方出了问题。这不是物质问题，这是社会问题，原因就在于地权与契约。首先，地权契约构建了社会自治的基础。历史上，中央政府能够用极少的官员维持这样庞大的管理，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的极其强大的自治能力。城市内部是行业自治，农村是乡绅自治，政府通过行会推行社会管理，包括收税。其次，地权契约推动中国城乡治理发展。《周礼》记载有“版图之制”和“邦中之赋”，版是户籍，图是地籍，据此进行社会管理，解决纠纷，统计人口和土地产出，非常完备。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也描述道，“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全县人民所共享”，就是通过收地价税，实现不动产涨价归公的治理循环。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土地制度的顶层设计已绕不过去。极左时期，城乡产权体系破坏，城乡环境快速恶化。土地财产权的虚置，使得公共服务投入带来的巨大社会增值无法计量，无法形成对公共财政的合理返还，而难以为继。通过《土地管理法》赋予城市政府征地之权，扩张征地、存量拆迁，过于残酷而激化了大量社会矛盾。城乡治理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城镇化带来的巨大社会增值如何分配，因此，必须回到以产权为基础的契约方式，通过不动产税，促进公共服务投入、社会增值与财政返还的良性循环。综上所述，地权契约乃文明社会之基石，社会人格由此塑造，公私关系由此界定。中国古代的地权契约制度为当前中国城乡土地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极好的借鉴。文明之转型实为公私关系之转型，我们需要建设正当的公、正当的私、正当的公私关系，才能完成再造地权、重建契约之伟业，中国城乡健康永续发展，才可望实现。下午，以“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研究方法与技术创新”为议题的四个创新论坛和一个研究生论文竞赛专场平行开展。创新论坛一“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主持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郑德高院长）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周秦的“‘三类空间’划分的前世今生——基于近二十年江苏县级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践与思考”聚焦县级城市总体规划中市域空间划分问题，梳理了自行探索阶段、《城乡规划法》后的四区划定阶段、到今天的“分区”向“分类”模式转变阶段的不断尝试探索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通过主要功能分解和相关规划落实两大导向来推进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分类划定。“分区”强化管控，“分类”则是管控和引导和并重，保护和发展兼顾，使得多规协调更具现实意义。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刘春涛的“基于实施导向的县域宜居乡村规划探索”以辽中县宜居乡村规划为例，探索一种实施导向下的县域，乡镇、村庄建设规划的总体框架。在政府强调建设、规划师强调愿景、农民强调实际收益的多元主体述求下，宜居规划要同时兼顾建设性和延续性，规划内容涵盖县域层面、宜居示范镇层面和示范村层面。针对乡村老龄化严重的特点，强调规划的战略和策划环节，促进村民参与确定各项实施与管理环节的具体方案。重庆市规划研究中心许骏的“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庆城郊农村土地利用政策及规划方法探索——以重庆九龙坡区农业公园为例”针对案例所处主城边缘特点，面临多元利益主体矛盾突出、协调困难、统筹机制缺乏、社会资本难以进入的问题，提出价值观与方法论的转变。一是土地利用与空间规划指引上：强化以生态安全、土地合理利用为原则的空间管制的控制性；强化全方位开放规划过程的协商性。二是创新用地和政策上：统筹好“区、镇、村”三级平台建设，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土地确权颁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强化公共政策。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时二鹏的“2004-2014年武汉小城镇发展效率评价与时空演化特征”以武汉市中心城区外小城镇为对象，认知评判小城镇在大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研究大城市周边城镇体系结构、规模、产业、职能提供新思路。研究将数据包络分析（DEA）用于小城镇全要素发展效率测度，探究小城镇发展效率的时空分布与演变特征。初步判断武汉市小城镇发展效率保持中等水平，呈圈层断崖式递减和指状向外扩散特征，各市辖区间差异明显，集聚态势减弱；规模小，产业特的一般镇更易于实现效率，“复合单元”刺激集聚态势减弱并趋于网络化均衡。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雷诚的“绩效与能动：苏州大都市外围地区空间演化研究”以苏州大都市外围地区为对象，分析空间绩效与主体能动机制。苏州城市由单核蔓延发展，土地快速扩张，外围地区空间绩效受社会经济和交通条件影响显著。分区形成三大梯队，表现为空间演进路径差异性、主体利益化驱动导向性和规划管控约束弱化性特点。受行政区划调整和规划控制两种作用，苏州外围五区空间演进呈类型化特征：工业园区是“区”主导新城型、高新区是“区镇”拼合扩张型、吴中区是“镇村”混合并进型。