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对人们日常体验的影响——以斯德哥尔摩为例

紧凑型城市发展是当前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和政策所推崇的一种城市空间形态，但紧凑城市范式背景下居民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以斯德哥尔摩市为例，通过量化城市环境要素的空间可达性与市民体验之间的关系，探讨城市环境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体验。

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首都和第一大城市，建成区、自然地区和水体各占城市的1/3。内城中心包含紧凑度最高的CBD以及混合街区，郊区则包含独立式住宅区、公寓街坊以及近期建设的混合街区。该市的人口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26%，因而面临着保留相互连接的成片自然地区与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的矛盾。作者基于对城市资源空间可达性、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生态心理学等领域的文献梳理，选择了居住人口、就业人口、自然环境、学校操场、水体、主要道路的可达性以及当地自然气温的调节能力（即植被调节当地气温的能力）作为环境要素特征。为了分析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创建了一个包含研究区域所有陆地表面10m分辨率的网格，并将单元中心作为测量点。除温度调节之外的其他六项环境要素特征的可达性，都通过测量步行距离进行量化，并以500m作为最大距离。温度调节则被量化为平均值。为了分析市民在全市范围内的环境体验，作者提出了一种综合可达性分析和公共参与地理信息系统（PPGIS）的研究方法，在2015年9月21日到2016年5月31日期间，采用在Fackbook、Twitter和其他网上媒体以及公共展览和当地纸质媒体的公告栏上发布问卷的方式，收集人们在城市中感受到的印象深刻的积极和消极体验。研究共从1032名受访者的反馈信息中收集到1784次体验，在考虑空间自相关性后，使用空间回归分析来推断这些基于环境特征的积极和消极体验概率。

研究结果表明：斯德哥尔摩市500m步行范围内的居住人口密度差异很大，居住密度高的地区很少，就业人口在空间上则更集中。内城中心的居住和就业人口的相对规模差异尤其明显，市中心500m以内的就业人口最高，但几乎没有居住人口，而中心边缘区则呈现居住和就业人口的混合。在内城之外，大多数街区在500m以内拥有比就业人口更高的居住人口。13%的地区居住和就业人口少于100人，而被自然环境所主导。内城和城郊的学校操场分布较为接近。自然地区主要位于内城之外，而内城中的大部分地区也有步行距离范围内可达的小片自然环境。70%的研究区域有1.5—2.5℃的气温调节能力（即少量调节能力），22%有2.5—3.5℃的调节能力（即适宜调节能力）。

结果发现，7个环境要素特征中，除了学校操场的可达性外，其余6个均对体验结果有显著影响。居民人口数量、与自然环境和水体的临近性以及其他的环境品质指标都对人们的日常体验产生了微弱的影响。大量就业人口主导的地区或靠近主要道路的地区有积极体验的概率很低，而具有较高自然温度调节能力的地区则呈现出较高的积极体验概率。这表明在城市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品质差异。在当前的城市规划实践需要理解这些差异，以便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促进居民的福祉。研究也分析了在不同环境中的体验频率和持续时间。许多积极体验的持续时间少于1h，或每周仅有几个小时或每月发生一次。相比之下，许多消极体验持续的时间更长，且每周发生数次。考虑到这些消极体验的空间主要集中在内城中心和主要道路附近，作者建议将这些体验与人们的日常通勤或日常工作相联系。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作者提出通过对具有消极体验的城市地区进行改造的解决方案，通过城市设计使人们在日常生活能获得自然体验。这种人与自然的互动可以帮助人们从压力中得到恢复，推动生理和心理健康。

来源：SAMUELSSON K, GIUSTI M, PETERSON G D, et al. Impact of environment on people's everyday experiences in Stockholm[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8, 171: 7-17. 

