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凑城市的政策是否有效？

针对城市人口下降的趋势，世界各地都在追求可持续的城市形态，紧凑城市运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关于紧凑城市的辩论经常因其偏重于物理和生物环境、经济增长目标，缺乏对诸如住宅行为等社会经验性方面的处理而受到批评和质疑。该研究通过研究当地居民及移民的实际空间格局之间的差距，考察了日本紧凑城市政策和人口流动的关系。案例研究对象是日本本州岛中部城市宇都宫的住宅区。通过四个方面来考察：①确定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分布；②建立一个详细的居住区特征——建设年代、社区秩序、道路宽度、交通量、社会凝聚力的数据库；③利用泊松回归模型确定当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数量与居住特性之间的关系；④比较紧凑的城市政策和现有的人口流动模式。

研究主要结论：

（1）原住民倾向于居住在最古老的住宅区，靠近火车站和市中心。

（2）外来移民倾向于避开有固定社区的居民区，随机分布。

（3）研究实证表明：住宅模式与政府面向公共交通的紧凑型城市政策无关。

（4）在城市规划领域，应培养理想目标与实际社会条件之间的平衡意识。

研究结果表明，当地居民的数量和居住地区的建设年代、铁路运输以及市中心的交通状况都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和当地居民相比，外来移民则倾向于随机分布。这些基于经验主义的居住选择模式具有很强的社会集体意识，与紧凑型城市政策并无直接关联。研究认为，政府应当重新考虑政策的制订，寻求真正可被社会接受的可持续城市形态的方法。

来源：SAKAMOTO K, IIDA A, YOKOHARI M.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turnover in a Japanese regional city for urban regeneration against population decline: is compact city policy effective[J/OL]? Cities, 2018-5-11. http://doi.org/10.1016/j.cities.2018.04.012.

土耳其城市复兴政治：高度集中的国家城市复兴计划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发展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型并不一定导致政治权力下放，这使它们有别于先进的资本主义环境。城市再生领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这些国家的中央政府已经成为主要决策者，使得地方政府的决策权最小化。这篇文章关注的是由土耳其市政当局发起的三个非典型的再生项目，这个高度集中的国家正在经历快速的新自由化。它试图了解使地方政府能够控制其管辖范围内的再生过程的因素。它认为，地方行动的成功取决于与该中心的关系，以及地方领导人动员当地利益相关者围绕共同愿景的能力。这些发现是基于在三个城市的三个再生地点进行的实地研究。主要的数据来源是对政治家和利益相关者的深入访谈、描述性统计以及地方和国家的印刷媒体。

来源：KUYUCU T. Politics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Turkey: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municipal regeneration initiatives in a highly centralized country[J/OL]. Urban Geography, 2018-02-15.DOI:10.1080/02723638.2018.1440125.

促进和规划城市复兴：哥本哈根文化区的治理

随着文化受到重视，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规划师一直在努力探索基于文化资产的城市重建的正确模式，然而这一努力往往更关注预期的结果，很少质疑政策过程是如何影响他们的。

该研究探讨了文化区实施与组织的不同治理模式，并通过调查丹麦哥本哈根的三个案例，对其如何影响实践效果进行了评价。哥本哈根的非工业化发展使许多城市的港口被废弃，这一趋势反过来又提供了在市中心发展三个新的文化区的机会。本文通过研究某一特定城市地区的特殊情况和偶然事件的关联性，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治理模式，为文化区的规划提供了参考。

研究认为，当前的实践必须充分考虑文化的规划，并且规划过程中必不可少需要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这样做会比没有初始设定，或者房地产驱动的发展要更令人满意。因为这样的策略可以确保经济上的可行性，并且和当地的公司及工人保持意见一致，有效的控制本地的合理发展，抵消中产阶级绅士化。

来源：LIDEGAARD C. Massimillano, Trine Bille, Fostering and planning urban regeneration: the governance of cultural districts in Copenhagen[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8, 26: 1-19.