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宋玢的“西北地区镇级市就地城镇化路径探索”聚焦镇级市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小城镇是解决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和农村地区老龄化空心化的城乡二元问题的关键，西北地区镇级市发展着眼于扩权发展，建构就地城镇化路径，围绕人的核心，以生态宜居、产业升级、服务三农、自主治理为目标，形成一种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以富平县庄里镇小城市改革试点为案例，探索空间、产业、社会、管理多维度就地城镇化的路径。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陈浩的“上海新市镇总规编制规范中的城乡统筹创新”系统介绍了上海市新市镇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和成果规范创新要点。镇总规纵向上作为规划体系承上启下的关键层次，横向上作为两规融合、多规合一的基本平台。用地统筹上，落实一张蓝图总体要求，分类标识管控和引导型用地。规划目标上，强化四类综合发展指标，落实综合性总规要求。空间布局上，强化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公共空间、历史文化等短板问题应对。单元图则上，强化近期，对接详规，落实增减挂钩等公共政策。[专家点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耿宏兵副秘书长认为，城乡统筹各阶段不仅有土地空间问题，也有制度、利益和社会变革问题。镇是城乡连接点，且差异巨大，各地经验不能照搬。周秦的三类空间划分体现了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的转变，苏南地区有一定特殊性，具有借鉴意义。刘春涛的乡村宜居问题要分析村和镇的不同之处，乡村除了空间问题，更是人的问题，要推进农村的自治机制。许骏的农业公园涉及到多元产权和利益分配，区负责农村土地交易，镇负责土地资产经营，村负责土地股份合作，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都是很好的机制探索。时二鹏关于武汉中心城周边镇的研究，要甄别其特点和规律是否在其他城市周边存在和适用。雷诚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城市扩张粗放，要研究镇的绩效变化过程和规划的关系。宋玢的镇级市规划目标是离土不离乡，取决于当地提供的就业岗位的质量。陈浩研究的新市镇规划为上海减量化目标、精细化管理提供了详细技术方法。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郭廷儒副厅长提出，刘春涛的镇村规划强调实施角度，关注实际问题解决。陕西乡村的突出问题和东北比较接近，老龄化问题严重，50岁以下人口基本外出。许骏提出的产权问题是农村发展大问题，土地是农民就业和生活的最重要问题，涉及国家土地制度，需要探索创新。时二鹏通过量化研究提供一个路径，给予规划管理和决策的定量精准分析，很有必要。雷诚对发展模式的测评，为大都市地区区域的发展能够提供很好的参照。宋玢提出的镇级市问题，核心是给予镇的发展一定权限。全国的镇的人口规模差异很大，情况不同。陈浩的上海新市镇规划合一是基于上海的机构合并，为其他城市体制整合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同济大学赵民教授认为，周秦的三类空间梳理很清楚，各有局限性，三生空间可以转化，要和四区划定结合创新。县域总体规划的战略性表达和空间管制型表达是不同的方向。刘春涛的实施性规划其实是行动规划，侧重操作的控制机制和行动机制。美丽乡村建设就是基于行动导向的，要考虑人的需求，共同形成决策。许骏的案例很特殊，是城市边缘区对于空间发展权的争夺，是总体控制和地方发展的矛盾，体现了农业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矛盾，解决方案肯定是利益的协调和制度的创新。时二鹏的小城镇效率测评要兼顾总体效率和边际效率。既要考虑城镇职能和经济效益的投入产出，也要考虑社会效益是否公平，有利于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社会流动机会和健康成长空间。雷诚提出的绩效和总体能动模式关联性比较，要注意检验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不同的绩效不能相互替代和叠加，应通过矩阵评价形成完整结论。宋玢提出镇级市促进城市化是对的，镇从学术上讲本质也是城市，应加强建制镇建设，推进就地城镇化。陈浩的新市镇规划编制提出的用地分类要注意和全国用地分类标准的衔接，文化红线概念应进一步明确，低效用地减量化要建立平视的规划视角。同济大学朱介鸣教授认为，周秦的三类、四区划定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视角，实际操作时生态和农业并不容易区分，四区管理也未必明确，需要不断地反馈修正。刘春涛提出的宜居乡村和美丽乡村一脉相承，政府、规划师、农民的三个角色各有诉求，各有短板，规划的关键是如何统筹三者角色。许骏的农业公园集中反映了城乡统筹中的城乡利益冲突，可聚焦土地的冲突展开研究更具有逻辑性。时二鹏和雷诚所做的定量研究很有价值，一是要完善经济投入产出研究，注意滞后性特征，二针对交通与空间绩效之间的因果分析，要补充与其他政策相关性研究。宋玢的镇级市概念最初来自浙江，通过中心镇带动区域发展。行政级别意味着资源和税收。西北区域就地城市化取决于岗位工资吸引力，问题还取决于大城市的效率，和政府配套设施没有关系。陈浩的上海新市镇城乡规划技术性很强，需要从研究角度再思考其中问题，如增减挂钩政策如何实现，可对比重庆的地票政策比较研究。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裴新生所长认为，周秦提出的总体规划的全域空间管理的分区、分类的关键在于多规合一过程中保留有价值东西，规划思维从板块向网络转变。刘春涛、许骏提出的乡村空心化问题的解决，一是需要土地产权的政策创新，二是需要自下而上的村民协商与自治机制创新。时二鹏、雷诚的定量研究对于城镇体系、大都市区城市群研究有借鉴意义，考虑到赵民教授提出的生态价值和社会公平维度，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陈浩的上海新市镇规划对产业用地增减做了精细化定量统筹，要形成差异化指引，落实区域赋予该镇的职能和职责。