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城市社区：后工业城市的复兴政策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栉比鳞次的邻里往往是城市集聚度最高的核，这些邻里和社区相互联系，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合作共生的关系。因此邻里的发展不仅关系到社区和居民，也关系到他们所在的城市和地区的联动发展。尽管邻里在人们的生活以及城市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最近涉及邻里的文献却十分有限，且分布主要集中在分析特定变量的影响和各类指标上，很少有作者尝试更全面的来描述和分析。2015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这本关注后工业时代城市复兴政策下的城市社区的合集，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大家希望更全面了解邻里和社区发展的需求。

几十年来，在工业化和人口流失的困扰下，北美城市在振兴经济的道路上主要采取了这样的举措：把重点放在商业区和商业区的经济增长上。与此同时产生 后果可能使社区严重缺乏服务。该书通过对巴尔的摩、洛杉矶、凤凰城、丹佛、芝加哥和多伦多等城市的邻里政策的演变过程的追溯，总结了一套城市邻里政策的改革框架。作者们展示了包括政治家和慈善组织在内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将经济增长和社区改善作为补充目标。社区中主要教育和医疗的负责人也发现，他们面临着重新定义的现实，这增加了新的政治格局的流动性，结构性的不平等持续产生着影响。虽然不能否认社区复兴仍然面临障碍，但该书的作者们最终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即在制定社区政策时，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友好的地方环境。在考察从早期的再发展到现在的后工业城市的经历过程中，这本书开启了一个复杂的政治变革进程和改革的可能性的窗口。

对于新时期的城市邻里复兴政策，该书有一个前置假设，就是认为社区和邻里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受到更大范围的政治和决策系统变化的影响。早一些再开发时期的社区发展议题相对更集中于精英阶层，偏重于经济增长，对社区邻里事务的关注度不高。而到了后工业时期，精英在系统上更为分散，社区邻里关注的问题也更加开放。

作为基于政体理论的政治科学研究，这本书是关于制度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所描绘的过程和社区邻里政策历程以及邻里发展的结果息息相关。所有的讨论起始于一个基本问题：邻里复兴意味着什么？书中给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定义：邻里复兴是试图为那些在居住地饱受各种问题的人们提供改善措施的过程。这一定义显得过于宽泛，虽然涵盖了所有形式的社区改善提升行动，但却回避了人们与场所之间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比如人群，尤其是贫困人群和有色人群，以及衰败地区。尽管众所周知社区邻里中的人群和居住生活环境关系密切，尤其是贫困和有色人群更依赖于他们所在的社区邻里。

这本书由九个章节组成，开头和结尾都是引言和结论。第二章提供了一系列的统计数据来解释城市的变化。其余六章分别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六个城市案例研究，其中包括巴尔的摩、芝加哥和洛杉矶，这些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城市政治研究的中心。在大多数城市，制造业、次城市化和种族隔离的衰落是相当明显的，但事实上，所有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都各不相同。这样的变化促使读者思考作者是如何比较他们的，以及他们最终的发现会是怎样的。

这本书的第一个案例是巴尔的摩，这座城市因其自1960年代开始的内港重建项目而闻名，城市学者对其大多持批评态度，原因是尽管政府对这些项目进行了大量的公共补贴，但对其贫困社区缺乏关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作者还调查了一些通过社区主导项目改善贫困社区的案例，虽然这些案例不太为人所熟知，且大多数都不太成功，但作者们认为，巴尔的摩的城市政治正发生着一些积极的变化：城市里的精英人士现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贫困社区，并把他们视为合作伙伴。

其他的案例研究，包括洛杉矶，也有类似的发现。在所有的研究城市中，与贫困地区的合作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参与者，包括大学和慈善机构。社区利益协议(CBAs)——房地产开发商和社区团体之间的协议，确认了开发者如何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总的来说，案例研究的章节强调了将贫困社区作为城市政策的一部分的必要性。作者还敦促建立一个更加制度化的论坛，倡导权利，并发出更多集体的声音。

这本书的主要优势在于，它为读者提供了对北美不同地区被推广的贫困社区政策和倡议的概述。该书还为解决贫困地区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方向。另一方面，书中也提出了几点质疑。例如，作者认为大学、医院和医学院等部门在制定社区政策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参考了包括巴尔的摩在内的一些案例研究城市。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大学比其他的机构（如商业），在当地更有内在的嵌入，所以更容易为当地社区服务。然而遗憾的是，他们通常不会这样做。美国的几所大学已经积极地取代了非裔美国人社区，比如芝加哥大学。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取消了基于社区的计划，在西哈莱姆区开发新校区，并得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以促进经济发展。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也在积极地改造其周边地区。正如大卫哈维所言，大学可能会成为强大的机构，塑造当地社区以适应他们的需要。

该书还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解决结构性不平等的地区政策上，这可能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变化背后的结构性力量一直是这些学者的目标。然而，尽管有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这本书并没有真正解决结构不平等的根源。

尽管存在这样的局限性，一个新时代的城市社区给了我们一个思考如何解决贫困社区问题的机会。我们需要更多地照顾贫困地区，采取长期政策和制度化的支持。尽管对于贫困社区的多方面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但这本书的建议将是一个有用的开始。作者通过预测贫困社区的积极前景来结尾，虽然这不容易实现，但这种希望可能是我们此刻最需要的，让变革真正推进。

来源：STONE C N, STOKER R P. Urban neighborhoods in a new era: revitalization politics in the postindustrial ci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5-09.

