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走进社区，规划师准备好了吗？ ——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会 | | 作者 | 本刊编辑部 | | 摘要 | [编者按] 城乡社区和谐发展越来越受到高度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社区发展和规划等相关议题成为研究热点。经济和社会转型也将引发规划模式的转型和变革。城乡规划从以扩张型为主正在向更多元、细致的方向延展，越来越多的规划师需要面对城乡社区更新、改造、重塑等规划实践类型，从以物质空间为主向“见物又见人”转变，如进行更深入的社会调查、融入社区参与，开展参与式规划、行动规划等。走进城乡社区，促进和谐健康的社区发展，规划的模式和方法如何创新？规划的作用如何定位？规划师的作用如何体现？对规划师的职业素养和规划学科教育体系会产生怎样的新要求和新变化？这些思考和探索将有助于新时期城乡规划学科的研究领域和方法的拓展和创新。为此本刊编辑部以“走进社区规划，规划师准备好了吗”为主题，特邀请相关领域的前沿学者组织了本次社区发展与规划变革学术笔谈（以收稿时间为序）。马向明（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两种社区，两种规划威廉·洛尔（W.M. Rohe）把社区规划定义为包括新社区设计和老社区再开发两个类别，在这个定义下，佩里于1923 年提出的“创建邻里单元”的新社区建设模式——邻里单元规划便成为了美国最早的社区规划。在中国，1949年以来的城市居住区的规划基本上都是按照居住区的方式而开展的，在Rohe眼里，其实我们原来一直在做“社区规划”。Rohe认为，美国是在把“邻里单元”模式运用到解决城市中心区的衰败问题碰壁后，才意识到用物质空间方法来解决城市问题的局限性，决策者认识到，社区更新中地方关系和社会网络极其重要。回看中国有关社区规划的文献，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本世纪初，社区规划研究的先行者们观察到，已有的典型的社区规划工作主要在大城市的成熟社区进行。孙施文指出现象背后的两个原因：第一是国家对社会事务管理的改革。社会管理职能的下放使得社区(街道)在社会管理职能方面的权力增强；其次，国家推动的精神文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社区建设和管理。在以上背景下，社区规划似乎应该在我国大都市地区迅速地开展起来。然而，现实却是另外一种风景：过去数年中，社区规划推进幅度最大的是在城市边缘或者城市中间的乡村社区。以制度建设为例，国内学者一直呼吁的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到目前为止大陆只有成都和深圳两个城市：成都于2009年为196个乡镇配置乡村规划师；深圳于2010年开始在龙岗成立社区规划师工作室，第二年在全市试点实行社区规划师制度。探究一下为什么社区规划会是“村”走在前是十分有趣的。深圳的社区规划师并不是社区运动的结果，而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制度。吴丹认为这是深圳对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路径的完善。如果我们看到深圳976km2的建设用地中，原农村社区组织掌控了其中 40％（393km2）这样的情景，那就不难理解深圳政府在社区规划师制度建设上的主动性。如果同时审视台湾社区规划的发展脉络，会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地权在推动社区规划的进程和方向上起着关键性作用。对于台湾的“社区发展”如何从社会学逐渐转变到有空间维度的社区规划，王雨认为土地产权问题是其中的因素。台湾的土地私有，城市中存在闲置土地及畸零地的现象，政府通过区段征收、市地重划等手段释放更多的公共空间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整地时间冗长、耗费巨大，于是有了作为台湾启动社区参与契机的1996 年的“地区环境改造计划”。如果说社区规划是政府对社会治权向社区的某种度让，那么，台湾和深圳的事例说明了一点：社员对社区资源的掌控程度对这个进程有关键性影响。如果从社员对社区资源的掌控度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就两种社区：有地权社区和无地权区社区。因为从土地产权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分配型的“单位社区”，还是市场购买的“商品房社区”，社员的土地产权都是“共享式”的，没有明确所指的土地产权。而“传统型社区”，如旧城和“村”，社员通常是具有明确的土地产权。土地是城市最重要的空间资源，有没有地权，在城市治理中的话语权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土地产权国有化的过程。因此，城市里的“成熟社区”，也是无地权社区。这类社区社员并没有与政府对话的筹码，自身也没有社区更新改造的资源，社区更新的资源来自于政府的各种政策性资金。而旧城和“原农村社区”社员往往掌控着自己的地权，地权本身，就能够释放出社区更新的资源，土地混合的利用也成为可能。因此，有地权社区和无地权社区是有根本差异的两类社区，其对应的社区规划，也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别。