（供稿:杨伟光，审核:干靓）

通过活水溪流导向的公共开放空间提升便利设施供给的城市设计策略

湿地是地球重要的碳库，也是景观水文学中重要的缓冲区。全球城市化对湿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澳大利亚的首府珀斯所处的天鹅海岸平原由河流、河口、湖泊、沼泽和地貌湿地的复杂系统构成，自19世纪初被欧洲殖民者开发以来，已有20多万公顷的湿地因用于农业和城市开发而遭到侵占。针对这一状况，随着生态意识的增强，自2008年以来，政府对天鹅海岸平原的残余湿地进行了重新评估，根据生态功能的优劣将之分为保护类湿地（CWS）、资源增强类湿地（REW）、多用途类湿地（MUW）进行分类管理，其中位于城市东南和东北开发前沿的城郊地带拥有典型的多用途类湿地，在设计开发中面临着高地下水位带来的问题，通常的做法是输入大量的填充物来将城市空间抬升到高于水面的标高，并采用水敏性城市设计（WSUD）中的“活水溪流”导向公共开放空间（POS）的模式设置排水系统。“活水溪流”（Living Stream）的概念来源于水敏性城市设计，作为最显著的水敏性城市设计标识之一，通常在已城市化或正在城市化的地区改建开放的排水渠，呈现水循环的多重益处。“活水溪流”的核心功能包括：①防洪和运输；②水陆交错地带和水生植被作为生物过滤器，筛选有机物和无机物，部分吸收集水区带来的营养物质；③为各种动植物提供栖息地和食物网以及生物移动所需的水陆廊道；④通过提供公共开放空间，沿着溪流种植植被，或将植被与新建的排水沟渠整合，增加场地中的便利设施。西澳大利亚州要求绿地开发中必需配置10%的可开发用地用于公共开放空间，20世纪中叶的公共开放空间要求中包含游乐场、几乎无观赏性的植被、大规模的草地、座椅场所、运动队的俱乐部以及如球杆柱、篮球篮板和板球球场之类的设施。近几十年来由于越来越多考虑生态功能，如雨水渗透和滞留以及生境和残存植被，致使生态或休闲功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本文以珀斯市作为案例，研究活水溪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提供具有更多便利设施的公共开放空间。

研究选择四个2—24hm2面积不等的小型样地作为研究对象，这四个样地均位于珀斯市东北的增长走廊之中，除湿地和溪流之外，还包括保留的灌木丛、草皮、步行道和其他配套的休闲设施，周边建筑大部分为独立式形态。作者提出了公共开放空间吸引力的九项属性：步行路径、沿步行路径的遮荫、水景、灌溉草坪、照明、运动设施、鸟类、周围道路的类型、邻近海滩或河流，并根据专家组的建议、焦点小组、文献回顾以及来自13个地方政府当局的城市规划师组成的第二轮专家组共同确定九项属性的权重，以矩阵加权平均的方式来评估公共开放空间的吸引力。

研究结果表明活水溪流对周边城区的房产价格产生影响，活水溪流边的湿地也比其他公园具有更多的访问量，这验证了活水溪流在珀斯对居民具有吸引力，并能够强化便利设施，可被视为可控的公共开放空间，具有生态、水文和休闲的多重作用。因此，活水溪流可以作为强制性要求的10%公共开放空间的一部分，经过“基于需求”的评估，考虑该地区社会人口和生物物理特征进行设计。

研究探讨了如何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优化活水溪流从而提供更多的便利设施，并提出了相应的城市设计策略，包括：与区域范围内的出行目的地整合，与地方、街区、城区和区域公共开放空间类型整合，与街道网络整合，提高周边开发密度，提供自然体验等。在活水溪流与区域目的地连接网络的整合中，需要协调区域和局部规划区使之作为现有规划审批过程的一部分；在与其他公共开放空间类型的整合中要求涉水的监管部门在洪水管理疏导时更加灵活；在与周围街道网络的整合中需要与当地政府部门的交通工程师协同研究街道类型，以便最大限度提高可达性和便利性。在提高周边的城市密度时需要得到开发商的支持，以便权衡更高密度的住宅与活水溪流沿岸的公共开放空间；在整合自然体验时则需要与当地政府协调规划、消防以及学校，以便将自然体验和自然教育纳入便利设施。

来源：BOLLETER J. Living suburbs for living streams: how urban design strategies can enhance the amenity provided by living stream orientated public open space[J].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8, 23(4): 518-543.