伦敦市规划的公众参与：所有伦敦人的家园

这是伦敦市长面向公众解释的关于城市发展和规划的文件，由伦敦市政厅发布，以市长为第一人称展开，目的是倡导参与、建立共识。开篇是市长作为城市管理者的话：作为市长，我需要对我们城市面临的巨大变化做出战略应对：人口快速增长的带来的压力，日益多元化，不平等加剧，退欧公投所引起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等。未来几年我会详细公布经过广泛协商得到的战略。

文件分为五个部分：

1、Accommodating growth适应性增长

这部分阐述了增长对伦敦发展的形成的土地的压力以及未来几年的发展重点，通过有形的规划来使伦敦人体验到什么是“好的增长”。伦敦的人口和经济正在增长。 随着更多的人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对土地资源的压力可能会增加。 我希望能够通过伦敦计划和交通战略，尽可能地承接这种增长。 我的目标是保护整个城市的就业用地，尤其是在中心区域。 我希望加强公交站点周边的住房供应，以及交通便利的城镇中心建设，让更多的人能够生活在方便的地方。我将更加重视用途多元化的发展计划。伦敦至关重要的特点是，它仍然是生活和工作的首选区域。 我将尽我所能，确保人们能够在全市范围内获得体面的、负担得起的住房，就业、文化和社会基础设施、交通等，应与需求增长保持同步。重视环保，以应对前所未有的增长压力。

2、Housing住房

住房问题是伦敦面临的最大压力。近几十年来，住房供给不足，很多伦敦人买不起甚至租不起体面的住所，无家可归和居住的艰难又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如何应对这件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距离的冲刺。只有与当地政府和开发商合作才能应对。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计划在伦敦交通（TfL, Transport for London）和其他公共部门的土地上建设更多的住房，以帮助发展行业做更多的工作（重要的是提供各种经济适用住房类型）——廉租房，伦敦公租房和共有产权房，努力实现50％的首都新房是民众负担得起的住所。

3、Economy经济

尽管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但我确信，伦敦仍然会是全球商业中心之一。 我的目标是在各方面保持和提高伦敦的全球竞争力——提供世界一流的交通基础设施，争取优先获得人才的移民体系，保护我们的环境和世界级的文化，使世界各地的人和企业继续选择伦敦。 同时，我的目标是尽一切可能为来自不同背景和年龄的所有伦敦人增加机会，确保每个人都从首都的经济成功中受益。 我还将推动整个伦敦的经济活动，从早到晚的活动，并考虑在首都经营的小企业的特殊需求。

4、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public space环境，交通和公共空间

随着城市发展，人群越发密集，工作和活动变得多种多样，以及气候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变得更加明显，环境保护，包括绿化带，对于我们公民的健康和福祉，以及我们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商业竞争力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希望空气质量尽快回落到安全的水平，到2050年，我希望伦敦成为零碳排放城市，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来实现这一目标。 另外，为了让这个城市变得绿色，健康，更有吸引力，我会努力减少汽车交通，鼓励在“健康街道”上骑自行车和步行。 我将尽一切力量保护城市的传统和文化，促进公共空间的设计优化，以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

5、A city for all Londoners伦敦人共同的城市

为创建和谐的伦敦，这座城市的生活应是多样化、高融合度的。社会融合是一个广泛但至关重要的概念，其核心是解决不平等问题，消除不公和歧视，促进全社会对城市生活的全面参与。这意味着要考虑来自不同肤色、残障人士或LGBT人群、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和青少年，是否在一些事情上受到政策不对称的影响，并确保在每个政策领域，都不遗漏这些人群的诉求，使使伦敦成为一个更加平等的城市。社会融合依赖于有保障的交通系统，改善健康和减少医疗不平等的措施，确保城市的灿烂文化继续繁荣和团结。犯罪和公共安全问题，显然是一个强大的，有凝聚力的伦敦必须面对的中心议题。 所以我将重新定义大都会警察的权限，以更密切的社区治安;保护年轻人免受暴力，尤其是刀具等武器犯罪的危害；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打击种族仇恨犯罪、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完善刑事司法制度，真正为所有伦敦人服务。

来源：Mayor of London. A city for all Londoners,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R].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City Hall, 2016-10.

（供稿：高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