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城市创新政策研究

（Creative Cities, Creative Space, Creative Policy）

这是一项关于创意产业政策与策略的国际调研成果。该成果基于一项调研——公共部门对创意城市的措施和规划、及规划的缘由。文中还涉及调研和随后的文献综述的内容，以及对来自欧洲，北美，非洲和东南亚的高级政策制定者和中介机构进行的访谈。作者认为，所谓的新产业集群在本地文化及创意季度及次区域创意中心上的范围和规模，是政策干预和公共-私营部门投资的结果。随着文化产业语义和符号的扩展，以及前工业地区的衰败，以现有的知识和经验经济来看，创意产业的三大要素是经济、政府、空间要素。政策的集中和模仿是很明显的，表现为对数字媒体和科学城的创意空间和产业集群的推进，这是由新经济增长中的元分析（Met分析）导致的，也因随着城市利用创意季度、创意知识来当灵丹妙药去重建前工业区和剩余工业区，这些政策被证实可以实现更广泛的城市扩展和复兴计划。

在第一部分简介里面，作者说明这篇文章论述的中心是围绕着创意城市的基础新经济发展的现象和公共政策的理由与基准展开的。在对这些跨国的政策分析和方法论的挑战激增下，所采取的有限行动的本质比较中，可以发现，政策的实现总发生在这样的特殊地点——城市复兴与新经济相遇。对文化创意知识经济的定义的量化和扩展的讨论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基于政策、文献和案例调研的详细评论，是一个国际比较性的研究，历时三年，覆盖了世界上的大部分的国家，特别是主流国家，作者的思路是分别去审视这些城市，然后了解什么是创意产业，什么是创意，他们的制订创意政策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依据是什么。

在第二部分，作者更加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旧瓶装新酒”。作者认为：新经济的形成，新的“后福特主义”经济，新的增长理论和后工业时代的城市景观等等这些新词汇都在显示与过去在用人、产品和空间实践上的割裂，城市政策对捕获、保留、品牌化创意空间有所回应。然而很多应用在创意经济上的公共政策并没有创意和特殊性，它们在过去的实践，工业经济时代的模型，传统的投资中都有所包含。为了支持这些政策和投资计划所定义的创意部门，采取了企业支持，财产倡议和地区倡议等等措施，这些在一般的城市计划中其实也很常见。并以电影业为例展开了论述，因此作者认为这些一般的政策和所谓的创意空间，并没有体现出可持续性和再生性。作者分析认为大部分的创意产业和城市都依靠新经济和新的科技应用。

作者书中的第三章是全文的一个主体，主要是基于创意产业政策国际调研的概述提出自己的观点。在第三章中作者列举了他的调研的来源——作者所搜集的从2005年7月到2007年8月期间，来城市的政府、文化、环境部门的政策文件、策略、出版物和报道等；对经济、文化、信息、媒体部门的代表的采访，有地区级的也有全球的组织，如EU、UNESCO等等；对一些如纽约、伦敦、柏林等主流国家主流城市的创意政策的考察；还有来自全球视野的大型会议和学术报告、研究中心的资料，有最初的文件、规划和后续的评论，影响研究等等；基于网络数据来分析政策基本核心——规模、范围、领导力等等。调研的总的结果是在235个案例综述中有超过80个地区出台过明确的有关创意城市、创意产业的政策或规划。研究还发现了一些政策是通用的，没有地域性的，而有些政策则不然；有些国家的创意产业人群增加了，而有些减少了。于是作者开始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大量的数据、图表展开调研结果的展示和分析，主要针对创意城市、创意产业政策的现象和基本原理，以及已经出现的政策经济趋势。

第一，作者讲了地缘政治的创意经济特征，认为当空间发展与文化发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城市的发展将会出现新的面貌，很多西部的美国城市也都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将创意经济发展在有城市文化遗产的地区，而不是致力于创造创意阶层。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就是他们非常重视环境的软实力，在传统的文化环境里，最容易让文化产业产生创意内容。

