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有“较强的联系”是与什么比较而言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参照框架的再思考

城市研究者们在讨论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有较强联系时，一般都不会明确指出对应的参考系。选择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城市作为参考系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比较方法，但却容易掩盖很多隐性因素。该文作者引入了一种名为“随机度序列模型（SDSM）”的统计测试方法，当城市间有表面上较好（或不好）的联系时，该方法可提供一种可替代和互补的思考框架。这种方法不限于关注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强弱，更注重探究在给定的能够抑制或促进城市联通结构的条件下，城市间的联系是否足够强。

作者首先讨论了企业在城市间联系和世界城市网络建立中的作用，并提出以下观点：城市间的互动不是城市本身引发的，而是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使然。因此，要了解世界城市网络的经济信息概念，需要关注的重点不是城市自身，而是企业行为（虽然企业行为可能受到城市属性和政策的影响）。然而，之前大量基于城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城市关联度研究的侧重点都是城市，对企业自身扩张能力的关注度不足。

为了解决上述不足，作者使用修正的SDSM模型探索由企业活动产生的世界城市网络中城市间的联系度。该模型的计算过程分为五步：①利用公司设置办事机构的所在城市和规模数据建立“可观察”世界城市网络，并计算各城市在该网络中的联系度；②识别影响企业扩张和决策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确定企业的扩张程度和城市吸引力；③推断企业选择办事机构所在地的决策过程；④根据可替代的公司选址形成的经济格局，建立“潜在”世界城市网络；⑤比较城市在实际“可观察”世界城市网络和“潜在”城市网络中的联系度。

作者将该修正模型运用于175个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在516个城市设置办事机构的位置和规模的数据中，对SDSM模型做进一步说明。数据源中，采用0-5六个不同的分值反映90300个城市-公司对中某公司在某城市所设机构的规模。0分表明该公司未在该城市设置机构，5分表明该市是该公司全球总部所在地；中间值表示其他办公室的规模，包括小型外地办事处和区域总部。以芝加哥为例，运用此模型进行计算后发现，虽然芝加哥再“可观察”世界城市网络中有一个代表高联系度的得分（73240），但相比于它在由公司扩张和定位过程形成的“潜在”世界城市城市网络中的联系度，芝加哥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联系度依然相对较弱。也就是说，考虑到芝加哥自身的吸引力和企业的扩张能力，芝加哥与其他城市间的联系并不足够紧密。

此外，作者将SDSM模型在五个层面（包括：城市等级，个体城市和公司，城际联系，城市作为节点与世界城市网络）进行应用并提出了如下观点：①城市等级理论方面，SDSM模型可以将公司扩张和选址决策策略可被推断和表示为一系列概率决策，从而运用这些概率决策分析企业设置分支机构的潜在地点，从而进行城市等级的评估拟议；②微观层面，SDSM模型可以从个别城市和企业的微观角度去探讨城市经济格局；例如在其他的可能情况下芝加哥本可以拥有更多中等的企业机构，表明芝加哥不是一个对公司的中型机构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相反的，芝加哥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总部有很好的吸引力；而同时，从企业角度发现，美国银行（取其为企业的代表进行个体分析）在其小型办公室扩张战略方面较有侵略性。③城市联系度方面，伦敦与悉尼的实际联系比其本可能存在的联系要高，二者间公司联系很紧密；而悉尼与华盛顿的联系则本应该比实际更强，也许表明公司在积极寻求避免在两地同时经营办事处。④城市节点角度，作者发现，如果跟城市自身所具有的潜力相比，有些城市已经做得比较好如伦敦，有些城市还有很大的潜力需要挖掘如悉尼，还有些城市显得非常弱如华盛顿。⑤世界城市网络角度，作者认为虽然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都认为一些大城市间有很高的得分，但他们的联系本可以更好；而对一些小城市而言，会发现它们已经尽可能的联系到了一起；同时，绝大多数的联系都是区域内而不是区域之间的，大部分的交互都是在相对较近的城市之间进行。可以发现在中国和日本，城市间的网络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几乎是孤立的；在连接的密度上可以看出美国与欧洲内部的联系比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要相对稀少。

在本文中，作者并非想要提供另一种方法来描述这一现象，而是提出一种评估对这些城市和网络观点的方法。通过提供对比参考框架，SDSM为进行此类评估提供了依据。这也揭示了企业在创造世界城市网络中，并且将在今后对世界城市进行调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当与世界城市体系的现有方法和理解相结合时，它开辟了一种思考世界城市地位的新方式。未来我们理解世界城市网络可能并不在于简单地惊叹或去证明伦敦等大城市与世界其他城市有着很好的联系，而是探索为什么它具有这样的联系，以及它能否做的更好。

来源：NEAL Z P. Well connected compared to what? rethinking frames of reference in world city network research[J]. Environment & Planning A, 2016. DOI：10.1177/0308518X16631339

（供稿：王启轩）

香港的公共开放空间分布何以不公平？

在当今全球城市化的时代背景下，城市的公共开放空间受到了日益关注，它已被证明在生态、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为城市带来了众多贡献。然而，有关公共开放空间的供给与规划逻辑方面的探索研究还有所欠缺，其恰恰关系到公共开放空间的分布及其使用权（access）的关键问题。同时，学者们普遍认为，基础的权力结构和关系在塑造城市环境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香港，作为一个拥有高度经济不公平现象的自由市场社会并有着独特的空间—政治环境变迁过程，为开放公共空间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案例背景。众多研究者已对香港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供给提出了批判。来自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的邓宝善（Bo-sin Tang）教授更进一步弥补了研究领域的不足，他首次调查了香港在空间上的分离的开放空间分布状况，随后评估了其规划的影响并批判性地探索了形成这种情况的动力机制。

