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公共行政
（Post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arles J. Fox, Hugh T. Miller 著，楚艳红、曹沁颖、吴巧林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11.
当今，影响与控制社会的因素主要来自于政府行政体系和市场体系。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政府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体系在创造和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民主的、负责的、有能力的、高效的、透明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无论是对经济的发展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虽自诞生以来已有100多年历史，但在中国仍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
伍德罗.威尔逊的《行政研究》（1887）作为现代美国公共行政的发端，与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共同奠定了世界公共行政思想的主流，这一主流思想影响了西方二战后10多年时间。进入1960年代后，对一些重大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的质疑，以及社会思潮与民主运动的高涨导致了美国的先发危机，激发了学界对公共行政的反思，并提出一系列替代传统模式的新理论，如宪政主义、社群主义等。理论界如此，实践也一样，各种行政改革风起云涌，如绩效评估、公务员制度改革等。尽管如此，美国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还是频发，公共行政理论在现实面前显得无力。19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思潮充斥各个领域，也令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假设受到质疑。Charles和Mille的这本《后现代公共行政》试图这样一种理论和现实危机寻求出路。
全书分2篇共6个章节，第1篇主要对现有的公共行政理论进行整理和批判，分析其在后现代条件下的困境。第2篇中，作者通过介绍现象学的情景与意向性观点、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现代物理学的能量场概念，提出“话语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后现代语境中，对后现代条件下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的有效性进行了论证。
话语理论中公共能量场是个核心概念，来源于现代物理学的场理论和现象学方法。Charles和Mille认为，场是作用于情境的力的复合，场的结构并不遵循固定的公式，取决于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能量意味着“场”中需有足够的目标和意图使大众被吸引，并由此发生改变。而在这个“场”中，各种利益诉求代表着各自的意向与目的，合力形成一个公共的能量场。在这个公共场中，社会话语——公共政策在此修订和制定，这一过程是各种话语进行对抗性交流和斗争的过程。在Charles和Mille的话语理论中，交流与对抗是两个关键词。交流来自于哈贝马斯；对抗则来自于汉娜.阿伦特的对抗性和紧张性关系的观点。以Charles和Mille看来，在公告能量场中，对话或话语都必须是规则下的，这形成了话语正当性的前提。每个人都有决定参与对话的权利，并且话语资格可自由获得。但涉及社会行为时，规范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不遵守规范，则没有话语资格。Charles和Miller还对公共能量场中的话语形式进行了分类：少数人的对话——官僚制的独白性话语、多数人的对话——后现代无政府主义的表现主义话语，以及部分人的对话——真正的民主的公共的真实话语。类似于公共行政的连续统，真实的话语是民主化行政理论理想的状态。理论上，话语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一个所有人都参与的民主前景；实践上，话语理论强调了自主参与的重要性，即主观的积极参与及合理的利用话语权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在公共政策变得日益复杂让人难以看懂的现实状况下，Charles和Miller的这本话语指向读来很令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