创新论坛二“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主持人：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新哲副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邓巍的“区域视野下乡村聚落遗产集群保护模式探索”聚焦乡村聚落区域性，研究个体的村落环境相互影响形成整体聚落形态。长时段的自然环境形成演化基础，中时段的社会环境形成演化动力，而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则是触发要素，形成了相互关联的文化意义，一是对古村落人地关系整体性表达；二是对社会环境叙事性呈现。保护遗产应更加重视遗产在大范围内具有的“关系”的整体性价值。构建聚落集群体系是对聚落历史信息的选择性建构和面向城乡发展的资源化整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朱晓玲的“文化空间修补下的老城维护与更新——以湖口县老城改造概念规划为例”以湖口老城复兴为研究对象，提出中国小城市更新中面临的普遍性挑战，即如何协调各方利益达成共识，找到合适的经济效益支撑，创造融合地方环境的空间模式。规划提出整体保护、触媒式更新的总体思路，以文化空间修复来实现保留老城形制与空间格局、延续文化脉络和生活氛围、加强居民公共活动交流的目标，通过项目计划，激发和带动地区更新。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王英帆的“传统营建智慧对提升我国当代城市品质的启示”围绕青木川镇古镇研究，分析其背山面水、负阴抱阳，依山就势、通风排水的营城格局、古街巷道与地方民居所形成的独特的营建特色和生态宜居环境，充分体现了传统智慧对城市品质的价值所在。通过十年来对古镇空间演变研究，以及灾后重建、历史保护、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规划延续，形成了一套全方位的保护体系，对古镇风貌、旅游业态、城镇空间形成了有效控制。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白雪莹的“基于数据分析的城市色彩规划研究——以上海市闸北区为例”反思近十年国内色彩规划问题，探索闸北区色彩规划的新思路，探索一种相对精确的采样、分析方法，确立一种城市“基调色色谱”框架。一是聚焦，排除环境、文化和心理因素，重点提炼建筑色彩，尤其是建筑主体基调色，通过评价进行孟赛尔体系数据化。二是归纳，形成普通城市的普遍规律，形成高品质色彩的数据模型。三是根据优化后的色彩总谱，进行城市分区、建筑分类引导的规划应用。西安建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杨晓丹的“区域文化视野下的总体城市设计探索”以西安总体城市设计为例，针对大尺度特点，围绕城市内涵提升和文化营造诉求，形成三点探索。一是研究视野，突破行政范围和传统山水地理空间划分，在关中区域文化格局中定位城市精神坐标。二是艺术构架，在文化、空间、时间、体验四个维度下选取反映自然山水、都城脉络、现代特色、文化感知的核心要素，构建“山-塬-田-城”整体格局和风骨。三是分区导则，“一图一表”承接重点要素，厘清总体与分区的工作边界。南京大学人文地理研究中心张翔的“基于人本主义的城市色彩规划设计—以基于色彩敏感性分析的洛阳城市色彩规划为例”借鉴生态敏感性和公共利益敏感性概念，提出色彩敏感性空间概念和色彩规划思路。从历史文化遗存、自然山水和人工景观3个方面14项指标构建色彩敏感性体系，形成重点和严格控制区域。城市色调方面以青灰为主、黄红为辅的淡灰色、低彩度、近似色系为一个总体基调，形成总色谱和控制方案。具体实施上强调色彩分区控制和重点片区城市设计改造。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刘勇的“从雕塑规划到公共艺术规划——转型视角下城市规划的跨界与协同”应对中国城市进入空间品质提升阶段的特点，艺术也逐步从专业领域走向公众领域，从密闭的专业展示空间走向开放的公共空间，形成公共艺术的繁荣。作为城市行销手段、城市复兴方法和城市公众治理途径，公共艺术规划应当以空间建设为主要任务，在政策、机构、运作机制和活动策划等方面形成了专业部门引导和专项资金保障，形成程序合理、有序控制的公共艺术管理模式。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马思思的“街道回归”围绕街道和城市关系，提出街道所具有的难以复制的可识别性的文化价值。结合成都“花重锦官城”计划的“最美大道”建设案例，提出“指纹识别性完整街道”理念，回归以人为本，关注街道的公共交通、公共空间和共享生活的多重需求。一是优化交通断面，实现步行骑行各行其道；二是织补缝合，修缮更新街道空间；三是针对道路设计规范中空间分离问题，在实施中综合协调规划、市政、园林、景观、交通等多学科、多部门，实现完整的街道共享空间。[专家点评]厦门市城市规划委员会马武定秘书长认为，邓巍的研究视角很好。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最根本是有相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心理素质。乡村聚落并不是孤立的，要保护的就是这些本质的联系。朱晓玲的老城维护与更新中的文化修补理念就是要抓住空间文化特征性，建议思考社会网络的修补，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王英帆提出的传统营建智慧实际体现了一个以宜为本的理念，最根本的是宜居。规划要找到这种东方文化气质。白雪莹提出的现代手段数据统计，理性角度认识城市色彩，也还要考虑城市色彩和气侯条件、建造技术、历史传统、文化底蕴的关系。杨晓丹提出的总体城市设计要素库，形成最基本的艺术架构，并落实到一图一表可操作，做了很有价值的探索。张翔的色彩规划要思考什么是色彩敏感度，是一种反映，还是一种选择；什么是城市色彩规划，是一种设计，还是一种规范性管理。刘勇提出的公共艺术问题，可以把城市作为一个审美对象整体，人的活动作为行为艺术，与城市设计统合才能达到最高的艺术性。马思思的街道回归其实是公共空间的回归，人的空间的回归，回到街道该有的作为公共空间交互性和生活功能的定位。成都市规划管理局总规处胡双梅处长认为，文化要素和和城乡品质提升的关系日益密切。