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封闭社区中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成果的测量

犯罪是重要的社会现象，已有研究显示物理环境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通过物理环境设计（例如对建筑物布局，房屋类型与环境监视元素的控制）能够降低犯罪概率（Nasar与Fisher，1993），而糟糕的物理环境设计则可能犯罪现象的产生（Anastasia 与 John，2007）。在物理环境对犯罪行为影响方面，研究者提出了四个主要理论，也即自然监视理论（Jacobs，1961），可防卫空间理论（Newman，1972），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理论（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简称CPTED）（Jeffery，1974），情境犯罪预防理论（Ronald V. Clarke，1980年代）。每种理论均有其独特的组成要素，但本文关注是CPTED理论。

在马来西亚，犯罪率在过去的32年中逐年增加，犯罪行为出现了新的特征，即：针对财产的犯罪比暴力犯罪上更加明显，在不同形态的财产犯罪当中，夜间入室盗窃所占的比例最大，犯罪地点主要是居住区。在预防犯罪的方法上，邻里关系无疑是确保犯罪率降低的关键。社区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对社区集体效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也能够减少诸如入室盗窃、车辆盗窃与居住区的抢劫事件一类犯罪的发生。对于诸如社区守望与社区会议等行为的更高的参与度无疑会使得居民对于其周边社区环境的评价更为满意。

CPTED的概念与做法已经被确立为在马来西亚采用的犯罪预防方面的措施之一。这是由于CPTED强调社会关系作为最为重要的使犯罪预防能够成功的要素。成功的CPTED是基于以下五个要素组成的：①领域感，②监控，③通道控制，④维护与目标强化，⑤支持活动。领域感可以定义为加强在空间中的合法使用者的主人翁意识，从而通过阻止非法用户而减少犯罪的一个概念。监控是指通过基于物理环境的设计，使得非正式或自然监控的可能性变大，从而使得监控成为监护能力的一部分。如果侵犯者认为他们能够被看到，他们就不太可能会进行侵害，因为受到预先防御、被逮捕和起诉的风险都会大为增加。通道控制是通过阻碍潜在目标的通路并同时提高罪犯的风险感知，从而减少犯罪的一个概念。维护与目标强化是通过推广正面形象和维护建成环境，确保物理环境能够继续有效地运作并且对住户传递一种正面信号。通过增加目标强化相关的元素是指增加犯罪者犯罪必须付出的代价。最后的一个元素，即支持活动，可以定义为通过设计与标语的使用，鼓励在公共活动场所出现预期的活动模式。

然而，对于CPTED组件的具体构成要素研究还是非常有限的。对于社区居民来说，每种组件如何被认知，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含义为何，程度如何测量，我们仍不清楚。本研究在马来西亚槟城的武吉占姆的Burmah路的居住区中随机选择了50位受访人员，采用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调查在一周时间周期内完成，每个受试人要求在15-20min之内填写完成。为了防止任何可能的迷惑或误解。本次试点调查涉及到的女性受试者（56%）要多于男性受试者（44%），其中大部分受试者都在20-50岁之间（74%）。受试者由在马来西亚的三个主要的人种所构成，即马来人（48%），中国人（36%）与印度人（12%）。几乎所有的受试人（92%）都未曾作为犯罪的受害者。但是在受试人中，听说过在该区域内曾经发生过犯罪事件的比例相对较高（66%）。在本次研究中的绝大一部分犯罪的类型都是入室盗窃，高达96.2%，其涉及到现金、珠宝、电子产品与家具的偷窃。

研究对于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对犯罪的恐惧感（FOC）与社群意识（SOC）的每个元素都通过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 α)进行了验证。对于单个元素而言，如果α值不小于0.6则认为数据可靠。分析结果表明，在领域感维度下的五个要素均能用于衡量测量的维度，其α值为0.72。对于监控维度而言，其涉及的三个要素亦可用于进行分析，其α值为0.78。对于维护与目标强化维度而言，在所选取的7个要素中，有三项不符合而略去，因为其关系系数为0.3以下。这三个要素为：“出于安全原因，我在家中安装了闭路电视系统”，“当我房子外墙的油漆脱落时，我会立即重新粉刷”，“在我的房子的门窗出现损坏的时候，我会立即修复它们”。在这三项内容被剔除之后，经过重新分析，新的α值为0.66，这说明剩余的四个方面能够用于分析维护与目标强化维度。对于支持活动的维度而言，对其所有四项内容的分析结果显示其α值为0.59。在此维度下，有两个项目不得不被移除以达到一个0.63的α值。去除掉的两个项目为：“社区活动，诸如有氧运动与儿童之间进行的比赛在本社区中每周都会频繁举行”，“我经常会参与在这个居住社区中组织的社区活动”。这说明只有两项要素可以被用于衡量支持活动维度。

