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缓冲区的土地使用和车站层次的可达性对轨道客流量的影响
该论文采用空间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首尔大都市区中土地使用、轨道服务覆盖范围（研究中划分为缓冲区）和铁路车站可达性等要素对轨道客流影响的实证研究。
1、研究背景
已有研究肯定了TOD发展模式和公交客流量之间的积极关系，但是较少关注在不同的服务覆盖范围内（缓冲区）用地特征和车站可达性与轨道客流量之间的关系。该项研究运用实证的方法来论证以上的关系。它与已有研究有三个方面的不同，第一是在多种服务覆盖范围（多级缓冲区）的背景下分析轨道站区的土地使用特征；第二，判别了特定车站空间层面的可达性特征，例如出入口数量和车站之间的距离的影响；第三，研究使用了空间自相关控制的空间回归模型，同时检验了土地使用特性、车站层面可达性特征和轨道客流量之间的关系。
2、研究数据来源
首尔大都市（SMR）包括三个地区：首尔市、仁川市和京畿省，人口2520万。首尔大都市区有多层次的公共交通系统，除了货运铁路以外，共有473个火车站，其中304个位于首尔市。作者从多个铁路运营商处收集了2010年每个铁路站的日均客流数据，将它作为因变量，并转化为对数函数，使其接近正态分布。土地使用的定量表达包括建筑用途和建筑毛面积。可达性指数的计算基于缓冲区，把每个车站划分为250m、500m、750m、1000m和1500m数个空间圈层。在每个缓冲区，都按照A和B两类用地多样性进行计算。车站层面的可达性特征则通过测度车站的出入口数量、附近公交车线路的数量和车站之间的平均距离来表达。
3、研究方法
由于首尔大都市区和首尔市在用地和车站可达性上可能有不同的特征，因此应用了两种回归模型，来分析用地和车站可达性对轨道客流量的影响。将每个车站分为不同的缓冲区来测量可达性，最后总共使用了10个回归模型，通过这些模型可以区分出用地对轨道客流量的影响是否可以由服务覆盖范围来划分其类型。在最终的回归模型建立之前，考虑了多重共线性和空间自相关因素。空间自相关的诊断在Geodata软件中，用Moran's I和LM来判定。
对模型的初步诊断表明，居住和大规模商业用地的多样性指数在首尔市范围内的1000m和1500m缓冲区范围内具有显著的多重共线性。为了防止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从模型中去除了一些额外的补充变量。使用拟合优度、Akaike's信息指标和R方三项指标确定服务覆盖范围（缓冲区）的类型对铁路通勤量具有最显著的影响。
4、结果分析
①Moran's I的值显示在所有模型中，空间误差是空间自相关的原因。Akaike's信息指标表明500m范围模型的拟合度最佳。②用地特征分析表明大部分用地开发强度对750m半径范围内的轨道客流量具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居住用地开发强度在首尔市1000m范围内和首尔大都市区1500m范围内具有显著影响。大型公共设施用地在1000m范围内具有显著影响。③用地多样性的分析显示，用地服务覆盖范围对轨道客流量不具有影响作用；相反，在铁路车站的250m范围内，居住用地和小规模邻里设施用地的多样性在统计上具有显著相关性。④在车站层面可达性的变量中，铁路站的出入口数量和公交车线路的数量都对铁路通勤客流量具有积极影响作用。铁路站之间的距离在首尔市750m、1000m、1500m范围的模型中和首尔大都市区的750m和1000m范围的模型中具有显著的副作用。⑤铁路类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市内通行轨道比市际铁路更容易吸引客流。
5、结论
该研究分析了影响轨道客流量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并得出五条结论：①解释车站层面用地对轨道客流量影响的拟合优度最高的模型是500m服务范围的模型，因而，在首尔大都市区采用500m的服务覆盖范围来估算轨道客流量最为适合；②土地开发强度比土地使用多样性对铁路客流量具有更积极的影响，这在各圈层的表现一致；③除了0-500m范围内的步行距离以外，750m和1000m的范围内的开发强度对轨道客流量也有积极作用，其中居住区开发强度在统计上显著相关且具有一致性；④土地使用多样性与服务覆盖范围的影响不同，与轨道客流量的水平不太相关；⑤车站层面的可达性对轨道客流量具有与土地使用同样重要的作用。该研究最后建议，为了提升轨道的客流量，车站周边的土地开发强度与车站出入口、公交线路等可达性措施是最为重要和相互补充的因素。
来源：SUNG H, CHOI K, LEE S, et al. Exploring the impacts of land use by service coverage and station-level accessibility on rail transit ridership[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4(36): 134-140.