一是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城市本身是生活家园，既要追求效率和增长，也要关注文化、生活和社会空间需求，更要捍卫公共利益。二是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最终目标是在保护中的发展。三是多元价值即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生态价值的协调。四是规划管理中平衡政府、社会及市民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多方利益关系，需要规划做更多、更理性的制度设计、机制设计。马思思提出的成都街道规划与成都正在开展的工作思路很契合，除了街道本身物理层面改进和提升外，街道自身内涵也需进一步挖掘。同济大学张松教授认为演讲内容应更加聚焦。邓巍对集群、区域、线性、流域、聚落遗产进行了分析，要突出保护的重点，关注保护上的突破和创新。朱晓玲的方案中应进一步明确“修复”的定义，和保存、修缮、复修的不同，建议跟踪具体实施。王英帆提出的营建智慧包含了规划设计、营造技术、建筑色彩等多方面，建议强化规划中吸收和实效的分析。白雪莹的城市色彩主要是针对建筑色彩，在建设设计中把控最多，还应考虑其它很多方面。杨晓丹提出的文化视野下来的总体城市设计方法要总结出方法的不同之处，注意不能拿过去的文化理念来做现在的规划。张翔提出的城市色彩规划结构过于宏大，有数据分析但缺少规划。建议通过色彩敏感性分析，划定色彩敏感区，做好色彩管理的制度建立。刘勇探讨的公共艺术设计专项资金投入问题其实已有推行，现在的趋势是将市政设施整体作为一件公共艺术品，而非单独做公共艺术品。城市雕塑是一个敏感元素，精品不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马思思的街道空间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旧城改造破坏，整治拆违封店的反差，要协调建筑的私权和公共的街道空间的风貌保护。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俞静院长助理肯定了邓巍的乡村聚落遗产保护模式，跳出遗产物质空间本身，挖掘遗产内涵和形成逻辑。朱晓玲的修复案例偏应用型，社会、民众和资本（开发商）的更新模式中，开发商应当转变为具有专业能力和资本资源的技术力量。王英帆对青木川镇的10年规划跟踪很有价值，长距离审视规划结果。马思思提到成都街道值得进一步挖掘，独特的街道命名方式体现了市民化的城市生活形态。杨晓丹、白雪莹、张翔、刘勇的研究都围绕了城市设计中的共享空间、共有记忆和共同文化等内容，注意这些设计分析多是解释性、现象性的，思考能不能转化为管理性的成果。故宫博物院王军教授认为，邓巍的线性文化遗产概念，最难是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对于文化遗产信息的提炼，找到具有不可替代性价值。朱晓玲的保护更新方案中更关键的是保护机制，土地招拍挂造成一次性的建设模式,破坏了城市空间自然生长的机制。王英帆的青木川镇案例很有研究价值。传统营造智慧与天文气候、农业节气息息相关。白雪莹、张翔的色彩规划，要有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北京城就是青砖黑瓦红墙金瓦一圈绿，蕴含着五行五色相生相克的逻辑。古代文明在文字难以表达的阴阳、方位和四时的抽象概念时，会用色彩和数字来表示，因此，色彩具有非常强烈的哲学色彩、人文色彩。杨晓丹的西安总体城市设计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最大的特点就是和天地自然环境形成整体，包含了山水格局的整体设计。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其实蕴含了中国知识体系中的时空观念，通过星辰变化、日影长短的空间方位测算时间和节气。体现了古人对宇宙的理解。刘勇提出公共艺术，对于中国而言，意义比雕塑更重要。马思思的街道回归特别好，街道就是自行车和步行，用小汽车解决交通问题就是毁灭城市。创新论坛三“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主持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王世福教授）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梁印龙的“新常态下开发区转型创新的“园中园”模式实践——江苏省科技产业园阶段发展评价”总体评估了江苏省开发区转型与科技产业园发展状况。一是战略转变，回归产业发展和营商环境优化。二是模式转变，从以孵化器、加速器为主向全过程发展。三是策略转变，产业上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布局；空间上审慎选址邻近高校等智力密集区，探索“大规划、小开发”的循序渐进创新空间营造；制度上鼓励多元管理模式，提升优惠政策力度，完善准入和考核机制。深圳市国土发展毛玮丰的“趣城·坂田北片区DY01综合发展研究”以龙岗区西部城中村更新过程为例，面临土地权属复杂、公共配套缺乏和环境品质差的问题，且难以实施大规模高密度的拆除重建方案。规划提出“趣城”理念，希望通过针灸疗法激活点状空间，实现产城融合、村城融合。规划通过联动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政策，优先划定拆除重建范围。规划提出3项专项提升行动，其中尤其是“趣城社区微更新行动”利用城市微小公共空间点进行示范改造，促进商业服务、文化创意和创业孵化的功能。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刘亚微的“代码之余，生活所需”聚焦张江地区文化设施布局优化规划，重点关注人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实现差异化和个性化目标。调研显示张江创新创业人群生活方式一是以30分钟为限就近活动，二是以电影为主的夜间活动。张江高等级设施严重不足，存在科创高地定位与文化洼地现实的矛盾。