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健康塑造城市：21世纪城市环境的复杂性及其规划
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因此城市的健康依赖于各种相互作用。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相比，城市在平均健康情况方面具有优势，并须通过政策干预来积极保持；同时应认识到在城市范围内健康状况的不平等性。本文通过对卫生和废水管理、城市交通、建筑标准和室内空气质量、城市热岛效应和城市农业的案例研究，强调城市规划政策下，城市健康状况改善过程中的复杂性；而线性或周期性的规划方法不足以应对复杂的背景条件。该文章提出了新的规划方法，包括三部分：①通过不同项目进行多次试验；②加强项目评估，在项目中学习；③强调加强利益相关者之间直接的对话。
文章共分为十一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世界人口及分布，提出健康状况的改善需要积极规划。针对这一问题，柳叶刀委员会对城市环境干预措施如何更好地促进健康状况进行讨论，制定了一种基于复杂性思维的方法。该方法着眼于系统中相互关联的要素，以及该系统如何从单个要素的属性中发现明显的特征；并运用这种方法为有效的推进方向提出建议。
第二部分介绍了城市在健康方面的优势。研究表明，城市规划和管理的方式可以对居民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目前还没有一种全面的方法来分析城市环境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关联，缺乏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城市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城市尺度上持续数据的缺乏。城市的健康优势建立在一个广义的转型模型基础之上，该模型假设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将使健康指标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但是转型分析并不能完全解释健康状况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健康的线性假设提出了很多批判；例如这个理论对于某些低收入群体的水传播和食源性传播疾病效果并不理想。此外，城市优势隐藏了城市内部健康状况的多样性，每个城市都有一系列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决定因素有关的健康负担。从全球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改善社会经济底层居民的健康状况。城市的健康优势必须通过政策措施和规划来积极推动和维护。
第三部分介绍了健康城市运动。该运动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侧重于建立新的组织结构，第二阶段强调关注健康的公共政策和全面的健康城市规划，第三阶段引入更大范围的健康城市项目，第四阶段促进部门间合作，第五阶段强调与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加强联系。健康城市运动采取了接地气和相互关联的视角，强调社区参与、赋权和制度建设。该运动的过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在当地建立政治承诺和共同愿景；其次为推进包括当地社区在内的广泛利益相关者参与；最后是基于跨部门伙伴关系和上述利益者的参与，增进地方政府战略发展。但是，期望与实际存在差距，尚缺乏一个覆盖面更广的概念框架来支持行动。
第四部分分析了作为复杂系统的健康城市。城市是复杂系统的典范；系统中的任何干预措施带来的影响都不能被完全准确地预测，因为系统总是对变化和个人行为作出反应和适应。这促使人们认识到城市健康状况的多样性。城市健康系统框架包括实体，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这些关系是非线性的，因果关系也是多方向的，所以，对城市系统的干预很容易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并且预测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此，城市可以被认为是具有突发性质的网络，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多样性。作者认为，城市健康状况是由以下几个要素相互联系所引起的：社会和治理过程、城市规划、政策制定和管理、建成环境的各方面以及社会对环境的使用方式、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和健康情况本身。
第五到第九部分是本文中的五个不同案例的研究，分别是卫生和废水管理、建筑标准和室内空气质量、城市交通和机动性、城市热岛效应和城市食品生产。卫生和废水管理研究揭示了城市内部的社会不平等推动了卫生设施可获得性的不同结果；废水研究提出废水处理需要更广泛的规划，社会和工程需要相互关联；同时废水回用的健康风险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是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工程师和规划师面临的挑战。建筑标准和室内空气质量研究发现减少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关键措施，可提高城市家庭能源使用效率、改进隔热，控制通风、提高供暖和其他设备的效率；这与影响健康的途径和风险有关，表明了城市层面的能源效率和能源系统政策是改善健康状况的重要催化剂。交通机动性和体力活动的研究表明建成环境的客观测量和感知特征都与健康状况有关，而城市政府应该打破资源匮乏和效率低下的僵局，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提高城市地区的生活质量，同时减少贫困水平。城市热岛效应研究表明了一系列城市规划干预措施可以减少热岛效应，但是在制定相关战略时也需要考虑不同尺度与不同季节。城市食品生产研究表明城市农业可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满足城市居民基本营养需求，带来一定经济、社会和健康效益。这五个案例研究与城市健康情况之间均有复杂关联，且均被用来探索城市系统的一些复杂性。通过这五个案例，可以理解影响特定城市规划政策与更好的健康状况之间薄弱关系的因素。