在评价居民区中的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方法（CPTED）的元素时，经常采用观察的方法进行评价。然而，仅基于观察的评价是不充分的。这是由于CPTED的基本理念是与社会息息相关的。本次试点研究在位于马来西亚槟城内的武吉占姆的Burmah路上的封闭社区中进行。结果显示，对于CPTED所聚焦的所有维度而言，其可靠性和有效性的信度系数α均在0.6或以上，意味其较为可靠。

来源： SAKIP S R M, ABDULLAH A. Measuring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in a gated residential area: a pilot survey[J].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 (42):340-349.

（供稿：吕诗阳）

建成环境对空间桥接联系与社会资本的塑造

新城市主义的目标之一是提倡还原更为传统的规划方式，让社区的密度更高，更适合步行，更加多样化并且可持续，并且能给社区居民带来更多的社区归属感。新城市规划师提倡让房屋更接近街道并且通过建筑前廊来鼓励行人与住在走廊内的居民之间的互动；通过将纵列式停车、行道树种植、公休车库和质量体系纳入社区设计，以创造一个更安全、更舒适、能促进步行的人行体验；通过增加混合功能的用地来提供更多的社区步行目标；以及通过增加混合类型的住房来创造在人口统计方面更多样化的社区邻里，比如年龄结构以及社会经济地位。

许多新城市主义规划师关心的重点在于促进社会资本或者社区归属感。我们认为促进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在于研究者们所谓的“桥接联系”——联系不同社会身份或地理属性的个体的纽带的发展。与桥接联系相反的概念则被称为“粘合关系”，即连接具有社会身份或地理属性相似的个体并且会增强同质性的关系。研究表明，粘合关系和桥接联系对社会资本而言都很重要，因为粘合关系会在组团级别创造凝聚力和信任感，而桥接联系则能在社区级别形成凝聚力和信任感。我们认为，“空间桥接联系”（定义为连接两个在空间上截然不同的地区的关系）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桥接联系，可能对创造社区的社会资本而言同样重要。本课题将探讨空间桥接联系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联系，以及空间桥接联系与可能会形成联系的建成环境的具体设计特点之间的关系。

本次研究中的NUS社区Civano位于Arizona州Tucson市，建于2000年。这个社区是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建造的，并且使用了绿色建筑技术，有分组邮箱、本地小学、附带游泳池和网球场的大型娱乐场所、步行道、公园以及业委会。研究期间（2010年）Civano社区有大约600户住户，平均每户房价为264000美元。Civano社区有许多相互交错连通的街道、一处社区花园以及混合的住房类型，楼房面朝步行道而非街道，中心地段设有复合功能的设施，大多数住宅都有后置车库。Civano也在住宅前设有纵列式停车位并且为了行人安全还设有缓冲区。此外，Civano也允许居民在自家开设商业，同时在社区商业地段给居民提供办公场所。Civano密度将近每平方英里（2.59km2）1039户。调查分别对以下五个变量进行测量。

1、背景变量：社会资本调查包括回答者的个人背景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种族、教育程度、工作状态、工作时间、政治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宗教、18岁以下儿童和收入情况，并且另外设置了三个关于社区邻里关系的问题。调查中的社区指的是Civano社区，相关背景变量的数据会用于回归模型分析。

2、网络变量：网络问卷主要是让受访者在地图上标注与自己关系最为要好的三个朋友的位置情况，同时受访者也需要回答是否知道这三个好朋友的住所位置。收集到数据之后，我们通过地图计算出受访者与三个亲密朋友之间的平均距离（英尺），距离按在步行道、街道或小路上的最短步行距离计算。