钱征寒把社区规划分为温哥华模式和台湾模式两大典型流派。温哥华模式强调社区规划的理念和方法；而台湾模式不但要强调方法，还是一种以明确空间边界的社区为对象的物质型规划。在大陆城市，有地权社区类的社区规划，方向应该是台湾模式。社区规划师制度有其意义，因为社区愿景、行动共识、社区动员在规划中具有关键性意义。而无地权类社区的社区规划，社区问题识别和政府政策性资源的获取是其重要内容。认识到两类社区的根本性差异，可使我们在社区规划的理论、方法和知识储备上更有针对性。王宏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分院主任工程师，高级城市规划师） 最近一段时间，“社区规划”、“社区参与”、“社区营造”不再仅仅是规划专家们讨论的学术话题，已经成为在全国各地红红火火展开的实践活动，这种变化与我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有很大关系：社会发展对规划需求的转变引起了规划类型和规划方式的变化，或许也将引发规划的转型和变革。我们国家经过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率有了显著提升，城市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当时规划认识和建设水平的局限，很多社区不能满足现在生活的需求，比较显著的问题包括停车、环境、生活配套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宏观的视角、前沿的知识和专业的方法，很多都超出了居委会和物业的工作范围，需要专业人士帮助。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建设发展也到了一个转型期，城乡规划从扩张型正在转为存量规划、更新规划，规划师也把视线投入到了包括社区在内的城市建成区。 更新规划和存量规划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的产物，规划工作转型是一种必然。但是习惯了指点江山、叙事恢宏的规划师们，是不是准备好了？需要做好什么准备呢？结合我们一年多的百万庄社区营造志愿者活动，我谈几点体会供大家参考也与同行讨论。（1） 规划内容的转变：以前的规划很多都是大尺度的项目，而且很多都是还没有城市建设的区域，因此需要对这个地区的发展进行判断论证，需要制定规划定位、空间结构、设计方案等很战略性、前瞻性的宏观规划。而社区规划，大都是成熟社区、老旧小区，需要的工作是怎么解决停车难、买菜难、步行难、上下水等小尺度的实际问题，甚至是一个小院的围墙移动一两米的事情。所以规划内容上有很大转变，从目标性的宏观蓝图到现实中的一砖一瓦。既有传统的专业规划内容，也有通俗易懂的大众表达，要接地气，要落实。因此，社区规划一定要有可操作性，是真实的行动规划。（2） 规划方式的转变：以往的城市规划项目比较宏观，规划师接触到的人基本上是当地的规划人员和政府官员，很少接触当地的居民，也没有把个体或者小范围群体的意愿作为规划的诉求落实下去。社区规划的工作方法几乎与以往完全不同，需要入户调查、动员居民参与，面对各种各样的意见要耐心聆听，了解每个人的意图，协商沟通的工作占据了很大的分量，最终达成的是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结果而不见得是最完美的结果。社区规划，是一种促膝式规划，真正的参与规划。（3） 规划对象的转变：以物质空间为主的城市规划，被形容为“见物不见人”的规划。工作对象主要是场地、城区等物质空间。而“人”主要是甲方、领导。规划决策过程中领导的意愿占了很大比重。而社区规划面对的主要对象就是家家户户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甚至有时候是一百个人有两百个想法，并且每个人的意愿都是平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都需要重视，不存在少数几个人能代表其他居民确定方案的情况。社区规划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尊重个体意愿的规划。（4） 规划地位的转变：传统项目里的规划师，很多时候充当政府的参谋，指点江山，气势恢宏，社会责任感很强，有时候飘在空中不食人间烟火。而社区规划，工作细碎，没有一定之规，针头线脑，犄角旮旯，要处处考虑细节，考虑落实。社区规划师有时候像园艺师，有时候像城管员、有时候像是到居委会大妈，没有了以往规划的高高在上，做社区规划，会让规划师产生一定的失落感和不适应，而这种调整，也是必须的。社区规划是让规划师接地气的规划。（5） 规划知识的扩展：传统的规划注重物质空间的设计，对管理、实施不是很擅长。而社区规划需要有很多学科的知识，如园林、交通、预算等知识储备，也需要人文学科的知识，特别是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知识。社区规划中，大量的工作涉及产权、法律、政策、制度等内容，这些工作是规划师没有深入研究过的。因此，社区规划“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个多元的规划。总体上来说，我感觉社区规划是未来规划工作的一块重要内容，规划师的思路要转变，观念要更新，告别宏大叙事，关注细节，关注人本。社区规划，一方面是让城市更美、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好。