第十部分探讨了如何在复杂条件下促进城市健康。Sanderson在复杂性思维对政策制定的探讨中提出了一个替代性方法，它强调三个关键要素。首先，以复杂系统为基础的城市政策需要把重点放在反复试验上，以达到预期的结果。其次，需要加强对于试验的评估，这种评估将以对话、审议和讨论为基础，而不仅是外部专家通过技术进行评估。第三，政策干预的价值载体至关重要。政策制定需要一个清晰的空间来讨论不同城市健康和城市环境的道德和伦理。复杂性思维强调，预测未来所有变化的规划不可能存在；相反，为了达到目标而进行的增量尝试则需要进行测试。因此，规划者需要进行广泛的政策辨析，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灌输健康的城市价值观，但之后的重点应放在识别和推广城市健康干预措施上，评估并理解他们的成功或失败的潜力。
第十一部分提出了文章的结论和建议。文章总结了对政策执行者的建议，首先，市政府应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建立城市健康联盟。其次，关注城市地区卫生不平等问题，是城市规划的重点。第三，需要通过改变城市环境来创造和维持城市健康情况优势。第四，通过复杂性分析，了解城市环境的干预措施与城市健康状况间关系，确定因果关系、反馈循环和目标间双向关系，以及政策的意外后果。最后，通过实验和评估，最有效地推进城市健康行动。
来源: RYDIN Y, BLEAHU A, DAVIES M, et al. Shaping cities for health: complexity and the planning of urban environments in the 21st century[J]. Lancet, 2012, 379(9831): 2079-2108.
（供稿: 蔡洁，孙文尧）
日本城市和乡村地区街道布局与步行和久坐行为的联系
缺乏体力活动正成为严重的健康忧患，需要通过引导城市设计以促进积极的生活。已有研究显示：建成环境属性与活动习惯和久坐行为有联系，并且存在可能的城乡差异。该文章通过分析1076名日本城乡的中老年人的步行和久坐行为以及两种街道布局表征（交叉口密度和街道整合度），建立统计学模型，研究日本街道布局与步行和久坐行为之间的相关性、以及这种联系在城市和乡村地区存在的差异。文章最后提出了研究局限及可能的改进方向。
全文分为研究介绍、数据资料收集与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研究讨论、总结五个部分。
1、 研究介绍
文章首先通过文献整理，对研究背景、现有研究不足和其研究目标进行阐述。前期研究表明：定期的体力活动赋予健康许多益处，包括减少某些慢性疾病、肥胖和某些癌症的风险。另有数据显示，久坐不利健康；但更久坐的生活方式（缺乏体力活动和长时间坐着）在很多国家非常普遍，包括美国、日本。体力活动和久坐行为的生态学模型指出了人们周围建成环境在塑造其日常行动中的重要性，例如住宅密度、土地使用构成、交叉口密度、街道连通性和净零售面积比率等与活动行为相关联。但是，现有研究在两个重要方面存在限制：一是相关研究在非西方国家研究甚少，且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建成环境特征；二是大多数相关研究在城市或郊区进行，缺少对于乡村的街道布局与出行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因此，本文有两个研究目标：①研究在日本背景下街道布局与步行和久坐行为的关联程度；②街道布局与这些行为之间的联系是否在城乡之间存在差异。
2、 数据资料收集与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本研究使用日本健康建筑环境（HEBEJ）项目的断面调查数据。数据样本为2011年居住在练马区（Nerima Ward）（市区）和鹿沼市（Kanuma City）（农村地区）的1076名中老年居民。调研中结果包括6个步行行为和2个久坐行为。步行行为：基于步行目的，将步行行为分为通勤型步行、办事型步行和锻炼型步行。再基于上述三种步行类型，调查参与者是否报告了每次步行，以及是否通过步行达到关于体力活动的建议（至少每周150min），最终得到6个步行行为结果。两个久坐的行为结果，包括一周内是否观看电视时长大于2h、驾驶的时间是否大于1h。调研中暴露（exposures）包括两种街道布局表征：交叉口密度和街道整合度。交叉点密度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来计算，即参与者的住宅地址800m半径缓冲区内每公顷的三岔路口或多岔路口的总数。街道整合度是用空间句法计算每个参与者的住宅位置1 km半径缓冲区内的平均积分。同时纳入了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参与者的年龄，性别，就业状况，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收入。
统计学分析：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其中6个步行行为结果和2个久坐行为结果作为因变量，街道布局表征作为自变量，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为协变量。使用逻辑回归分析来检验街道布局与特定目的步行和久坐行为之间的关联。最后根据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回归模型进行调整。
3、 研究结果