（供稿：许劼）
亚太城市报告2015：城市转型从量到质
亚太城市报告系列是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以下简称“联合国人居署”）和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关于亚太地区城市状况的旗舰报告。《亚太城市报告2015：城市转型从量到质》是联合国人居署和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在2010/2011年关于亚太地区城市状况报告发布后的第二份系列报告。
该报告延续了2011年出版的《亚洲城市报告》的特点，在过去已有发现和基准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估了《世界城市化展望2014》中的最新城市数据，进而揭示了该地区城市与城镇的快速发展趋势，以捕捉迅疾的变化和新的政策机遇。《亚太城市报告2015》旨在进一步强化该地区涉及城市变化的政策相关文献，尤其强调了从当前的城市化模式转向一个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未来而必须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该地区城市的作用无疑与国家、地区和全球的发展前景紧紧联系在一起。
该报告的发布相当及时，它充分考虑了“后2015发展议程”，涉及了第六次亚太城市论坛中讨论的主要区域问题，并为即将于2016年在厄瓜多尔基多召开的联合国“人居Ⅲ”大会（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作了积极的地区筹备工作。该报告为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和规划提供了一个分析知识平台，它围绕着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及其相互整合，又加上了关键的第四个维度：城市治理。
1、内容框架
该报告的地理范围覆盖了58个国家和地区，考虑到亚太地区如此广大且地区差异性显著，将其分为南亚和西南亚、东南亚、北亚和中亚、东亚和东北亚、太平洋等5个次区域。尽管这些次区域的特征非常重要，但是南亚、东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城市经验无疑需要更加全面的分析。因此，该报告的组织结构最终确定从地理或专题的角度开展，在尽可能彰显各次区域发展趋势的情况下，分为5个专题性的章节。第1章为人口和城市化，关注地区、次区域和国家的城市化趋势和潜在的城市人口特性；第2章为城市经济，回顾了该地区的城市经济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第3章为转型期的城市社会，分析了不断变化中的城市社会变革；第4章为城市环境和气候挑战，着眼于城市化对地区和国家的生态和环境影响以及人口的聚集；第5章为城市治理，回顾了该地区面临的治理挑战和更有效的政策应对机会。
这5个通用的实质性主题在联合国人居署自2008年起发布的其他城市系列报告里面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涵盖了非洲、阿拉伯国家、亚太地区、转型时期的欧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这些报告具有共同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范围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城市状况比较。
该报告的一个新特点是增加了4篇发人深省的论文，以探讨该地区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以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机遇可以带来改变。第1篇集中讨论了城市的机动性；第2篇突出了社会和社会的视角；第3篇考察了该地区的新兴生态城市；最后1篇回顾了当前城市金融的挑战、实践和机会。希望这些论文能够促进地区、国家和地方各级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交流。
报告在最后结尾处提供了一个统计附件，详细说明了与该报告的研究和分析相关的地区、次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关键数据信息，以及农村和城市人口、城市规模类别、城市化水平和变化比率等。
2、主要发现
到2018年，亚太地区预计将有超过50%的人口成为城市人口，达到这一数字意味着该区域不能再被看作以农村为主。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以及如何管理这一变化，可以说是21世纪初亚太地区的政府和城市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这是城市世纪：生活在城市和城镇中的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数量。
亚太地区的城市化具有重要的全球影响。2014年，世界范围内55%的城市人口居住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最近取得的经济成就已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并创造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目前约有2亿人的中产阶层。尽管如此，亚太地区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贫民窟人口，也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最大聚集地。适当的住房、安全的社区、清洁的用水和卫生、医疗保健、交通和现代能源系统，甚至一个法律上定义的地址，都还是未被所有人共享的权利。很明显，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让全部的人受益，能在城市里找到这种差距最鲜明的例子。
亚太地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面经常掩盖了巨大的脆弱性和不平等现象。该地区有世界上污染最严重和最不健康的城市，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此外，该地区的城市也是最易遭受自然灾害以及气候变化预期影响的危害。在1970-2011期间，全球近乎3/4的灾害死亡人数发生在亚太地区，因此迫切需要解决该地区城市的抗灾能力。为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制定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战略，因为灾害和气候变化引起的慢生性变化会更多地影响到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群。
为此，亚太地区的政治家、决策者和管理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们必须在本世纪里，更有效地捕获城镇化所带来的发展效益，并减少社会和环境成本。在这样做时，需要有一个解决体制安排和融资机制——已被证明在面对快速发展时并不适当——的行动计划，这对地方、国家和区域关注的问题十分关键，而鉴于亚太地区城市化对于世界的重要性，它们也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实际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前景越来越依赖于如何管理亚太地区的城市。