亲自然城市规划设计手册

人类天生与其他生物有着亲密的情感连结，这种热爱大自然及所有生命系统的天性，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亲自然性（Biophilia）”。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与自然接触能带来许多积极的健康益处，以及人们每日甚至每时与自然环境接触的需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院的Timothy Beatley教授基于“亲自然性”假说和亲自然设计理念，在2007年提出了“亲自然城市”的新愿景，并在2010年出版的专著《亲自然城市：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引入自然（Biophilic Cities: Integrating Nature into Urban Design and Planning）》一书中将这一城市模式诠释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城市，寻求保护和发展自然的城市，以及与自然世界建立深厚联系的城市（注：《城市规划学刊》学术专栏2012年曾以“生命亲和城市”为译名介绍此书）。

本书是Beatley教授关于亲自然城市的第二本专著，以手册的方式讨论了如何通过自然之力创造更好、更宜居、更可持续与韧性的城市街区与环境。Beatley教授发起的亲自然城市研究从2011年开始寻求能够覆盖大尺度城市和大都市区的亲自然新兴设计理念、原则和实践，最初聚焦于7个合作伙伴城市，在2013年建立全球亲自然城市网络后拓展到19个联盟城市。本书通过大量实践案例，为亲自然城市主义和生态城市实践提供了一份全面的指南，对于城市如何在其规划设计过程和项目实践中融入自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定义亲自然城市和亲自然城市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和文献。第二部分介绍了多年专注于亲自然城市研究的主要城市的成果。第三部分用一系列较短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亲自然城市创新案例。第四部分则提出了如何提升城市的亲自然性以及对亲自然城市的反思与经验教训。

本书在前一本书的基础上，对自然为人类提供的福祉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指出与自然和谐相处能让我们更快乐和更健康，也能促进更有意义的城市生活。如来自日本“森林浴”的研究表明，在森林或绿地中散步能明显改善精神健康状况，减少应激激素水平和增强免疫系统。自然也能提高了认知能力和情绪，是许多城市人长期慢性压力下的有效解药。相关研究还表明，大自然中的人们更有可能慷慨合作，同时也更倾向于长远思考。简而言之，大自然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类，并培育出对韧性、可持续性和健康的社会生态至关重要的品质。

本书对世界各地的城市构造沉浸于自然环境的实践做了详细介绍。如新加坡从“花园城市”到“花园中的城市”的转变；密尔沃基绿色口袋花园系统；旧金山人行道花园许可证和微型公园（Parklets）项目；波特兰的“绿色街道”、生态湿地以及在道路和人行道上设置雨水收集设施的探索；西班牙维多利亚-加斯特伊：紧凑城市中的自然以及惠灵顿的蓝带。书中也对加拿大多伦多市绿色屋顶章程等亲自然规划法规、印度班迪加尔市细长蜂猴项目为代表的公民科学进行了解析，并从鸟类友好城市设计、亲自然厂区和商务园区、绿色屋顶和绿墙、绿色塔楼、疗愈空间、多感官体验等方面分析了亲生物建筑与设计案例，介绍了河岸、森林、绿道、街巷、绿色基础设施、公园、水体和提供可食用地景等城市自然修复方式。最后讨论了亲自然城市实践的经验教训、需要克服的障碍和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指出强化与自然联系必须与减少贫困的目标相结合，以避免环境绅士化（environmental gentrification）或生态绅士化（ecological gentrification），确保自然利益和自然缺陷环境负担的公平分配。

本书的中译本将于2018年6月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来源：BEATLEY T. Handbook of biophilic city planning and design[M]. Washington/ Covelo/London: Island Pres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