（以上供稿：杨亚慧）

从旅游政策解读韩国的城市营销和新自由主义

本文探讨了1990年代韩国政策领域如何采用西方风格的市场营销策略，并将其作为韩国不同城市的文化振兴计划。韩国将地方营销作为地方发展的新范例，源于韩国从发展到后发展的转变，这是1990年代初民主化、新自由化和行政分权的结果。本文追溯了在这种背景下，市场营销是如何从西方传播到韩国的。

特别是它在韩国参加重要的城市如何成为先锋在动员和发展地方营销不同的地方政府,感知它作为一个进步替代独裁,economy-centric发展城市模式之前的几十年,尽管它纠缠在西方的城市新自由主义范式。本文还探讨了在韩国不同地方的市场营销政策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研究认为很难将地方营销和地方民主挂钩。地方营销并不一定能保证地方民主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当地人被授权参与和思考他们自己的地方的未来、对地方形象的界定。然而受到市场可行性和政治考量的影响，以及地方营销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规划过程中，当地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被边缘化。虽然地方营销在韩国是特定政治经济的变化的结果，1990年代中期以来，机构营销在韩国不同地方实施的营销政策为西部新自由主义文化导向开发的城市带来了很大的矛盾。在这个市场营销的浪潮中，以前重要的城市居民变成了这波浪潮的旁观者，或被动接受者。在这一场所营销战略中，地方政府把营销设想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超越了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2000年后的十多年中，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另一种政策导向，城市居民的这一派系一直在研究和追求其他版本的文化导向策略——包括创意城市范式。批评地理学家和城市规划者已经研究了“城市权利”和“人道之城”等方法，并开始讨论如何在韩国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和改写这些范式的积极灵感。

来源：HAE L. Traveling policy: place marketing and the neoliberal turn of urban studies in south korea[J]. Critical Sociology, 2017, 44(3):  533-546.

治理的地理研究：场所如何影响城市更新政策

由于新自由主义对地方治理和城市政策的变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加泰罗尼亚的8个贫困社区进行研究比较，在此基础上，探讨在理解不同城市治理模式的基础上的重要性。在西班牙，地方政府高度自治和社区协会的强大传统相结合，使得地方当局和社区组织在地方决策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的结构和机构因素对于理解为什么城市治理和再生模式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公共部门的重要性非常重要，社区的参与非常激烈，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计划具有重要的综合特征。城市治理和再生实践在不同的地方可以采取非常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将许多这样的做法置于新自由主义的标签之下，在政治上是不公平的，而且在分析上是不恰当的。本文阐述了地方因素在特定城市和社区的背景下，如何调整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式，同时也使城市治理和转型的替代、非新自由主义形式的发展成为可能。除了方案的公共性质外，还通过一个行动者网络（各级政府、几个部门、民间社会组织，在某些情况下是私人合作伙伴），并在社区参与程度高的情况下，开展了重建计划的设计和实施。因为这个概念描述了案例项目是如何实施和交付使用的，研究将这些城市再生实践称为网络治理的形式。

研究从定性的比较分析出发，确定了以下五个特征：邻里类型、城市规模、社会资本的主要类型、以前的干预措施以及以前存在的社会冲突。这些特征与解释治理和再生的具体模式的发展有关。在案例研究的选择过程中已经考虑到的前两个因素（邻里类型和城市规模）已经被确认为解释变异的重要因素。另外三个因素是研究比较分析的结果。

研究分析揭示了几个结构和机构性因素来理解不同地区的城市治理和再生模式变化的重要性。其中一些因素显然是结构性的，如邻里类型或城市规模。研究注意到，最具参与性和综合性的复兴计划往往是在城市周边地区，而不是在旧城镇中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城市等级制度中城市地区的中心地位越低，发展整体和高度参与的城市转型过程的机会就越多。尽管如此，研究还是发现了其他因素，为地方机构提供了重要的机会。社会资本、以前的政策和以往的冲突都是由地方代理的要素。公民社会组织是如何组织和动员的，在特定的领域内，城市再生的策略和实践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当地的参与者是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冲突的。所有这些因素在城市转型战略的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因此，城市治理的地理位置是由地方（结构和机构）因素共同作用的。

研究提供了一些再生项目的特点,分析了在加泰罗尼亚——即显著公共性质的项目，激进的新自由主义城市转型战略倾向于更加强调私营部门的领导，他们关注的是物质环境和经济方面的再生，而且它们为社区参与提供了很少的空间。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法律为发展高度参与性和整体性的再生实践打开了一个机会窗口。

最后，研究认为城市更新可以以整体的方式，通过强烈的参与过程能更好地在政治上让穷人受益，从而抵消社会空间隔离。研究也承认全球化背景下很多问题不能通过社区来解决，但这也不应当成为地方不作为的借口，相反，邻里类型、城市规模、社会资本和以往的冲突对于理解城市治理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一些城市更新的实践，或多或少成功地抵消了新自由主义霸权。

来源：PARÉS M, MARTÍ-COSTA M, BLANCO I. Geographies of governance: how place matters in urban regeneration policies[J]. Urban Studies, 2014, 51(15): 3250-3267.

（以上供稿： 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