该报告谋求应对亚太地区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象中出现的这些挑战，它们必须成为城市政府优先考虑的事项。以下的主要研究结果突出和反映了各章节的重点问题：
①人口和城市化
亚太地区城市化的速度和范围是史无前例的，1980至2010年间，其城市人口增长了1亿人。据联合国的预测显示，到2040年还会再增加1亿人。亚太地区必须为即将面对的“城市未来”做好准备。如何管理好城市，事关亚太地区的发展前景。对于决策者来说，弥合当前城市化模式与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城市化模式之间的差距极其必要。这意味着迫切需要解决增长的数量和增长的质量之间的差距。中国和印度的城市化趋势对亚太地区人口变动的故事情节有重要影响。
城市不再是有界的实体。随着城市的地域扩张，日益需要考察超出行政边界的、范围更为广大的城市群。由于人口增长，城市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扩大到行政辖区以外，往往把较小的居民点吸收进去。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不再特殊，而是变得越来越普遍。全面管理这样的区域性城市和巨型城市区域相当困难，因为它们往往在行政上是分离的而许多问题又是跨越行政边界的，因此需要新的多层次的协同治理系统来更好地管理这些新兴的庞然大物。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亚太地区实际上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城市人口仅10%多一点。该地区的城市人口主要位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亚太地区的城市转型很大程度上在这些城市展开。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基础，它们将只能勉强提供水、卫生设施和运输等服务。因此，能否及如何应对这些城市的上述挑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亚太地区城市未来的状况，以及是否能够实现更低碳、更可持续、有复原力的、成功的和包容的城市。
②城市经济
亚太地区的城市现在是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主要中心，其经济成功和转型已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基于这一认识，各地政府已经明确地把未来城市化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前景联系起来。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立志要实现“世界级”或“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目标，并要达到比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经济体还要大的GDP规模。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增长以出口制造业驱动的竞争结构为基础，并为低成本和低工资的生产所支撑，由此产生了显著的成本—— 无论是社会、环境或公平的。因此，保持产量和低劳动力成本不是长期有效的发展策略。
城市经济转型需要跨越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新的伙伴关系。它需要在教育和技能方面进行投资，同时培养创造力的文化。如果城市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这种转变是必须的，但其回报需要几代人才能显现出来，为此要有一个改变的长期愿景。
③转型期的城市社会
亚太地区的城市正在发生显著的社会变化。城市社会正变得更加多样和复杂，而更大的区域连接性加速了这一进程。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管理这些变化和多样性并从中得到受益，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那些能够驾驭社会变革，并正在创造开放、豁达和包容社会的城市，更有可能受益和取得进步。亚太地区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对城市有深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意义，无疑将改变城市的社会结构。
该地区迫切需要一个促进更加均衡的增长模型，使广大民众包括穷人在激励并投资于城市发展的努力中获得利益，而不是遭受其苦。为了一个繁荣和包容的城市未来，决策者必须抓紧制定一个更新的城市社会政策议程来填补社会分化的鸿沟。
④城市环境和气候变化
亚太地区的城市面临着巨大的环境挑战，其中一些挑战是新兴的（如气候变化），有些是长此以往的（如卫生和水），许多城市则在同时努力应对这些不同的挑战。因此，有必要调动各种资源和政治意愿来扩大环境服务的可得性，以减轻水、土壤和空气污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⑤城市治理
亚太地区的城市仍在努力解决如何最好地管理其快速增长和经济转型、日益增加的社会复杂性和碎片化以及城市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政府应在组织协调城市的发展发挥积极、主动和战略性的作用，以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这个角色既不会由私营部门也不会由民间社会来承担。总之，城市管理、规划包括融资方式的关键变化十分必要，城市前景和未来挑战要求转变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范式，包括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民间社会和私人部门的各个方面。
3、中文版报告
该报告的中文版是继《致力于绿色经济的城市模式》系列丛书中文版联合出版之后，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联合国人居署的再一次紧密合作的成果，将于2016年7月在印尼举办的联合国第三届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亚太地区第三次筹备会上进行国际发布。中文版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周玉斌领衔翻译。
来源：ESCAP(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UN-Habitat(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The state of Asian and Pacific cities 2015: Urban transformations shifting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R], 2015.
（供稿：应盛，刘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