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的街道生活理论在首尔的验证——物理环境与街道步行活动的联系

新城市主义起源于对于北美大规模单一的土地使用模式和基于汽车的出行模式的批评和自我反思。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雅各布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影响。雅各布认为，为了确保大城市中的活力，城市发展应当是渐进的、小规模的、由居民自愿的改造，而非由大资本家驱使的大规模重建。高速公路和大规模城市开发项目会导致城市街道步行活动的消失。微观尺度上物质空间的多样性能够鼓励步行活动的产生，而街道或者地区级的步行活动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来源。

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城市或邻里的尺度上的服务水平（LOS）或者行人的速度，而相对来说，针对物质空间与步行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这次的研究分析了在首尔，街道尺度的各项物理环境指标与步行活动(城市活力的指标)的关系。从高密度和混合的土地使用的角度来说，首尔与雅各布观察的纽约有相似的特点。此外，调研中使用了9571条街道的步行活动的数据，通过回归模型来确定不同影响要素的差异。这项研究分析了五个必要要素（街道物理环境、混合使用、小街区、老建筑和聚集度）和两个补充要素（可达性和边界真空控制）：

（1）街道物理环境：分析中包括了以下指标--人行道宽度，街道的车道数，是否有街具（如路灯、消防栓、公共电话亭、垃圾桶、行道树和路标），人行道的类型，附近是否有交叉口，街道坡度。

（2）土地混合使用程度：土地混合使用程度基于建筑物的用途及建筑面积进行计算。首先，住宅-非住宅平衡指数（RNR）用来确定居住与其他功能的混合程度。在这项研究中RNR指数被分为RNRn,即居住与日常生活功能（如杂货店、小诊所）的平衡指数；RNRnd,即居住与非日常生活（如大型购物广场、综合医院）的平衡；RNRo,即居住与办公功能的平衡指数。LUM指数，用来表示两种及以上的功能混合程度。

（3）小街区：对于街区尺度的测量，包括街道交叉口的密度（nd_rinter），十字交叉口的数量（r_4rinter）。对于碰面机会的测量，包括平均建筑面积（mbdarea）, 从调查地点到三个最近的不同功能（办公功能、日常功能、非日常功能）建筑的距离（dm_offbd for business, dm_for daily living, dm_nodaybd for non-daily living），调查地点到最近的交叉口的平均距离。

（4）老建筑：我们通过建筑平均年龄（bdm_year）,建筑年龄的标准差(bds_year)来进行判断。一个较低的建筑平均年龄意味着大量新的建筑，而一个较高的建筑年龄的标准差意味着新老建筑多样化的分布。

（5）聚集度：对于密度的测量，所有建筑总面积以及不同功能的建筑的面积需要被考虑在内。具体而言包括，包括总建筑密度（nd_tot）, 日常生活建筑密度（nd_day）,非日常生活建筑密度（nd_noday）, 办公建筑密度(nd_off)。由于居住建筑的密度与其他所有的建筑密度高度相关，所以它被排除在外。

（6）可达性：基于区域的测量指标包含了火车站的数量（nd_railst）,巴士站的数量（nd_busstop）以及公园面积（nd_park）。基于距离的测量指标包含了调查点到最近设施出入口的距离（dm_railst, dm_busstp, dm_park）, 到市政厅的距离（dm_cityhal）,到江南站的距离（dm_gangnam）。市政厅附近地区是首尔传统的商业中心，而江南站的周边是新的商业中心。由于发现人们居住在CBD附近的住宅区会有更多的步行活动，因而选择了这两个变量。

（7）边界真空（Border vacuums）：边界真空是城市活力的一大障碍。在这项研究中，主要的交通干道（dm_artroad）,河流（dm_rive）, 地面的铁路和高速公路被定义为雅各布的边界设施。这次的分析计算了从调查地点到每一个边界设施的最近距离。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①街道物理环境与城市活力有显著的关系。具体来说，人行道的宽度，车道数量，街具，甚至地形与行人的数量都存在正相关性。②功能的混合使用与行人数量存在正相关性。其中，RNRn(居住与日常生活功能的平衡指数)与行人数数量的正相关性最为显著。而RNRo（居住与办公功能的平衡指数）与行人数量呈负相关。③交叉口密度对于行人活动在工作日和周末有着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工作日的交叉口密度与行人数量负相关，而周末的交叉口密度与行人数量正相关。除此之外，更小的建筑尺度以及与商业建筑更近的距离与行人数量不论在工作日还是在周末都具有正相关性。并且，在周末，距离办公建筑越远，行人数量越大。总体来说，商业功能与行人活动具有正相关性，而办公功能在周末与行人数量有负相关性。④老建筑与行人活动的正相关性仅体现在周末，在工作日并不明显。而建筑年龄的标准差（即新老建筑的混合）与步行活动不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均具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为拒绝大规模的改建提供了依据。⑤建筑的密度与行人活动的强度呈正相关。行人活动与日常生活功能的建筑密度在工作日呈正相关，与非日常生活功能的建筑密度在周末呈正相关。办公建筑与其他功能建筑的密度对于行人活动影响并不显著。⑥公共交通设施（如火车站和巴士站）的可达性与街道上的行人数量有显著关系。与公园的距离与对行人的吸引力呈负相关，研究表明可达性良好的公园减少了街道步行活动。这正是了雅各布一个观点，公园的位置比数量或者大小更为重要。此外，研究表明，越接近CBD地区，步行活动强度越高。⑦步行活动与高速公路和地面铁路有显著的联系。交通干道和河流对于步行活动的影响并不明显，高速公路在工作日和周末对于步行活动的影响显著，而地面铁路的影响仅在周末是显著的。因此，只有高速公路发挥着真空边界的作用，而交通干道、河流和地面铁路与街道步行活动的减少没有显著关系。