第二，作者描述的是新经济集群的规模。除了规模之外，发展阶段也是衡量创意产业的强度和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阶段可分为——胚胎期、建立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大多数创意产业都处在胚胎期，只有设计行业不是，它已经和地区的再生、城市遗产、文化旅游、观光收入等相互关联。而大多数的创意产业还是被动的，要依赖政府或其他大公司的帮助的，在范围上相对较小，在阶段上处于萌芽期。

第三，作者讲的是创意的核心。作者认为可持续的创意产业的核心是——从艺术到文化到创意到知识的发展。乐观的是，创意产业所带来的消费者的扩展。创意人才所需要公共部门关注的不仅仅是旅游经济和相应的服务去促进旅游活动的增长，而是关注城市和地区的竞争力，这个地方需要成为一个既包括文化产品广场，又是一个能够居住和工作的“活着“的地方。

第四，作者论述的重点是城市增长。作者指出一个重要的在城市经济增长方面的转变——创意部门和知识部门，开始被看做是国家的主流产业部门了。

第五，作者讲的是政策的基本原理。作者认为，基于他的调研，最主要的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是经济发展和就业、新老职业培训包括天赋的再生和支持、社会性和遗产特征的保持等等。而在创意城市和当地集群之间存在着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对创意工作者而言有不平等，对创意产业集聚地的本地者也有不平等。

第六，作者关注的是创意部门。在这部分的数据是对政策和策略的回顾，这些案例各有各的特征和各自的不同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过共同反映了文化系统的部门优先特征。

第七点，作者将政策的干预类型分为了六类。优先次序和频率、财产、交易支持服务、赠款和贷款、税收计划、软的和硬的基础设施。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总结了以下结论。创意产业本身包含了设计产品、经验和服务，注重双重的工作居住环境和交流的网络。作者以“You-Tube”为例来预言媒体和电子交流产业的未来经济潜力。在全球范围内，政策都旨在为创意产品和文化消费提供空间，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认识转变导致产品空间和消费空间也应有所转变。为了重造和加速新经济，政府和投资者都应该去学习知识型社会理应提供的政策模型，以减少风险，判断资源的分配，保证经济的优势和回报。

基于全文的案例和调研结果，政策的模型起码应该能够说明新经济是怎样转化在城市创意空间和知识型城市中的，还包括它们距离真正的新和经济距离有多远。从创意产业和城市政策的比较视角，以及文化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比较视角，政策能够回应的新想法还很少。在这次调查中最明显的是,在区域间的经济政策和基于集群的方法之间的混乱，以及部门的干预措施和针对区域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再生的城市政策之间的混乱。这个很本质的弱点就成了创意产业和相关的创意城市增长预测非常脆弱的原因，也就导致了创意阶层、创新、集聚进程和收益的概念模糊。“数字城市”的乌托邦设想也略显缺乏可供选择的策略和可持续增长的观念。目前，城市政策的更多趋势集中在对空间创造的支持，如果现在关于城市内部的再生节奏都是与关于创意和文化经济本身产生共鸣，在它的新旧形式和功能之下，同时也应为了城市或更广阔的区域里的可达性、连接性和文化发展的特殊和集成性，基于历史上的城市自身的特殊发展特质、且按照更广阔的城市经济而不是地区的产业集聚的基础上来思考创意部门。

来源：EVANS G. Creative cities, creative space, creative policy[J]. Urban Studies, 2009, 46(5, 6): 1003-1040.

