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介入文化街区发展的多种模式——以韩国为例
文化街区，即“文化和娱乐设施集中的混合用途区域”。它的存在会促进零售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及增强社会凝聚力，从而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文化街区的形成和作为参与主体的艺术家密不可分。随着韩国文化经济的兴起，文化策略已成为几乎每个城市复兴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鼓励艺术家群体在社区工作和生活被视为城市复兴的低成本和易实施的工具。例如，仁川市将废弃仓库改造成高档的艺术工作室，以吸引艺术家和文化活动回到衰落的中心地区；釜山市引入艺术家驻地计划，在城市曾经繁华的商业区活化闲置的办公室。
然而文化街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仍然不确定。由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利益参与者，他们合作的路径并不明确，其合作关系的疏密亦会导向不同结果。许多政府主导的文化街区往往未能产生实际利益，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艺术家、当地居民、政府等多方参与者间的冲突。
鉴于在城市中建立文化街区的做法日益蓬勃，本研究试图在韩国的政策背景下，进一步研究关于文化街区的有效治理方法及政府介入当地问题的不同模式。本文考察了三个政府介入模式不同的项目：昌原市的昌东艺术村项目，光州市的大印艺术市场项目和釜山市的托塔哥拉艺术群项目。
1.昌原市昌东艺术村：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城市的行政职能改变，企业以及制造业开始向郊区搬迁，昌东地区不断萎缩。昌东艺术村项目旨在利用艺术家及其文化活动作为催化剂，将商业活力带回该地区。政府没有清理该地区的破败建筑，而是为了文化从业者的利益而保留和部分翻修了现有的城市建筑，并开始提供为期三年的公共资金。在昌东项目中，政府在设计、实施和运营中主导了其他参与者。项目中的艺术家、文化参与者和其他主要参与者大都是零散的，并没有融入当地社会。
在项目启动后不久，政府与艺术家之间的冲突开始浮现。由于缺乏对艺术家的信任，政府试图成立另一个指导委员会来取代委托管理机构，并获得对该项目的全面控制权。面对一批艺术家的抵制，政府在项目开始一年后就停止了公共资金的投入。至今当地政府和艺术家还没有能够一起工作，包括商人在内的当地社会群体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
2.光州市大印艺术市场：大印市场是一个传统市场，由于郊区城市的发展和1990年代初车站和码头的搬迁，该地区开始失去客流，进一步推动了零售市场的结构性转变。大印艺术市场项目试图以间接的方式帮助艺术家和商人，将衰落的市场转化为公民的文化空间——所谓的“艺术市场”。当地团队为艺术家和公民提供画廊，为商人和公民安排教育项目，并组织每年的节庆活动。
该项目主要由在地规划师和艺术活跃人士组成的委托经营机构（项目小组）负责，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和边缘的。由于艺术家已经在市场上自给自足，该项目不需要提供直接的财政来援助艺术家，相反，政府试图充当艺术家和商人的合作伙伴，利用艺术家追求自己的公共目标，创造一个“艺术市场”。
3.釜山市托塔哥拉艺术群：托塔哥拉项目是一个艺术家驻地项目，政府利用空闲的办公室为艺术家提供工作空间，作为回报，艺术家需要参与当地的活动，如经营教育项目和举办面向当地公民的文化节。
在经营项目中，政府主动选择边缘化，为操作留下大量的自由空间。在地规划师和艺术家发挥了关键作用，委托管理机构与本地艺术家有着强大的联系，并与政府、艺术家和当地居民进行了熟练的沟通，他们不仅是向艺术家分配资金场地的中介，还是协调者和主持人，确保一切都和谐地运作。这种模式激发了艺术家的志愿精神，激发了他们在当地社区的参与。
上述三种文化主导的城市更新在政策内容和目标方面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却显著地说明了政府介入的不同模式。在昌东，政府积极推动该项目并试图控制整个实施过程。在其严格控制下，规划师和选定的艺术家没有空间释放他们的创造性。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干预模式称为“导演”；在大印艺术市场，政府试图成为“合作伙伴”，利用一些已经在市场上定居的艺术家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文化市场的创建）；在托塔哥拉项目中，由于当地文化积极分子和艺术家具有强烈的主动性，政府的作用仅限于以“赞助人”的方式提供幕后资金。