研究数据来源于公共领域，同时鉴于实际与规划公共空间的差异，因此数据由政府的休闲和文化服务部门管理的现有公共开放空间信息（2013年3月22日公布）和法定的城镇规划（正式名称为“大纲分区计划”或“开发许可区域规划”，截至2013年7月底）中抽取出来的“开放空间”集合而成。前者表示实际管理的对象，而后者表示政府的规划意图。

首先，研究对实际和规划的开放空间的分布进行比较，呈现了它们的差异，并通过历史回顾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香港公共空间意图的变迁。

研究通过对比发现，香港现有的公共公园、游乐场和娱乐场地仅有不足一半（48.8%）被规划为“开放空间”。其余有178（10.2%）个用于发展目的；61个（3.5%）被规划为“道路”；198（11.4%）被规划划为“村庄发展”（V）。这些空间特征反应了香港规划政策的务实精神以及现代主义思维。而纵观香港公共空间的缘起与各个时期的历史可得到一定解释和印证：公共开放空间在香港政府的土地分配中历来占有较低的优先级；在殖民时期，出于对公共卫生的考虑（而非娱乐）是提供开放空间的主要政治原因；香港的开放空间发展长期以来伴随着城市规划领域之外的政治斗争（如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而在1970年代后，香港市政委员会的民主化改革、城市转向服务经济的重构以及中产阶级的兴起推动了开放空间的快速增长，同时娱乐作为开放空间的主要目的才被广泛接受。

其次，研究通过形态学分析揭示了区划的开放空间与邻近的法定土地利用之间的空间关系，为规划实践的逻辑提供了一定见解，并使之与规划政策进行了比较。

研究根据《香港规划标准和指导方针》（2014）罗列出的“区域（regional）”、“地区（district）”和“地方（local）”三种类型开放空间有关区位和设计方面考虑的要求，记录了“开放空间”区域的相关四个属性（是否毗连每种类型的法定土地利用区、是否被道路与相邻区域隔开、是否部分或全部被道路包围、是否提供了滨水区可达性）；同时基于主要规划意图，将其相邻土地利用区域分为九类。然后，通过层次聚类分析Ward法将1177个规划公共空间分为了三个与临近土地利用相关的特征集群（集群1（N=619）：其特征是靠近高密度居民区、城市再开发区和政府、机构或社区（GIC）区域；集群2（N=323）：其特点是靠近低密度的居民区和土地使用保护区，并接近水域；集群3(N=235)：以大的土地面积、滨水区的使用权和邻近其他“开放空间”区域、城市再开发区域和混合土地使用的区域为特征）。由聚类结果可分析得：首先，香港大约80%的“开放空间”毗邻住宅区（集群1和2），然而只有一半（52.6%）的“开放空间”位于稠密居民区，剩余的27.4%位于高档低密度住宅区，然而绝大多数香港人居住在高密度住区，因此规划的空间分配并不公平。其次，集群2接近滨水通道，它们组成了政府管理的洗浴海滩，而香港规划者倾向于在此类位置安排低密度住区。最后，根据其特点，集群3（约20%）可被看作“区域开放空间”，其主要是用来服务附近的商业办公人员、商务游客和游客，而非当地居民。

同时，研究再利用完整数据集（1177）对滨水区开放空间相邻的土地使用分区模式进行了因变量的逻辑回归筛选并得出模型，其结果同集群分析类似，得出滨水开放空间往往有大片的土地、完全被公路分隔、毗邻混合商业和业务区域和远离高密度住宅区和工业区。随后进一步分成四组数据集使用地区变量：港口地区（N = 386）,非港地区（N = 417），新城镇（N = 227）和农村地区（N = 147）进行分析得出：首先，在港口地区，滨水区的“开放空间”区域远离高密度住宅区，但极有可能加入混合商业区、昂贵的低密度住宅区和区域开放空间网络。其次，在非港地区，大多数海滨“开放空间”的区域都是洗浴海滩，因此靠近保护区和GIC区域。第三，在主要城市地区以外的新城镇，滨水区的“开放空间”包围着城市中心，这些中心混合着商业和居住区。最后，在香港的农村地区，靠近滨水区“开放空间”的区划模式似乎结合了其他地区类别的特点。

这些都表明了香港城市规划中开放空间的分配既不是机会主义也非武断，而是政府规划者考虑到某一地区的总体土地使用兼容性，对不同地区的土地使用区划产生了差异的配置方式。在决定规划中邻近公共空间的土地用途时，规划者们会含蓄地考虑其溢出效应的分配。最后研究者以当前为例对城市规划提出思考：香港空间规划的最新策略是创建新的开放空间网络，港口海滨长廊和在战略位置上相互连接的沿海空间（集群3的公共空间）将邀请毗邻的商业用地的开发商代表公共机构建设和管理。而这些规划者提供的“公共”空间似乎由于远离住区，并受到资本的挤压，而不太可能满足居住者们的真正需求，反倒可能继续造成另一种压制与排斥，而非提供了自由。

来源：TANG B S. Is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open space in Hong Kong equitable, why not[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 161: 80-89.

（供稿：蒋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