对于规划师来说，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这种转变，需要一定的积累来应对这种转变。林德福（《乡愁经济》自媒体社社长，Urbaneer地方发展与社区营造总监，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浅谈社区可持续发展中的社区营造首先从个人经历谈起，2008年笔者从台北到天津常住工作，虽曾因介绍个人过去工作经验而提及在台湾做过社区营造的工作，但在当年仍处于高速发展的天津，照顾新兴发展地区都照顾不过来的情境下，实难对既有存量发展地区投以较多关注，更别谈关注既有社区里居民意愿、较费时费力的参与式社区营造工作，所以也就回归到新区规划设计的“空间专业”行列里。直到2011年，才听说了在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成立了清华-信义社区营造中心，开始举办“社区营造培训班”，进行学院内探索。（1）厦门的尝试2013年11月1日，笔者受邀在厦门规划展览馆进行多年来已不再被谈及的“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与案例”讲座，当时厦门正在积极地推动“美丽厦门、共同缔造” 计划。实验性地铺开全市街道办及社区级的共同缔造试点计划，甚至与台湾社造团队合作，尝试两岸跨界的共同缔造试点计划。笔者深深认同这些做法并认为与台湾社区营造的精神基本一致。（2）不再是一校一地之事2014年开始，上海、江苏及河南等地也开始邀请笔者介绍台湾的社区营造，同年3月2日由《人民政协报》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发起了“我为家乡做规划”公益圆梦工程的计划：建立政府主导、村民参与、社会支持的投入机制，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机制，推行村内事“村民议村民定、村民建村民管”的实施机制。这与台湾社区营造的参与精神也是一致的。同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实验基地”颁证授牌仪式在上海市嘉定隆重举行，这标志着信义社区营造工作已跨出学院而进行异地尝试。至此之际，笔者所接触的内地社区营造工作不仅是一地一校的事，2015-16年间有更多的地区（深圳、南京、杭州及浙江多个城市等）及学校（厦大、同济、复旦等）邀请笔者进行“社区营造”相关议题的讲座或座谈。（3）上升为副省级城市政府的政策行动2016年6月成都市民政局下发了“关于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的通知”，其主要内涵：统筹发挥基层政府、社会力量、居民群众主体作用，将城乡社区发展成为具有共同情感联结、共同社区意识、共同文化凝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16年起，全面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至此，开始有副省级城市政府正式以社区总体营造为名的文件出现。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为配合所策划的设计竞赛，推出了：校园如何考虑与所在社区互动？或者说如果设计师换到社区居民角度来考虑问题，对校园规划会有什么帮助？并提供了一个让社区百姓能够轻松简单地表达他们规划观点的参与方式，做为竞赛要求的主要内容之一；还提供一个案例的小结：一位老村长的无围墙校园，绝对能让不少职业规划师感到汗颜。专业规划师和建筑师是否也应该多向这些“社区规划师”学习如何贴近社会，贴近使用者？讨论至此，如今探讨社区可持续发展时好像已不得不谈谈“社区营造”的理念与方法。在台湾，“社区”一词，本含有“社群”与“地域”两层面的意思。所以社区与社区感是两回事，社区含有地理空间的概念，而社区感，更偏重于集体的心理认同。依据笔者在台湾参与了多年社区营造的经验，所谓的“社区营造”，应该就是以人为本的营造过程。就像是新型城镇化中强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一般，台湾所讨论的“社区营造”也是强调地区内所有人彼此间社群关系、以及其与空间发展关系的营造，由所有愿意生活在地区内的参与者一起凝聚共识、共同打拼、营造“我们的新故乡”过程的专业用词。当然也不是不做社区营造就不能发展了，只是又会回到以空间营造为主的发展路径，缺了“人－参与者”的发展方式，通常又会沦为只剩标准化、类工业化的同质性产品，虽便于复制、推广，却难有专属于本地区的个性与特色，更遑论要保存或重构记忆中的乡愁，创建属于在地人的新故乡。社区营造就是人的营造，它是所有发展路径中不应缺少的部分，但不是发展路径的唯一或全部方式。匡晓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教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二所所长）当前我国城市建设的主线已由增量拓张进入到存量提升的转型阶段，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也在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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