这项研究证实了雅各布关于20世纪纽约多样性与活力的城市设计理论同样可以应用到21世纪早期的首尔中。与过去关注城市及邻里尺度不同，这项研究更加关注街道尺度及其周边的物理环境。这项研究已经确认了雅各布的街道生活理论在首尔应用的可操作性，但是，关于城市物理空间特性与街道步行活动关系还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

来源：SUNG H G, GO D H, CHOI C G. Evidence of Jacobs's street life in the great seoul city: identifying the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with walking activity on streets[J]. Cities, 2013, 35: 164-173

（供稿：王子秋）

关于“活力”的评价标准及其对城市空间影响的研究

现代主义的设计师注重空间的生产效率，对城市和建筑中使用者的生理、心理和安全需求考虑不足。比如不少大型的商贸中心，由于设计之初缺乏对公共生活的理解，逐渐衰败，成为活力欠佳的问题街区。如何营造空间多样性，让城市富有生机、更加宜居是城市设计和社区规划的重要工作。1960年代，随着环境心理学(研究人类行为与栖息地关联性)的发展，人与空间环境的关系开始引起社会科学、城市研究甚至媒体大众的关注， “活力”成为其中的关键词。今天，学者们普遍认为，“活力”不仅是描述建筑和城市空间状态的形容词，它也可以成为城市活力的一种测量方法和营造手段。

（1）“活力”的理解

西方发展出很多概念来对应“活力”，包括 vitality、viability、livability 和 liveliness 等等，和“宜居性”的概念密切相关。 在Robert Cowan 所著《城市规划词典》中，活力（vitality）和宜居性（livability）被定义为近义词，指“小型和大尺度城市中心的特征”。其中“城市活力”反映的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拥挤程度，“宜居性”是衡量城市吸引投资、以及改善和适应居民需求不断变化的能力标准（Cowan，2007）。综合而言，“活力”是一种城市中的人们所感受和体验到的生活质量，它与城市长期以来有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城市本质上都是一种实现幸福和活力的手段或媒介。 从这一角度看，提升城市活力最有效的部分就是提升是环境的整体质量。活力可以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定义。 微观上，活力表现在公共空间活动的多样性和适应性。宏观上，这个概念与“宜居”相当，可以成为衡量“城市设计质量”的一项指标。

（2）不同学者对活力空间原则的认识

Koroush Golkar（2007）认为，决定了有活力环境的参数包括行人密度、人口、活动的多样性，以及季节性活动、用户的多样性（比如男性、女性、青少年、儿童、残疾人等）、景观的色彩和形式等。Paumier（2007）在《创造充满活力的城市中心（Creating a Vibrant City Center）》一书中介绍了成功和充满活力的公共场所的因素：①区位——成功的公共空间所在地应该拥有较高的人口密度，应该靠近零售商店，方便吸引步行者；②尺度——成功的公共空间应该足够大，以适应公共娱乐和活动事件；但也不能过大而消除了空间的方向感；③规划——周边有较多零售商店、餐馆和咖啡馆的地段，更有可能创造活力空间；④空间设计——高品质的环境设计更容易吸引城市公共活动，包括适当的街道家具、混合功能、多样性景观以及空间的便利性和适应性等（Soltanzadeh，1991）。城市活力体现为在空间中发生活动和事件的多样性。 因此，我们首先需要评价活动的活力。 Pakzad（2007）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而发生的。Jan Gehl （1971）将活动分为三类：必要活动（强制性）如上学或上班、在公交站点等候、购物；选择性活动（休闲）如去公园以及一般娱乐活动；社交活动如注视他人、交谈以及引起注意——经常有自发性或社会活动的环境也更有活力。Golkar（2007）将“活力”其定义为城市设计质量的组成部分，是任何环境整体质量的关键组成部分。Bahraini（2003） 认为促成活力的几个因素包括活力中心的存在、中心可达性、主要道路的高密度开发、街边活动、连续或非连续的活动、有趣且激动人心的空间。Rob Carrier（1997） 认为，城市空间活力的一个促成因素是附近的建筑物入口，如果开向街道则更好，这样城市空间不会同其重要活动相割裂。此外，应该在城市空间内开发一定的全时性（24/7）功能。 他认为旅游、购物、交谈、工作和社交等活动不能完全分离。 除了考虑整个城市的步行道之外，他还认为尽管城市中各种功能的规模和强弱各异，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城市功能分布的层次结构。这种模式即可构成城市空间的活力。 Jane Jacobs（1961）认为，健康、活泼的城市是有机、自发而顺意的。它们建立的基础包括经济和人类的多样性，建筑，高密度的人口，以及混合利用的土地（Jacobs，2009）。 他认为一个城市的活力依赖于复杂、高密度的城市中心，这意味着积极的社会经济和人类心理会起到影响。因此，高密度、土地混合利用利用以及和建筑物多样性，加之人们的积极参与，即为Jacobs想象中的理想城市中心。

（3）城市活力空间的设计策略与手法

通过不同视角下“活力”概念的梳理，作者推导出以活力为原则的设计策略，以此为原则的城市设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单调无趣，创造更多的城市活力。

来源： KORDJAZI M, MIRSAEEDY L, MIRSAEEDY L. A study on criteria of vitality and how they affect urban spac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sic Sciences & Applied Research,  2014, 3(SP): 98-103.

（供稿：刘育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