规划借助手机信令数据识别技术，确定张江公共中心的选址补充，形成利于创业聚集的复合多元设施布局，加强文化设施与公共中心的空间耦合度，打造更高效和现代化的生活服务空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刘悦来的“从可食的地景到有生产力的社区——上海社区花园实践探索”希望通过社区可食地景的微更新实践，创造一种不同于城市公园密植绿化，不同于房地产景观性花园，好看、好用、自然生态、以人为本，引领未来的景观价值取向。通过NGO方式介入老旧小区环境改造，利用边角料空间，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到策划、设计、施工和维护的全过程，从原来被动的旁观者、纯粹的消费者变成负责而主动的参与者，最终形成有生产力的社区。目前相关实践已覆盖多处，远期通过工作坊形式吸纳社会力量，实现2040年在上海建成2040个社区花园的目标。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董征的“各产权地块作为历史城镇空间形态的研究对象与管理工具”以同里古镇更新过程为例，提出古镇保护中的地块保护的重要性，即重视产权自身特质对于历史城镇空间形态的特殊意义。对比建筑形态和用地属性分类，产权地块具有明晰的利益个体，具有排他性，反映了城镇空间形态变化边界。以产权地块作为古镇更新基本单位，有利于形成“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改造模式，发挥社区邻里监督维护的力量，促进社会自治，为私人自发的翻建、维修、整治提供了完善可行的制度体系。天津大学李会娟的“城市历史地段声景特征及其在遗产环境保护中的发展对策”以声景为研究对象。声音的景观，与传统视觉景观共同构成了历史地段整体环境，具有特殊价值。通过声景的保护、传承、优化，对提升遗产环境空间品质具有重要作用。以天津五大道历史街区为案例，探索微观层面的声景特征，营造基于声景的遗产环境保护策略。选取多个功能区的空间观测点进行现状声景解析，形成零设计、正设计和负设计的分区控制，并提出交通优化、设施调整、空间修补等策略。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胡斌的“推进城市屋顶面更新利用的方法研究”挖掘屋顶面的潜在空间价值与利用规划。屋顶面属于建筑部分，管理薄弱，总量庞大，环境不佳，利用率低。老旧住宅、现代商业、高校园区、工厂车间问题不同。屋顶面规划应强化横向空间引导，划定重点管控区域，强化纵向功能引导，住宅、公共建筑、商业办公建筑、工业建筑及市政类建筑分类引导。制度设积极争取财政支持、规范管理，采取强制性和鼓励性政策。[专家点评]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杨志华总规划师认为，毛玮丰的深圳案例中更应思考的是城市更新是否必须大拆大建，能否容忍更多的老旧建筑以重整方式更新。刘亚微对张江码农的生活需求分析，体现了规划以人为本的意义，满足不同人群的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刘悦来提出的景观理念使得我们对曾经关注精致和漂亮而忽视人的使用和参与的景观理念产生反思，云南以家庭为单位的种植比较多，但效果不好，缺少有效的社区组织。董征的产权地块基本上和院落是一体的，由于历史原因，有些院落的产权构成实际非常复杂。保护改造中重点把老的保护好，把环境和品质提升好。李会娟的声景保护是一个冷话题。声景是历史街区整体价值的组成部分，意味着更丰富的内涵，然而生活方式改变之后使得声源很难延续，目前的实际内容上更侧重于声环境控制。胡斌的城市屋顶面更新属于第五立面控制，要考虑适用性和整体性。中国古代城市的美就在于坡顶的协调统一。同济大学杨贵庆教授提出了三点要求：聚焦问题，准确定义和找准关键。梁印龙提出的开发区转型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阶段性记录，应聚焦空间如何适应产业类型转型，适应社会人口结构变化，思考转型发展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毛玮丰提到城中村改造应坚持在宜居基础上考虑经济平衡、生态容量和社会公平。刘亚微的报告生动有趣，直接关注人的问题，是城市修补的核心话题，要注意轨道交通对空间设施的巨大影响。刘悦来的可食地景促进了社会资本成长，核心不是地景本身，而是通过人的参与使得公共空间融入劳动和感情。它改变了人们对绿地“公共性”的认知，转变为可主动参与塑造的社区空间，这是革命性的转变。董征提出的产权地块是历史城镇空间形态基础信息载体，使得历史城镇的形态研究和保护才具有可操作性。李会娟的声景是一种非物质遗产，应加强声音特征研究，体现场所记忆。胡斌的屋顶面研究可进一步聚焦于建筑屋顶面更新利用和管理控制。建筑风貌往往取决于形制、材料和技术，中国古代建筑形式和城市格局非常协调，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重庆大学赵万民教授肯定了演讲者们观点新锐，视角独特、表达方式独具一格，提出要注意从学术论文到学术报告是一个再创造过程，问题要清楚，表达要准确，结论要突出，才是一个完整的学术报告。才能结合项目，提出批判和创新。梁印龙和毛玮丰要关注项目背后的研究真正价值在哪里？从项目里提炼出自己的想法。刘亚薇的调查有特色，思考有深度，体现了城市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的特点。刘悦来的城市更新实践，以生态学角度切入，链接社会和民生问题，建议补充实践过程中存在争议的问题，使得研究更科学，更严谨。董征的产权地块概念建议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原住民问题，原住民维持了社会形态的可持续发展，保护他们是一种社会责任。原住民全部搬走，会导致文化中断，原住民全部留下又缺乏更新所需的新的文化素养和经济支撑。最好能够实现内部原住民居住改善和外部商业开发相结合。二是私有产权和公共价值保护的立法问题。历史街区或历史建筑的外部形态必须保护原真性，不能进行任何改造，甚至还需要不断投入。立法管理上，要解决历史保护的权利和利益的平衡。李会娟的声景研究，要注意声景是一种软资源保护，体现了文化概念和管理概念。不要和其它声音问题混为一谈。胡斌提出的屋顶面规划要注重整体性、地区性和经济性。要辩证地看问题。创新论坛四：“研究方法与技术创新”（主持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杨俊宴教授）江苏省城市规划研究院韦胜的“高铁网络化与区域城镇网络格局”以中国高铁快速网络化为背景，研究城镇群发展的形态特征、网络效应、区域协作和发展趋势。