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家庭的迁移抉择

过去20年，关于低收入家庭的许多公共政策都指向社区环境的提升。普遍认为，低收入社区更容易遭受环境污染和犯罪侵害，不良的社区环境可能限制低收入家庭的生存机会，特别是贫困社区有限的经济机会和低质量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是贫困加剧的主要原因。在一系列的研究证明社区环境对个人收入的重要性之后，政策制定者要么把受资助的家庭从高度贫困社区中分散出来，将它们安置在有更多经济机会的社区中；要么对受资助的家庭进行再发展，将他们置入混合收入的社区中。为了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相关政策也更多的关注社区环境，以及让这些家庭充分利用社区来摆脱约束，从而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住房公共政策由住房补助转向混合社区，或者将受资助的家庭在地域上分散开来，这种转变基于如下的假设：绝大部分低收入家庭的迁移是为了从中受益，选房结果是深思熟虑的、是在诸多选项的比较中做出的理性决定。然而，另一些研究却认为，低收入家庭“总是选择搬到机会更多的社区”的假设是不现实或过分简化的。从社会网络、社区身份以及区位条件等角度来看，低收入家庭的迁移偏好并不完全一致。

为此，作者选取了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47个低收入且工作经历各不相同的家庭作为样本进行研究，收集他们长期以来的住房经历，通过分析这些参与家庭的特征，运用life-history calendar（生活-历史日历）的方法，分析社区环境在家庭迁移中所起的作用。

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作者获得几个重要发现：第一，低收入家庭居住流动现象十分普遍；第二，对低收入家庭而言，人际关系很重要，社会网络成为满足家庭基本需求的重要途径；第三，迁移的决定往往是被迫的。被迫迁移要求低收入家庭在短时间内做出选房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加依赖家庭和朋友等社会网络；第四，无论从主观印象还是客观指标来看，不是“社区环境”和“社区混合程度”，而是“住房资助和可供选择的房源”才是低收入家庭首要关心的内容；第五，关于住房的可选性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受收入和就业限制，他们没有太多选择的可能）。总之，在低收入家庭对他们自住房进行评估并做出迁移抉择时，社区环境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由于经常被迫迁移，低收入家庭对非正式的住房十分依赖，非正式住房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显示了社会网络的价值。调查显示，大部分低收入家庭在他们居住史中都曾受到过亲朋好友的帮助。不论是父母、伙伴、朋友还是熟人，都可以为一个被迫动迁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临时住所，许多人把这些非正式的住房看作是一种居住保障的渠道。研究显示，虽然低收入家庭高度依赖非正式居住模式，但他们实际上也渴望搬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稳定住所。在非正式居住中，低收入家庭搬家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他们想搬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二是人际关系的变动或瓦解。

在正式住房方面，从居住时间来看，被调查家庭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稳定性。正式住房的不稳定性是与无法支付合同租金、渴望提升住房或居住环境有关。研究表明，由于收入较低，低收入家庭难以长期承受稳定住所房租，为了提升住房和居住环境质量，这些家庭通过迁移在支付能力和住房条件之间做了的交易。

在该研究中，大部分家庭的居住不稳定水平都很高。大约一半的家庭迁移是被迫的而非自由决定的。被迫迁移会导致搜索住房时间的缩短，而不像传统的迁移方式在不同的选项中反复比较并加以权衡。这些低收入家庭所面临的约束以及对信息来源和人际关系的依赖，意味着当前住房政策所关心的社区环境与实际住房选择过程是不相干的。在这个研究中，社区对参与者来说是否重要取决于社区是否能够满足这些家庭的基本需求。也就是说，交通可达性、日常商业设施的消费水平和可达性、以及朋友和家庭的亲密性是低收入家庭最为看重的方面。

该研究中从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经历所得到的发现，为当前政策制定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据。研究显示，没有证据表明社区环境是居民迁移选择中的核心需求。在评估住房质量的时候，社区环境也很少被认为是迁移的主要原因，在个人对迁移的好坏作出评估的时候，也与社区环境的提升没有明显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可以忽视低收入社区的环境和住房问题，虽然迁移的选择与社区环境没有直接关系，但低收入家庭在安全宜居的社区环境中仍可大受裨益。关于低收入家庭住房模式的解读，引出了社区环境是否应该成为住房政策背后的驱动力的问题。那些相信社区环境的改变就足以改变低收入家庭命运的政策，忽视了非正式社会网络在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中的重要性，后者才是低收入家庭建立并维护基本生活品质的保障。

同时，研究暗示，为了改善社区环境而将富裕家庭引入混合社区的做法，实际上对大部分低收入家庭毫无益处。相反，这一政策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可承受的住房数量，也影响了国家公共住房再发展的成效。贫困分散和混合收入社区的政策在部分地区还导致了二级市场效应（低收入住房租金上涨），二次乡绅化使得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更加恶化。总之，该项实证研究对低收入家庭的迁移经历提出了一系列更为接近他们真实需求的内容，而非仅仅是社区环境的改善。

来源：SKOBBA K, GOETZ E G. Mobility decisions of  very low-income households[J]. Cityscape: Mixed Messages on Mixed Incomes,2013, 15(2): 155-171.