3、建成环境变量：还有一组关于受访者对建成环境的各类功能的使用情况的问题，包括他们是否使用下列设施或者在下列场所与其他人发生交往：门廊、公园、娱乐设施（网球场，游泳池）、本地学校、邻里步道、人行道以及分组邮箱。此外，受访者还被问及是否在下列八类社区商业中会与其他人发生交往：芭蕾工作室、早餐店、自行车店、咖啡厅、健身中心、苗圃、酒店和瑜伽室。这些变量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在社区中发生邻里交往的场所以及不同形式的场所与发生的交往之间的关系，关于邻里商业的问题评估能用于检验社区的功能混合设计的有效性。

4、社会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分为三个层次，社交、信任度和社区评价。包括两类社交变量：非计划的和有计划的交往；包括四类社会联系变量：知道名字的邻居数量、熟人数量、中间等级朋友的数量，以及亲密朋友的数量；以及四类测量高水平成果的变量：邻里信任度、是否愿意留在社区、对社区的评价以及过去两年内是否与其他人一起工作过（互惠措施）。

5、空间桥接变量：在本次研究中，空间桥接联系的变量即“平均联系距离”，是取到亲密朋友住址的最短步行距离的平均值。长距离的人际关系可以看作是空间桥接联系，而短距离的关系则被视为空间粘合联系。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①空间桥接联系与社会资本在个体层面分析来看是存在积极关系的，虽然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是有明显且复杂的关联的，但本次结果不足以概括地说明空间桥接联系与社会资本在社区层面也存在联系。②1/3的邻域设计特征都与平均联系距离有关系。门廊的使用与平均联系距离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使用门廊的受访者比不使用门廊的受访者会有更多的空间粘合联系。相反的是，社区商业的使用与平均联系距离存在积极关系。此外业委会这个管理变量与平均联系距离也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③建成环境的某些功能（如社区商业）会促进社区内的空间桥接联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此外，某些管理机构（如业委会）也有可能促进社区内的空间桥接联系。我们猜测，社区商业以及业委会会议为社交提供了更多的交往机会，因而最终导致了空间桥接联系的形成。相反，其他有的建成环境（如门廊）则会促进社区内的空间粘合联系的形成（这也很重要）。

这项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发现邻域设计使用特征与空间桥接联系之间存在积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使用过当地商业（如瑜伽室、健身中心、咖啡厅等）的受访者比没有使用过的会有更多的空间桥接联系，这表明受访者可能会与社区内不同地理群体产生交往关系。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它确定了具体的规划技术——如综合体设计——可能会通过帮助居民克服近似性社会连接的倾向从而培育社区的社会资本。同样，结果表明，出席业委会会议的受访者要有更多的空间桥接联系，说明业委会也有助于空间桥接联系的发展。这类会议有助于居民形成丰富的交往关系，跟使用社区商业的情况类似，各个地方包括小区角落的社区居民被业委会会议聚集在一起，也因此得到了克服同质效应的机会。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也发现出席业委会会议的居民可能会与典型的居民不同，容易导致潜在的自我选择问题。使用门廊的受访者的平均联系距离会更短，说明他们有更多的空间粘合联系。这一发现能支持以往关于门廊使用情况与邻近行为关系的研究，并且本次研究所发现的门廊可能会促进一条特殊的联系带：空间粘合带的结论也能添加进去。因此门廊很可能有助于促进组团层次的信任感和社会凝聚力，门廊与空间粘合联系的联系也存在一种解释，就是说门廊给地理上临近的个体之间提供了视野交换并刺激个人之间社交互动的机会。

最终，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那些企图将零售和商业服务设施分隔到社区外的标准郊区社区最后可能会弊大于利，这种粗暴的隔离式设计手段不仅会增加开车路程，减少步行，而且也可能减少距离较远的邻里间的交往可能性并因而改变社区内的基本社交网络结构。对新城市主义规划师而言，混合功能的设计手法对促进社区内部步行环境和空间桥接联系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这项研究的结果被证明是正确的话，那些希望增加社区的社会资本的策划者应该会很愿意在设计中纳入一些复合功能的设施——如咖啡厅，瑜伽室和餐馆。

来源：CABRERA J F, NAJARIAN J C. How the built environment shapes spatial bridging ties and social capital[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13. DOI: 10.1177/0013916513500275.

（供稿：袁志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