通过选取全国高铁站点及其班次信息，从拓扑结构、联系强度、聚集程度、枢纽体系、社团结构、城际线路等视角做出分析。一是高铁网络双峰状正态分布特点，东部长三角与珠三角网络化特征明显。二是高铁网络发展集聚效应显著，沿海地区多核模式与一般省会城市单核模式并存。三是多尺度视角下一城多站定位差异，需进一步对高铁网络的空间效应和时序变化分析，促进整体网络优化。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程鹏的“上海中心城区的职住空间匹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以上海中心城区通勤范围内街道单元为研究对象，对就业岗位与常住人口分布进行数据分析，研究职住空间的匹配状况、动态测度与维持机制。分析两项数据的空间基尼系数、职住比变异系数和区位熵，可以看到：一是两者空间密度均有所提高，空间分布都更趋均衡；二是两者空间匹配度下降，就业岗位内环内集聚程度更高。住房发展使得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向外围扩散，需要加强对职住空间极端不匹配的空间进行协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曹哲静的“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的方法与实践——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慢行系统设计为例”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慢行系统优化设计为例，提出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通过后置式数据，多尺度的数据的精细化反馈形成设计的自我修正机制，从而形成方案生成、空间干预、空间测度和方案修正的可持续循环。一是数据分析和空间干预类型选择，进行现状分析；二是根据空间可塑性和可变性判断，进行中短周期下的空间测度和优化，形成方案设计；三是根据长周期下空间划分和干预措施，形成往复循环的螺旋式优化。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赫的“基于水工实验模拟的填海造地空间布局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基于海洋生态约束的填海空间的定量化研究。影响填海造地的经济性因素包括填海成本和建设运营成本，生态性因素包括近海岸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因素。研究以不同填海造地方案对近海海域环境生态影响为核心进行评价，引入环境流体动力学模型EFDC对不同潮汐环境下，多种工况进行了定量化模拟，从而实现对填海造地平面布局设计的科学管控和引导，归纳填海造地形态设计准则。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曾祥坤的“关于新形势下规划评估的四个转变”针对城市规划评估面临时效性和针对性挑战，重点监督规划实施情况特征，提出统筹规划、建设、管理，形成环式反馈、动态维护的全链条的规划评估过程。结合青岛案例，提出规划评估四个转变：评估目的由总结规划实施向服务未来发展转变，评估重点由规划落实情况向城市运行状态转变，评估方法由指标监督考核向规律机制研究转变，评估机制由单次行业评估向常态机制转变。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胡盈盈的“信息化视角下城市规划编制在线模式研究”以规划管理业务数据为核心，构建多技术手段综合支持下的在线式规划编制和管理信息系统和工作模式。一是基于数据共享的规划编制信息云平台，实现与规划业务一体化集成；二是实时规划编制和管理协同，通过有限专网的电子化办公系统与规划辅助系统实现规划数据、阶段性成果的及时沟通与反馈；三是智慧辅助决策支持，通过专项分析模型与工具的智能化运用进行方案比选；四是开放的全过程、多维度的公众参与。武汉市规划编制研究和展示中心刘媛的“基于互联网+的规划编制组织模式探索”结合互联网的扁平化、快速化、类聚性、互动性和平台思维优势，对常规的规划组织模式提出精简架构、压缩程序、搭建平台、众筹智慧和加强互动的创新思考。“众规武汉”平台以“众智，众创，众享”为行动纲领，积极推动城市的双公供给，以人、组织和城市为平台要素，形成参与主体多元化、组织结构扁平化、编制项目产品化和组织模式定制化的服务平台。如以“东湖绿道规划”项目为例，探索公众参与规划众筹。[专家点评]南京大学崔功豪教授肯定了演讲者的创新，也提出了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韦胜从整体效益角度，如何衡量高铁网络化的合理性？区域城镇发展过程中，如何应对高铁的负效应？程鹏的职住平衡在什么范围、什么程度才合适？反映到通勤时间上，多少时间是合理的，怎么来调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居住境遇差别非常大，“15分钟社区生活圈”需求是否一样？张赫的海洋研究很重要，水的特点决定了问题的复杂性。安全性是经济性、生态性约束的前提条件，是否考虑过海平面上升对于填海的影响？曾祥坤提出的规划评估：一要有正确的态度，立足于总结过去，做面向未来的全面分析。二要分析现象后面的原因，对规划成果也是一种提高。三要思考什么是好的规划。同样是规划编制组织模式改革的问题，胡盈盈要考虑如何将这么多参与者的思想与数据有机结合？规划编制其实是一个思想和人的工作，不能简单理解为数据的技术性过程。刘媛要研究一下传统组织方式优点如何吸取和发扬？真正的调查交流不是大数据能够全部涵盖的，面对面的访谈，通过谈话可以更加接近问题的实质。同济大学戴慎志教授提出，张赫的填海造地研究中，一是有没有考虑到不同时期的流速，如受台风的影响？二是采用类似于工程领域已成熟的桩基悬浮方式，对水流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张赫：桩基悬浮方式对生态和长远发展更好，防腐技术能实现，但成本是瓶颈。）韦胜的研究中，高铁网络化建设时，是不是根据区域城镇的分布来选择它的线路？高铁网络已建成后，区域城镇网络又如何适应？