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special issue on cities and sustainability, 2007, 83(1).

无论是面对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建设，还是发达国家后工业化城市的局部更新和缓慢建设，设计师的设计思维不可避免的被“城市”与“可持续性”两个单词占据。“可持续的城市”不仅包含环境议题，还包含社会、经济和哲学层面的思考。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建设方案必须依靠多学科的方法，但是每个学科往往局限于本学科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议题，例如建筑师、规划师、工程师、哲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往往会提出以各自职业实践为核心的建设方案。因此在城市可持续建设中强调整体性，在一个特定的项目中进行多学科的合理优化与整合，成为当前城市建设中的重要议题。

近期，一项名为“为21世纪的协同设计”的研究，在伦敦聚集了一批有不同背景的专家，讨论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方法。这项活动是“可实现的乌托邦” 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让每个专家依据个人实践来定义“协同”的含义，实现知识共享，识别各学科处理可持续性问题中的共性和差别。这项计划从协同设计的视角重新审视可持续性的涵义，明确实施项目的重要性。《景观与城市规划杂志》（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在2007年11月的第83期出版了“城市与可持续性”专刊，进一步深化了这项讨论，邀请研究者们对城市未来以及如何使城市更可持续发展性，发表各自的观点。

专刊一共收录了9篇论文，从理念、实践、技术等方面就可持续城市的一些主要主题进行讨论，例如：可持续性与设计质量和场所的体验观之间的联系，环境的可控制性以及在现有结构中对设计成果和运营做出决策，维持城市发展、垃圾处理、适应并减轻气候变化所需的土地和资源数量等等。

Robert Tavernor 的《视觉和文化的可持续性：高层建筑对伦敦的影响（Visual and cultural sustainability：The impact of tall buildings on London）》一文，讨论了高层建筑对伦敦视觉形象和文化可持续性的影响，特别是高层建筑对伦敦风貌保护的影响。作者通过比较国家政策、历史建筑环境和保护区保护政策中的可持续城市设计定义，提出了政府建设和评价新建筑景观特征和景观质量的工具。

Rebecca L. Eaton 等人的《景观中的足迹：发达国家的城乡生活环境评价（Footprint on the landscape: An environmental appraisal of urban and rural living in the developed world）》论文，介绍了英格兰南部Swindon自治镇和Wiltshire郡的生态足迹评价和对比。作者认为，“可持续”的概念在现实中只能应用在一个更广阔的地域环境中，因此土地使用规划应该更多地考虑在区域层面进行。

John Burnett 的《城市建筑——生态标签和绿荫（City buildings——Eco-labels and shades of green）》一文，提出了一种测度建筑环境性能的“生态标签”。作者讨论了单体建筑的评估和鉴定怎样才能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探讨了建筑生态标签如何从环境意义上反映建筑的性能。

Phil Jones 等人的《城市尺度的建成环境模拟——能源与住宅的健康环境影响（Modell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at urban scale——Energy and health impact in relation to housing）》一文，描述了一种能模拟城市尺度的现状建成环境的方法，即“能量和环境的预测工具(EEP)”，其中包括了建筑的能量使用、交通流、以及健康等方面。

Michael Fedeski 等人的《洪涝和地理灾害情况下的城市可持续性——基于GIS 的脆弱性和风险评估方法的发展（Urban sustainability in the presence of flood and geological hazards: The development of a Gis-based vulnerability and risk assessment methodology）》一文，提出了一种因水文和地理灾害导致的建筑损害风险评价方法。这种方法从风险的三个元素——建筑暴露在危险下的范围和程度、灾害的严重程度和频率、脆弱性程度，通过实物调查和GIS地图等技术收集的信息来评价建筑损害损失。评估从单体建筑着手，可扩展到任何适当的城市空间尺度，可用于城市规划的政策和开发控制层面，并作为气候影响研究的一种工具。

Christopher Tweed 等人的《建设文化遗产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Built cultural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一文，探讨了建筑文化遗产在可持续城市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研究建成环境如何通过为整合跨代的文化群体和社区提供象征含义来满足人们需求。作者以英国港口城市贝尔法斯特（Belfast）最近的城市开发项目——维多利亚广场的开发为例，概括了现有城市再生方法的弊端，建议通过加强对于人与城市环境和遗产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认识来克服这些弊端。

Hannah Jones 的《对城市消极空间的创新可能性的探索（Exploring the creative possibilities of awkward space in the city）》一文，指出城市消极空间的创新潜力与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可持续性实际经验直接相关。作者认为城市是一个生命系统，是一个由流、结构、联结和拥有者构成的复杂群落，消极空间发生在这些群落部分之间。作者强调现状建筑之间的夹缝空间，认为应关注空间周围的结构设计上，并提出“城市怎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自我调节”的问题。文章认为加强对建筑间这些未被考虑的空间的积极认识，有助于重新思考和动态地设计出更适应环境、更可持续、更富有创新性和魅力的公共空间。

Jone Wood 的《协同城市：为更高密度、超级共生社会的规划（Synergy city; planning for a high density, super-symbiotic society）》一文，认为城市可持续问题超出了个体市民、规划师和设计师的能力。作者提出有效率的观点应该激发我们选择一种更自然的生活方式，并且在各个层面上是协同的。文章提倡为所有“具有生态认知”的市民提供新的规划理论，鼓励更大的相互机会和能觉察到的互惠互利。这将意味展望一种协同的城市生活方式：一种良好的、能实现的、能维持的、可再生的生活方式。

“城市与可持续性”专刊虽然没能涉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方面，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城市可持续未来的更多视角。正如专刊编者按中所述“尽管我们未来的发展之路尚未清晰可见，但我们对于未来城市却有着共同的目标：即我们的城市应该是在美学上让人愉悦的，它们将有高质量的环境、合理的建筑密度、绿色结构、少量依赖能源、低资源消耗、可便捷达到一系列服务系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促使当前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设计和决策过程中采取更加整体和智慧的举措”。

（供稿：付予光、干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