政府主导的文化项目中，文化常常被官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源泉。在昌东，文化的工具化趋势是明显的，政府在与艺术家和当地商人建立互信的伙伴关系之前，就寻求速效的成果，而艺术家和文化机构试图抵消政府的举措，他们之间的斗争导致了该项目的破碎；托塔哥拉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艺术家和当地积极分子率先把文化的内涵深入挖掘，并在当地环境中活化。如上所述，艺术家之间的强烈团结和政府的主动边缘化态度有助于产生更多积极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案例中了解到，文化街区只有在艺术家、艺术协会和文化机构等文化践行主体的积极参与下才能永续发展。从根本上讲，创造力来自于参与者之间的社会互动。社会纽带、身份认同和共享价值在创造文化场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培育文化环境和民间行动者应被视为文化街区政策的前提。
在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文化街区，政府长期以来都行使着公民社会的支配权，它仍然是推动者和模式制定者。但事实上政府需要重新定位，将自己看做间接支持民间行为的赞助者，学会如何与不同地方的行动者进行交流，以及如何与这些行动者建立横向和灵活的治理关系。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接受的事实是，虽然民间组织和文化活动者把文化理解为嵌入在当地社区中的共同价值观，但政府往往把重点放在城市复兴，将文化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这是文化主导的城市复兴战略中持久冲突的根源。
韩国应对该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建立以民间机构为核心的中介组织，以调解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和诉求。如果政府能够找到合适的中介组织作为合作伙伴，那么在文化街区规划中，相关的行动者可以更容易地建立横向治理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理解，这类政策的实施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交付过程，而是一个有不同利益主体参与的社会政治活动。
来源：PARK S H. Can we implant an artist community? a reflection on government-led cultural districts in Korea[J]. Cities, 2016, 56: 172-179.
（供稿：刘潇）
文化旅游作为少数民族社区经济发展的一种战略
美国城市中的许多少数民族社区都具有丰富的历史、传统、艺术和美食文化，但同时其面临资金困乏、贫困加剧与环境恶化的困扰。文化旅游的流行，为探索如何利用社区文化资产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本研究对洛杉矶4个民族社区的商业和文化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进一步分析了美国7个城市中文化旅游项目的特点和影响，探讨了文化旅游作为民族社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机遇和挑战。
本研究选取的洛杉矶的4个少数民族社区分别是：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莱麦特公园（Leimert Park），小亚美尼亚（Little Armenia）和泰国小镇（Thai Town）。四个社区都处在距离洛杉矶市中心28英里（45km）的范围内，社区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居民，平均家庭收入低于洛杉矶各县的平均水平，贫困人口较多。虽然这四个社区具有高度集中的文化资产，但与洛杉矶另外两个游客较多的民族社区——唐人街与小东京——相比，吸引力明显不足。
研究向四个社区的商业和文化机构共发放了200份问卷，最终回收了101份。问卷问题涉及商业和文化机构的基本信息与目标群体（员工人数、开业时间、客户特征）、财政统计（年度销量、变化趋势）、营销/推广的方式、区位优势/劣势、搬迁或出让的可能性及原因。
被访者类型分布较为均衡，分别是：34家少数民族餐馆，33家文化场所，34家售卖民族产品的社区零售店。受访者的店铺大多是租用的，以1—3年的短期租赁为主。只有少数商家（22%）对营业额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平均为6万美元/年。泰国小镇1/3的被调查者（32.4%）考虑过搬往其他地方，原因是本地租金昂贵、空间需求无法满足或销售量低，高地公园社区和莱麦特公园社区中有搬迁意愿的受访者分别为14.3%和20%。在后两个社区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其游客和顾客来自洛杉矶以及更远的地方，相比之下，泰国小镇/小亚美尼亚的受访者则表示，他们的游客和顾客来自周边地区（半径为1—5英里，约1.6—8.0km）。
受访者最关注的问题包括：是否处于社区的中心位置（区位）、社区认同感的程度、可达性、产业集聚性。他们希望得到改善的方面包括增加知名度、增添停车位、保障安全、改善外界对该地区的负面看法、减少恶性竞争等等。