高铁站对不发达地区对抽血作用有无对策？“一城多站”对于城市内部交通有什么影响？（韦胜：多站具有分流作用，有待于多尺度层面不同城市的进一步研究。）同济大学钮心毅副教授肯定了大数据在区域、城市、街区及专项层面的应用探索。韦胜的高铁网络与城市网络研究其实用传统腹地理论也可以解释，新方法要和传统方法有比较。社会网络方法适合研究人和人的联系，互联网就是一个社会网络。而城市和城市的联系是有时空限制的，要考虑两者异同。程鹏的职住比研究受制于数据条件，应增加通勤数据研究，运用大数据研究要和传统数据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曹哲静提出的数据验证规划，再进行方案反馈，是这个阶段的数字城市设计的共识。作为城市设计还应该有个愿景，有问题导向，而不是数据导向。存量规划最需要的还是人的活动数据，才能深入预测人的行为模式，创新城市设计方法。张赫的填海造地研究是历年研究的不断深化，可以进一步研究海洋主权、海洋利益、生态环境、防灾安全等主题。胡盈盈在互联网基础上对传统规划编制和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可以思考编制方法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有没有颠覆性、创新性思路？方案如何进智能决策？刘媛的东湖绿道案例中一千多个方案，如何分析和处理差异性和相似性的？是否存在公众与专业的判断不一致情况，如何处理？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李继军所长认为，一是要感谢这些进行基础研究工作的同仁，这是专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石。二是规划评估其实一直存在，除了实施评估也需要目标评估，新目标下产生新的问题，仅仅对空间做评估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公平的。三是未来的城市规划是一个施政纲领，是一个城市的规划。事权划分和协同背后的规划逻辑也有所不同。规划有义务、有责任推动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智慧地组合不同阶层、性别、就业、族裔，涉及国家整个机制体制转变。杨俊宴教授总结道，今天的基础性研究、应用型探索，从多领域、多角度提出了规划创新的种种尝试。创新是艰难的。首先是难在数据，有数据则深，无数据则死；其次难在方法，面对海量的数据如何分析；而最难的是价值导向，面对这么多数据和方法如何选择。我从定性走到定量，又从定量回归到定性走了一个轮回。创新不是完全否定过去，也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所有的创新都只为了解决中国城镇化实践中问题，才是研究方法和技术创新的真正的未来走向。研究生论文竞赛专场（主持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肖扬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乔杰的“从关系到社会资本，论我国乡村规划的理论困境与出路”针对乡村地区村民产权界定不清、公共物品供给缺位、地方性空间生产缺失和基层治理的“内卷化”等问题，提出我国乡村治理问题根源在于以“关系”为立足点的社会环境和本源逻辑和现代公共政策运行机制之间的冲突。以“社会资本”重塑乡村空间资源配置，促进价值重构和要素重组：乡村规划应关注嵌入地方性知识，提升技术信任；构建生命共同体，强化治理网络；培育公共精神，增进政策规范的新框架。实现聚居方式、土地整理、公共服务供给和村庄治理现代化发展。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吴凯晴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渡态”中的自上而下的城市修补”围绕广州恩宁路改造过程，探索存量时代城市更新模式之转变。旧常态下以投资为导向的大规模推倒重建面临多方利益冲突。新常态下向以存量运营为基础的渐进式微改造模式“过渡”，向一个相对平衡的开发商、政府、居民多方共赢模式转变。政府转变为调控管理者，盘活低效空间资产，修复环境，保留肌理、提升品质。开发商转变为城市配套服务商，以运营获得投资收益。居民享有环境改善与公共服务的增值权益。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肖洪未的“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存量规划背景下遗产影响评估对城市更新的主动式干预”分析了城市更新活动中的工具理性（发展）导向下的风险，而提出须通过主动式干预，重建价值理性（保护）导向。借鉴国际ICOMOS遗产影响评估（HIA）定义，主动式干预将遗产视为独立个体，围绕其普遍价值属性，通过系统和综合方法评估预测，及时制定缓解措施，达到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价值延续。尤其在遗产分布集中且城市建设活动频繁、开发压力大的旧城区更具现实意义。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晏龙旭的“均质化—再集聚”：互联网影响下餐饮业空间布局新特征”，以互联网外卖店铺的空间分布来研究城市空间演化趋势。总体上，实体店铺非常集聚，与商业中心关系密切，而外卖店铺则向边缘地区、可达性“洼地”和租金低谷集聚。互联网所形成的商业空间更均质化，在商铺节省的极差租金中获得收益分成。同时，基于专业化分工形成空间产业再集聚，实现利润最大化。规划要重视弱区位地区发展可能，加强开放街区实施，强化对传统用地空间“地块渗透”，完善土地混合使用的管理机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曹哲静的“香港城市规划与土地供给对经营性产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研究”探讨权力和资本双重因素，即城市规划与土地供给，对经营性用地的产业空间格局,包括空间价格特征和空间区位特征的形塑机制。香港通过限制土地供给，形成高地价集中发展模式。经营性产业空间分布呈现大分化、小混合的特征。