对于总体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当交互影响显著时对城市或乡村样本分别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和乡村的平均街道整合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整合度远高于乡村。交叉口密度和街道整合程度高度正相关。同时，交叉口密度和街道整合得分的增加，会带来通勤型步行、满足体力活动要求的通勤型步行、办事型步行的几率增加，以及汽车驾驶的几率减少。而锻炼型步行、电视观看时间、满足体力活动建议要求的办事型步行和锻炼型步行则与街道布局指标无关。居住地区类型（城市/乡村）与交叉口密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办事型步行和观看电视时长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练马区（市区），办事型步行与交叉口密度显著正相关；在鹿沼市（乡村），电视收看时间与交叉口密度显著正相关。居住地区类型和街道整合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通勤型步行和观看电视时长也有意义；在鹿沼市（乡村），通勤型步行和电视观看时长与整合度呈正相关。
4、 讨论
街道布局与步行行为关系：分析本研究结果及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的一致性，证实连接良好的街道布局与更多与交通有关的步行(通勤型和办事型步行、满足体力活动建议要求的通勤型步行)有关。 同时证实，街道布局和锻炼型步行之间没有关系。因此，这项研究证明高街道连通性对于社区健康重要，使居民不仅参与更多的步行活动，而且可以减少驾驶行为。
城乡差异：街道布局方式对步行和久坐行为的影响在城乡之间会有所不同。研究发现交叉口密度与办事型步行只在城市地区相关，而街道整合度与通勤型步行只在乡村地区相关。街道布局方式和步行之间的关联性，在城市与乡村地区产生不同的一个潜在原因可能是建成环境对步行的影响是非线性关系。同时研究结果表明，街道布局方式在城市的影响比在乡村大，街道布局方式与步行行为不是正相关，而是可能存在一个最佳水平。在亚洲城市范围内的进一步研究可能能够确定街道连通性的最佳水平，以促进主动出行行为。这一部分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与分层样本相比，整体样本有更显著的相关性。可能是由于城乡结合的街道布局方式存在更大的方差。这表明，在关于积极行为的建成环境测度上，简单看一个地点（城市/乡村），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方差。
研究局限：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使用自我报告的步行和久坐行为数据，可能受制于回忆偏倚和社会需求偏倚；因而需要进一步的纵向研究以确认这些结果。在测算方法上，本研究中亦包括行人无法进入的街道，只用一个缓冲区统计每个街道的布局方式。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行人网络”和多种缓冲区大小来计算街道网络值。
5、 总结
以前西方国家关于街道连通性与出行行为关联的研究结果也适用于日本。亚洲国家关于建成环境属性与主动行为和久坐行为的关联性的进一步研究，对于指导城市设计活动以促进积极的生活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 KOOHSARI M J, SUGIYAMA T, SHIBATA A, et al. Associations of street layout with walking and sedentary behaviors in an urban and a rural area of Japan[J]. Health & Place, 2017,45: 46-49.
（供稿：蒋放芳，孙文尧）
德国柏林城市绿地空间对健康的影响：实证发现和对城市规划的启示
本文探讨了德国柏林的城市绿地（urban green space，UGS）对自我评价健康（self-reported health，SRH）的影响。作者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获取的土地利用中的城市绿地数据，计算874名受访者的位置与最近的绿地边缘的空间距离和以受访者位置为中心250m缓冲区范围内城市绿地的覆盖率。以这些数据作为衡量居民享用城市绿地的代理指标，纳入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减少与绿地的距离和增加缓冲区绿地覆盖率，对自我报告健康具有显著积极的影响。更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当缓冲区的绿地覆盖率小于2.5%或至最近绿地边缘的距离大于200m时，对自我报告健康产生显著负面的影响。根据这些发现，作者从柏林的447规划管理单元（planning units）中识别出437个对自我报告健康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单元。该结果为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规划者在以健康为导向的城市绿地的合理供给与布局过程中提供了有效策略。全文分为研究介绍、数据资料收集与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研究讨论、总结五个部分。
1、 研究介绍
文章首先在文献的整理和总结的基础上，明确了城市绿地空间对精神和身体健康具有积极作用。增加居民接触绿地空间的机会，可以改善居民对健康的自我评价，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儿童哮喘发病率、手术愈合时间、肥胖可能性，以及死亡率并增加寿命，同时对降低精神压力、减少心里痛苦、解决心理健康问题有一定的帮助。然而现有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其一，评估绿化覆盖率的高低对自我评价健康的影响研究并没有解决城市绿地空间是否在居住地附近的问题；其二，现有的关于城市绿地空间对自我评价健康的影响分析研究中，没有区分居住与城市绿地的不同临近范围对健康的影响差异。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文章的研究目标为：①调查居住地临近的城市绿地空间对自我评价健康的影响；②通过分析居住地与临近的城市绿地空间的距离对自我评价健康的影响，确定柏林城市绿地供应不足的规划管理单元。