在商业宣传推广方面，四个社区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泰国小镇/小亚美尼亚的商人和餐馆老板很少利用互联网进行营销活动，主要依靠当地报纸的广告来进行商业宣传或借助口头宣传；高地公园中存在一些组织用以促进其社区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在莱麦特公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都有自己的网站，其余的人主要依靠口碑来宣传他们的业务。
对商业和文化组织的调查显示了民族社区经济的一些共同特征，展示出文化旅游发展的挑战和潜力。尽管近乎所有的商业和文化组织都希望通过文化旅游促进商业增长，但目前大多数还没有处理大量游客的能力，并且急需给予技术与资金支持，对如何充分利用文化资产存在疑惑。本研究继续通过梳理美国7个城市中现有文化旅游项目的推广经验，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
美国7个城市的文化旅游项目：
我们在2007年7月至2008年10月期间，对美国7个主要城市（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纽约、费城和华盛顿特区）文化旅游项目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在最初所选的10个项目中，有7个规模较大的项目回应了我们的采访要求，三个较小的则没有接受采访。由于受访者是项目运营者，可能无法完全客观的表述项目对社区的影响力。
在这部分的采访中，我们关注于五个方面的信息：①项目历史、任务和目标；②资金来源和运营成本；③对周围社区的影响；④机遇和挑战；⑤为文化旅游项目的发展提供的经验教训和建议。
以BMS（Boston Main Streets）为例，它是七个项目中成立最早的（1995年），由城市中19个主要商业区组成，每个区内有一个执行董事，其工资由波士顿市政府支付，并接受城市与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给予的培训和支持。各地区分别与一个企业配对，后者每年为前者提供10 000美元作为运营资金。除此之外，项目也会向私人和其他企业筹集资金，至2003年，其资金总额超过210万美元。项目任务主要包括：在城市网站和出版物上推广本地区的历史遗产、对赞助企业进行广告宣传、鼓励游客购买会员以获得企业给予的特别折扣。从1995年到2008年，该项目在19个地区创造了4 418个新工作岗位、促生了668个新企业，而仅在2008年，该项目就吸引了48 000名游客前往本地。
我们在评估七个项目对社区发展影响时，试图将其效用归总于以下五个方面：
（1）游客量与满意度，二次旅游意向以及回头客数量；
（2）经济发展指标：增加就业岗位、各类业态数量、社区服务设施的投资金额、公共资本回报率（税收）、旅游产业产值等；
（3）社区知名度与形象转变（当地报纸、广告中关于社区的正面文章数量的增加）；
（4）社区发展网络中互惠关系的变化；
（5）社区文化的发展（新增的文化空间、文化活动、艺术表演等）。
通过对7个项目的梳理，研究归纳了发展社区文化旅游的难点与经验，总结了一些相对成熟的策略：
（1）建立机构：以非营利组织的形式联系社区与地方政府；
（2）加强合作：寻求社区水平与垂直方向的联系，并要持续维护：横向方面建立当地利益相关者的网络，纵向方面联系市长、市议会以及其他部门负责人、博物馆、旅游局和旅游经营者以获得财政、技术和推广方面的支持；
（3）建设基础设施：打造良好的步行空间与公共空间，完善照明与标识体系，改善社区生活品质并增加对游客的吸引力；
（4）增加服务培训：通过研讨会与技术支持，提升参与者的服务能力；
（5）关注游客类别：提供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类型游客群体的吸引点；
（6）丰富旅游内容：根据居民、商人与当地组织手中的资源对社区的节日与活动进行组合，并开放外部居民参与设计；
（7）增加反馈机制：及时收集游客反馈有助于确保方案的成功；
（8）着力宣传推广：除去口口相传外，诸如数字媒体、网站、博客和地方报纸等推广场所也应该传播有关该社区及其文化资产的信息；
（9）拓展资金来源：持续的资金来源是文化旅游项目成功的重要前提。
文化旅游是社区经济发展的一种思路，需要组织者研究、发展和整合当地的文化机构甚至形成跨社区的活动——这种网络关系的必要性是多方面的：从经济角度看，借助网络关系可以进行资源整合，实现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从政治角度讲，它可以实现跨社区合作，拓展少数民族社区在文化旅游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力；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它可以实现地区文化的对外开放。
来源：LOUKAITOU-SIDERIS A, SOURELI K. Cultural tourism as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ethnic neighborhoods[J].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12(1): 50-72.
（供稿：辛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