香港的城市规划具有较强的正干预性，法定图则落实战略规划的空间发展指引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许可制度联系城市规划与私人开发建设，政府以土地供给为手段调控市场价格。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马淇蔚的“寻求刚性约束同弹性引导的共轭协同——基于绿色基础设施设定城市空间增长及杭州实证”围绕城市空间增长(UG)展开研究。中国城镇化应当从一种以效率和总量增长主义（GS）为逻辑的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外拓蔓延增长模式，转向一种基于绿色基础设施（GI）的城市空间增长进程，通过绿色空间网络和生态系统服务，实现城市空间的内部制衡和增长韧性。以杭州为例，建构GIA-MCR模型，为空间增长管理提供辅助决策。以共轭协同的空间愿景，塑造集约精明的增长管理。[专家点评]华南理工大学袁奇峰教授提出，乔杰的论文要进一步树立乡村理论、乡村规划理论和乡村治理理论的差别，规划是一种干预，认知和规划是两件事。城市和乡村是理论两端，沿海地区工业化的乡村可以就地城市化，传统的乡村则需要讨论。吴凯晴的论文应注意新常态和旧常态是连续系统，是不断演变的过程，难以截然分开。恩宁路项目其实还是取决于政府自身的策略调整。如果以产权为基础的公民时代作为新常态的标志，那么新常态的断代过早。肖洪未的论文应加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哲学思辨。以批评性和总结性，而非介绍性的方式对香港案例进行评书，分清案例和论文的关系。晏龙旭提出的趋势发现和实证很有意思，大数据研究产业空间分布的分散和集聚，提出了产业发展趋势以及对对都市工业未来的想象。曹哲静案例做得很好，应思考问题的理论起点是什么，找到研究的语境和对话的对象，找到学术创新点。马淇蔚的实证研究其实是规划应用和规范研究。通过抽象话语体系似乎找到了城市发展规律，但其实并不解决问题。。同济大学王兰教授认为，乔杰应进一步分辨“关系”和“社会资本”之间本质差异。探讨如何以物质规划推动困境解决，以体制保障来落实“社会资本”。吴凯晴的“过渡态”类似于国外1980年代后更新模式中的政府企业化。政府和开发商达成一致并尊重社区，居民发出更多声音，三者尽量平衡。政府和企业的角色并没有弱化，只是更新了利益共享机制。肖洪未应比较遗产影响评估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下不同的内涵、方法和案例解析。晏龙旭的分析体现了大数据的优缺点，从特征分析到探讨形成机制因已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应补充问卷和访谈，给予地方数据的支撑。曹哲静要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问题聚焦。围绕城市规划对产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的定量研究，注意在影响机制研究中，回归因素之间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马淇蔚的创新点是建构GI-UG模型，按照绿色基础设施设计城市空间增长模型，要加强模型本身的论证，包含的因素及各种情景中下这些因素的刚性约束和弹性引导。同济大学陈秉钊教授认为，乔杰的田野调查研究基础扎实，表达清晰。要明确问题在哪里，乡村发展问题和规划困境是什么关系？吴凯晴提出的城市更新三种模式真的走不通吗？要加强旧常态、新常态、“过渡态”的内在逻辑研究，肖洪未提出的哲学思辨不够清晰，工具理性求真，价值理性求善。真与善是什么关系？主动式干预和价值理性是什么关系？晏龙旭研究课题可继续深化，一是电商外卖在可达性洼地形成了商业，对城市空间资源有效配置提供了重要思路，对城市规划的用地配置、千人指标的影响可以深化；二是实体店是社交需求，外卖店是服务需求，可以深化研究两者的互补关系；三是新都市的工业培育，外卖店的集聚带来的新的产业配套。曹哲静的香港土地供应问题研究很深入，建议突出关键问题，重点研究空间影响，土地供应的总量分配和政府的政策控制，将核心内容浓缩表达。马淇蔚应进一步明确绿色基础设施是维持城市绿色发展的控制支撑体系。城市规划是综合的，绿色很重要，但不意味着绿色具有一票否决权。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敬东副院长提出乔杰的乡村治理是一种空间更新，要研究乡村在走向开放过程中与外来要素和社会资本的衔接，形成乡村更新的新动力。吴凯晴提出的更新模式，上下结合是大原则，建议探索社区更新中是否存在一种老百姓成为主体的新机制，激发老百姓积极性和能动性，降低社会成本和开发成本。肖洪未要注意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并不是对立的，价值理性是最终归宿，而工具理性是其非常重要的前提。晏龙旭结合餐饮空间布局变化，延伸到其他互联网+产业。对于外卖，进一步思考短半径的家庭厨房和长半径的中央厨房的不同的布局模式和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曹哲静研究中香港政府和市场划分比较清楚，建议做一下衍生性研究，分析香港GDP增速缓慢和人口导入有限的情况下的新变化，以及城市商业办公开发过量情况下如何转型。马淇蔚能否深入研究一下北美和我国在垂直增长、水平增长转型的内在逻辑？“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作为常设论坛，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同济大学、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联合主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城市规划》编辑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协办。除研究生论文竞赛之外，本次创新论坛共收到来自42家各兄弟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1篇论文，感谢各个兄弟单位与青年学者的热情参与。（俞静 整理）修回：2017-07 | | 关键字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