（供稿：田博文）

生态城（eco-town）经验能否帮助规划师做出更有成效的决策

自1990年代以来，生态城在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国家就成为了改善城市政策和实践经验的实验田。生态城是否在教育、实验、社会影响等层面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形成正面影响，是一直被广泛讨论的话题。然而，由于它们相对短暂的发展历史和实施项目的长期进程，目前几乎还没有对它们的组织方式、进行过程以及环境和社会影响的深入研究。本文是对欧洲生态城理论和实践进行的一次文献评论。文章的第一部分回顾了可持续城市（社区）发展的相关概念，第二部分详细叙述了1990年代以来生态城（eco-town）在欧洲西北部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启示，详细讨论了这些经验将如何影响未来生态城的发展和政策的制定。

在文献部分，文章对1983-2013年间出版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对可持续发展的起源进行了回顾，之后从目标、组织方式、过程和结果几个角度，对欧洲西北部国家（主要是瑞典、德国和荷兰）的生态城的相关文章进行比较评价。文章中的“生态城”，指的30年间那些冠以生态理念的土地开发项目（今天被整合到城市混合功能中），它们既与现有的基础设施相联系，又希望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这一理念包括了诸如“低碳发展”、“智慧城市”和“生态城市”等相近的概念。根据大小、规模、地理位置不同，作者选择了14个生态城案例，从程序、概念和文脉三个层面对这些案例做出了分析。研究发现，生态城产生和发展的文脉和管理模式深刻地影响着它们的成败，文章对此进行的总结。

1、发展生态城的动因

1990年代，欧洲西北部的国家发展生态城的原因包括了促进社会公平、城市转型等。其中有的经过长期的缜密规划，有的借由奥运会、世博会等时机发展。和利用短暂出现的社会机遇相比较，进行过更成熟考虑的生态城成功的可能性更高。

2、愿景与组织方式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的欧洲，生态城主要用以解决社会性住房的短缺问题，但近年来的案例展现出更加整体的考虑。例如，瑞典斯德哥尔摩的Hammarby Sjostad 是作为对一片曾作为工业使用的场地进行去污染化的一部分进行开发的；荷兰的Stad van de Zon建造于一片空地，旨在营造一个碳中立（CO2 neutral）的社区。更加整体的考虑和组织方式对生态城的发展很有益处。

3、环境管理目标

研究发现，从设计阶段便确立的环境目标有利于提高生态城目标的实现程度。在规划过程中越早确定一个健全的、合理的环境计划，就越有利于提高项目的完成程度。但这个过程中，政府组织和相关机构的承诺与投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4、资金筹集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欧洲被普遍接受，通过贷款的资金筹集方式使市场指示、环境目标和经济可行性等也成为了这一复杂过程中的变量；此外，也有另外一种有更多居民参与的方式，即PCP（Public-Community Partnership）模式，在弗莱堡Vauban的应用过程中也取得了成功。

5、设计与开发

从德国弗莱堡Vauban和荷兰Stad van de Zon的经验来看，有三个开发过程中的整合性关键要素：①管理模式（合作方式、参与者起到的作用的类型）；②标准化（制定标准、工具、模型）；③ 可观测性（度量、监督）。总体而言，当参与者包括了未来的潜在居民，而不仅是利益集团时，设计过程可以更好地与整体实施相融合。可以通过竞赛、工作坊和一些咨询会来使各方达成共识。

6、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不仅体现在规划阶段，也体现在项目实施阶段。它包含两个维度：广度和深度。前者保证有足够多的机会，使人们参与决策过程；后者则衡量市民或未来居民参与程度的大小。尽管这种参与可能会推迟决策或产生争议，但却有利于居民最终对项目的接受程度，也对实现生态城的整体目标很有帮助。因为在公众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就会吸引本身对节能、生态这一目标感兴趣的居民，也就使项目建成后的实际生态效应更好。这一点在Vauban的项目评价中得到了印证。

7、管理

在生态城的开发过程中，为了高效地实现设计目标，弗莱堡Vauban成立了服务于各方的Forum Vauban。这样的“触媒机构”（catalytic agencies）通过提供大量的信息交换，为市民参与、利益方参与和筹集资金搭建了良好的平台，被认为是促成项目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

8、过程监督

记录、跟踪和多方面的评价，对生态城项目有着重要的意义。由可靠数据分析得出的生态城的实际表现与预期环境目标可能有相当的距离，这在Hammerby Sjostad一例中可以发现。因此，协调人员应当对从监督过程中获得的数据进行及时并深入的评估，并依据居民的行为表现进一步实施监督和评价。

在以往获得的这些经验中，哪些因素最能影响未来生态城的成功实施呢？①承诺与投入（commitment）：在每一个生态城的实践过程，都牵连着社会的众多力量，应当确保各方力量在整个过程中持续的参与和信息交换。②时机（timing）：生态城是政府向外界展现其发展可持续的承诺的一部分，城市管理部门往往会利用重大的城市事件来促进这些项目的发展，这些事件因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③“触媒机构”（catalytic agents）： 多方参与和公众参与能够帮助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和入住后的社区归属感，促进项目的成功。“触媒机构”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各方讨论的平台。

作为文章的结论，作者认为：对于生态城，目前的挑战是它们的真实代价与带来的好处仍未被政策制定者所完全认识。实现一种更加整体的，基于过程而非基于最终成果的组织方式十分必要。与此同时，充分发掘每一个特定文化环境中的设计特征、通过协调建立多方的共识，建立以设计为主导的思考方式，继而才能为所有的居民营造更加良好的生态环境。

来源：BAYULKEN B, HUISINGH D.  Are lessons from eco-towns helping planners make more effective progress in transforming cities into sustainable urban systems: a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0.1016/j.jclepro.

2014.12.099.

（供稿：柳兰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