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Planning for Climate Change
（美国规划师协会期刊专刊“为了气候变化的规划”）
Journal of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JAPA),
2010, 76(4).
地球升温的速度越来越快，相当多的证据指明，人类活动是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2010年的研究数据，1950年代以来全球平均温度增加了0.6℃，而在之前100年中仅增长0.1℃至0.2℃。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上升1.1℃-6.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2007），且目前大多数气候科学家都倾向于这一范围的高端值。气候变化的加剧将给不同地区带来不同程度的潜在后果，在规划界已经成为规划理论学家口中的“邪恶问题（wicked problem）”，这一问题跨越了多样的领域，其中涉及的各个部分以未知的方式相互作用。最重要的是，可能的解决方案所能涉及的范围和效果不明，不能经由实验或在事前测试，只能在事后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全球性问题对地方规划的挑战巨大。
鉴于此，美国规划师协会期刊（JAPA）在其2010年秋季刊中发表主题为“为了气候变化的规划：评估进展情况和面临的挑战”专刊。假设重大的不利的气候变化是一个无法扭转的趋势，社会的应对措施可以从两大方面展开：一是通过减少预期气候变化的缓解性（mitigation）应对措施或行动，另一种则是针对气候变化后果的适应性（adaptation）应对措施或行动。摆在本专刊作者面前的关键问题在于：规划师应当在建议、倡导和实施缓解（mitigation）和适应（adaptation）措施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本专刊包括了1篇导读、1篇长评论（Longer View）和6篇文章，涉及3个方面的具体议题：{1}世界各国政府和领导机构是否承担了对实现有意义的温室气体（GHG）减排必要的政策和计划？如果有，这项工作是否与承诺的一致？{2}如果已经最大可能地执行了全球的减缓措施，它们是否足够呢？补充性的区域与地方减缓措施是否也是必要的？{3}这些缓解努力是否有可能成功？还是我们同时还应该确定并开始实施显著的地方适应性应对措施？
由Randall Crane和 John Landis, 撰写的导读《为了气候变化的规划：评估进展情况和挑战（Planning for Climate Change: Assessing Progress and Challenges）》，首先指出了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和成因，回顾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本定义，并讨论了已知的规划策略，同时指出，规划师往往并不知晓特定的规划变化减缓性与适应性应对措施如何工作。因此，规划师必须依靠其处理不确定性的经验，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策略。
由Michael D. Meyer撰写的长评论《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评估：建立交通研究框架（Greenhouse Gas and Climate Change Assessment： Framing a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Agenda）》，对温室气体排放与美国交通运输系统之间的已知联系进行解读，随后提出一个针对未知领域的研究框架，作为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减缓议程的先驱。William J. Drummond所撰写的第二篇文章《州议会应对温室：州级气候行动规划师与政策企业家是否已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Statehouse Versus Greenhouse：Have State-Level Climate Action Planners and Policy Entrepreneurs Reduc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从美国许多州已经采用的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计划着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探讨迄今为止的成效。在地方一级，许多地区已经采取了缓解性气候行动计划（Climate Action Plans，CAPs），于是在由Ellen Bassett 与Vivek Shandas所著的《创新与气候变化规划：市级规划的视角（Innovation and Climate Action Planning：Perspectives From Municipal Plans）》一文中，作者着眼于分析这些计划是如何组织与实施的。如果气候行动计划是有效的，它们必须基于合理的信息和科学。由Michael R. Boswell, Adrienne I. Greve 和Tammy L. Seale所著的《对于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与气候行动计划之间联系的评估（An Assessment of the Link betwee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ventories and Climate Action Plans）》，研究当地的规划师如何利用温室气体清单设定减排目标和确定的减缓战略。Thomas L. Daniel所写的《将森林碳汇整合到限额和交易计划，以此减少净CO2排放量（Integrating 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Into a Cap-and-Trade Program to Reduce Net CO2 Emissions）》一文，则考虑以增加碳汇为目标的森林改善规划和管理实践如何被纳入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中。在《适应气候变化：回顾6个领域的挑战与权衡（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A Review of Challenges and Tradeoffs in Six Areas）》中，作者Louise W. Bedsworth 和 Ellen Hanak的重点从缓解措施转换到适应措施，并将加利福尼亚作为案例进行研究，探讨改善6个功能性的城市与环境主题领域的适应性规划所面临的体制和管理方面的障碍，这6个领域包括：水资源、电力、沿海资源、空气质量、公共卫生和生态系统资源。在最后一篇文章《预期治理：一种适应气候变化的工具（Anticipatory Governance：A Tool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中，作者Ray Quay 讨论了他所提到的术语“自适应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的潜力，这是一种更好地考虑不确定性的管理与分析模型，作者还采用在丹佛，纽约市和凤凰城的多场景分析工具作为案例。
总体上看，本专刊将各种探索性、实践导向和建设性的文章汇编出版，展现了现阶段各位作者在研究和实践领域为人们提供的气候变化方面的知识基础和思想成就。规划师应该充分考虑目前的传统规划策略是否适合全球变暖问题，并探索盘点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工具。但同时人们也应该非常清楚，气候变化规划还处于形成阶段，并将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结果，对于不同地点与机构，哪些方法行之有效、性价比高，以及为何会出现不同结果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供稿：干靓）
　　
Green Urbanism Down Under: Learning from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地球另一边的绿色城市主义：向澳大利亚的可持续社区学习）
Timothy Beatley，Peter Newman.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9.
此书是作者Timothy Beatley2000年的著作《绿色城市主义：向欧洲城市学习（Green Urbanism: Learning from European Cities）》的姐妹篇。作为一本实用性读物，作者首先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人可以从澳大利亚人的“绿色”城市生活中学习什么？在书中，作者向读者描绘了澳大利亚除无处不在的灌木丛外，另一个显著但往往被忽略的人居环境，即首府城市及其周围的郊区。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度，有超过60％的人口生活在5个大城市中。本书总结了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实践”的现状和教训，介绍了“绿色交通”、“城市农场”、“可再生能源计划”、“绿色生活计划”等成功案例，指出澳大利亚与美国的众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能源生态足迹”方面，例如，澳大利亚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城市化水平相近（澳大利亚城市化水平85%，而美国为80%），并且两个国家都受到空气和水污染的威胁，对汽车高度依赖，化石燃料消耗高。因此澳大利亚可持续社区的经验可以为他们在北半球的“堂表兄弟”美国所借鉴。
全书分为7个章节，分别为第1章“导读：不同的国度，相似的挑战”、第2章“绿色可持续的城市”、第3章“有关生态资产的崭新的、充满希望的视角”、第4章“强化场所，建造社区”、第5章“灌木丛中的城市：澳大利亚的生态首府城市们”、第6章“区域规划与州规划的重要性”、第7章“向澳大利亚学习：关于比较绿色城市主义价值的一个最终思考”。作者认为尽管澳大利亚的一些创新解决方案在境外无人知晓，它们都具有在美国城市实践的可能性。
相比美澳两国，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虽然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仍然带来的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因此近年来频繁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因此，虽然此书作者的写作意图在于将澳大利亚的经验引入美国，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仍然可以从中激发深入思考，探索澳洲经验在中国移植的实用性和适宜性。
（供稿：干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