2、 数据资料收集与研究方法
文章以柏林城市为研究范围。数据收集上，一方面通过网上的在线调查，随机选择了874名受访者作为调查样本。对受访者的调查包括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如年龄、性别和就业状况)和自我评价健康等问题，并获取了受访者的空间位置；另一方面，作者使用了欧洲环境署提供的2012年城市土地利用的横断面数据，提取了其中“城市绿化区（Green Urban Areas, GUA）”类别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通过GIS空间分析工具，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同时回归模型中包含了社会经济和人口统计方面的控制变量(如年龄、性别、就业状况)。研究发现对自我评价健康产生显著相关影响的两个与城市绿地相关的环境变量：①受访者与临近的绿地空间边缘的最近距离；②受访者周边250m缓冲区范围内的绿化覆盖率。
3、 研究结果
在两个环境变量中，与城市绿地空间的距离对自我评价健康有显著的负相关影响，缓冲区绿化覆盖率则对自我评价健康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城市绿地的距离大于或等于200m时，对自我评价健康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距离在100m以下和100-200m这两个距离区间则对自我评价健康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而在样本中发现当缓冲区绿化覆盖率不足2.5%时，则自我评价健康显著减少；当在最大的绿化覆盖范围内，绿化覆盖率在2.5%至15%之间，对自我评价健康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影响。同时，在进入回归模型的数据统计的控制变量中，年龄、失业和残疾对自我评价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家庭收入则对自我评价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
这一研究结果落实在柏林绿地空间分析上，结果显示：在柏林的447个规划管理单元中，有437个单元(97.8%)存在距离临近绿地大于200m的情况。同时有112个规划管理单元（25.1%）存在缓冲区绿化覆盖率少于2.5%的情况。总体来说，共有437个规划管理单元，显示出在距离临近绿地和缓冲区绿化覆盖率两个指标上对自我评价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
4、 研究讨论
这项研究证明了自我评价健康和城市绿地空间的关系。与城市绿地空间的最短距离和缓冲区绿化覆盖率这两个环境变量都对自我评价健康有显著的影响。当最短距离大于200m和缓冲区绿地覆盖率不足2.5%时，自我评价健康显著降低。而当受访者距离最近的城市绿地空间距离小于100m和100m至200m之间时，对自我评价健康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现象可以被描述为城市绿地空间与自我评价健康的高原效应（平曲线关系），这也意味着，盲目增加对城市绿地空间的临近性并不会对健康产生额外的积极影响。
在处理样本的子项特点时，研究发现减少与城市绿地空间的最短距离或增加缓冲区绿化覆盖率时，女性和儿童受访者受益更为明显。与整个样本相比，相对年轻的受访者在减少与城市绿地空间的最短距离对自我评价健康的影响上显著相关，而在缓冲区绿化覆盖率的影响上不显著。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收入相对较低的受访者样本中。可能解释为，对相对较年轻和贫穷的受访者来说，与公园的距离较近要比公园的高覆盖率更能够提高他们对公园的使用频率，对自我评价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从空间上看，柏林几乎所有的规划单元中都存在距离临近的绿地大于200m的情况存在，而绿化覆盖率小于2.5%的规划管理单元较少。约有20%的柏林人口生活在绿化覆盖率低于2.5%的规划管理单元，而2.5%是绿化覆盖率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的最低标准。
5、 总结
在关于城市绿地空间对自我评价健康的积极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城市绿地空间范围上，本次研究为政策制定和城市规划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基于研究发现，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规划者制定改善健康的绿地规划策略。
尽管这项研究给关于城市绿地对健康影响的现有文献做出了贡献，但是城市绿地对健康的影响程度与方式依然有进一步的研究的潜力。迄今为止，对于本次研究中观察结果的因果关系仍然存在研究的空白。诸如城市绿地的结构或生态属性对人类健康的环境质量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人所知。文章认为，基于地理空间技术和数据来源的更新和持续的定性定量的改进，基于土地利用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空间分析是一个很有前景的 研究领域。
来源: COPPEL G, WÜSTEMANN H. The impact of urban green space on health in Berlin, Germany: empirical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for urban planning[J]. 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 2017, 167: 410-418.
（供稿：潘洁燕、孙文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