创意城市：概念问题和政策议题

（Creative Cities: Conceptual Issues and Policy Questions）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创意城市、创意阶层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重视，鉴于有很多城市正在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这篇文献有助于了解国外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以期能对我国现有的创意城市的建设，创意产业的发展，创意阶层的提升有所提示。研究共分了6个部分——导言，背景介绍，创意城市的内部经济主因，创意城市产生的条件和对其未来的展望，外部全球化过程与创意城市的关系，评论性结语。

导言部分概括了作者的三个主要目标：①描述城市经济的主要热点，在所谓新经济的背景下，展示正在崛起的、历史上创意城市的特定形式；②找到评价决策者在增强城市创意和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想完成的目标的基础；③揭示在全球化背景中，在一个经济竞争和合作的世界体系内创意城市日益增加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的内容是从两个方面介绍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下的城市秩序。作者的第一个观点关注城市的二重性，认为城市是互补的，也是相互竞争激烈的。正是在这种双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城市(如和企业不同)相互竞争。第二个观点强调新经济与城市化形式。即创意城市的城市化形式是由新经济的高端部分主导，文化设施丰富，城市外观会呈现高挑街景、昂贵购物设施、良好的居住社区等特征。这些特征会成为日益重要的地方化竞争优势资源。

第三部分作者论述的重点是创意城市的经济主因。认为当今的首要任务是辨别决策者必须在创建任何一个创意城市时都要考虑的经济主因，因此在第三部分，作者在考虑当今城市化的进程下，分别详细描述了生产者网络、地方劳动力市场和创意场这三个观点。

第四部分首先强调了集聚对创意城市产生的必要非充分性。并论述了提出这种观点的原因——第一，各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成本，为企业集团围绕其引力中心在地方集聚提供了动力——在交易规模小而信息内容丰富，想成功需要面对面协调的地方，企业扎堆成群的动力最大；第二，专业化生产商和辅助性生产商组成的网络，和与其相关的劳动力市场，趋向于产生丰富的正外部性“流”。但是集聚也会因为地区的密集开发，出现负外部性，根据城市化发达地区的经验，政策制定者不断将外部性纳入某种控制而释放城市的开发和增长。第三作者以大型城市地区如洛杉矶中心商务区为例，强调了在大型城市地区，可能存在若干这类地区，每一个都有其专业化产品种类，而且与具有特色的地方劳动力市场有关联。

作者在第四部分还对创意城市的未来进行了展望。他以鲁尔区为例，发现在生产系统与城市文化环境之间的平衡中，拥有强烈的历史和文化关联的城市明显具有优势。

第五部分中，作者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全球化世界中的创意城市，也就是在上文讨论了城市空间内部的结构和功能之后，开始讨论城市间关系的关键问题，转向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创意城市。当今世界，具有强烈影响的创意部门的城市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家边界。城市财富与全球化过程的联系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给出了思考——城市群，互补而相互竞争的区域经济；不同城市特别是创意城市之间存在的经济竞争形式正日益趋向所谓的垄断/ 不完全竞争；全世界的创意城市可以互补地形成创意伙伴关系，构成共同的国际网络；主要创意城市的生产商通常是由相对标准化的工作可以轻易地脱离需要较多技能和创意的业务（这通常仍然集中在主要综合体），并分配到低成本区位。作者的忧虑是，他认为创意城市充满基于也充满挑战，决策者需要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作者以好莱坞的电影产业为例，一方面，在加州和好莱坞，一系列的控制电影因为生产的转移而导致就业减少的政策正在准备之中，另一方面加拿大蒙特利尔、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城市的决策者通过建立新工作室、减税和现场培训计划等方法与好莱坞竞争的时候。作者认为需要反思前者的主动性的成果和代价是什么，后者的努力又是否真的能在这些原来的卫星中心促进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展，促进有效的积聚。所有的政策的赌注都很高，但作者认为以目前的知识，他很难明确提出可行的政策框架，甚至很难评判正在实行的政策的可能结果。

在最后的结论部分，研究评价在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上似乎还没有把经济、文化和地方纳入具有合理性和实用性的协调中过。作者引用了1967年Debord的“奇观城市”观点，但并不完全认同。作者一再强调，当今大城市可能容纳前所未有的创造能力，但归根到底，创造力必须是在特定的城市背景下，通过编织一个生产、工作和社会生活的综合网络来有机发展。

来源：SCOTT A J. Creative cities: conceptual issues and policy questions[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6, 28: 1-17.

(供稿：单瑞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