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城市气候适应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居民对于气候变化和绿色基础设施的观点如何影响适应性偏好？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很多城市提出了气候适应性策略，其中的一个途径是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如建造覆盖植被的排水沟来解决洪涝问题，或为了降低热岛效应，在街景中增加绿地以创造更加舒适的城市环境。虽然人们日益认同绿色基础设施的细致设计和实施有助于适应气候变化，但公众是否支持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却仍然未知。本文采用面对面访谈居民的方法，了解他们对气候影响的观念和关注程度、对绿色基础设施益处的理解以及对绿色基础设施策略的偏好和支付意愿，解析城市气候适应性绿色基础设施的社会文化价值。
作者选择位于荷兰鹿特丹Meuse河以南的低社会经济阶层街区Tarwewijk以及位于Meuse河北面的中产阶级街区Kralingen-West作为研究范围。这两个街区的住宅类型相似但绿色基础设施特征截然不同。与城市中其他街区相关比，前者只有少量绿色基础设施，而后者的绿色基础设施处于城市中等发展水平。研究团队在2014年8-9月，对两个街区公寓楼、老龄住宅、行列式住宅和独立式住宅各100位居民进行上门访谈，访谈人数约占两个街区居住人口的25%。访谈问卷包含了5个部分共26个问题辅以两个图片表格。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别询问受访者对微气候和洪涝这两个城市气候变化核心问题的认知和关注度；第三部分采用典型绿色基础设施图片，邀请受访者对不同绿色基础设施类型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第四部分则请受访者根据照片确定对绿色基础设施气候适应性策略的偏好；第五部分评估居民每年愿意为新建绿色基础设施策略所支付的税款意愿。
研究结果显示：59%-68%的受访者认知城市气候的影响。女性比男性对微气候环境的影响更敏感，而对洪涝影响的敏感度则与教育水平高低有关。受访者指出几乎没有风流动的硬质场地如购物街、城市中心和居民住宅，是感知气温变化最明显的场所，而道路、广场和停车场被认为是最容易发生洪涝问题之地。
受访者不完全承认绿色基础设施具有减缓当地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对人的健康和福祉有更直接影响的生态系统服务如休闲和空气净化服务的得分最高。休闲被认为是除绿色屋顶以外所有类型绿色基础设施所能提供的最重要生态系统服务。防洪整体上是绿色基础设施的第二重要益处，但对于公园、绿色屋顶和绿带这三类绿色基础设施而言排序第一。空气净化被认为是林地和行道树所能提供的最大生态系统服务。受访者们很少认同降温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对于绿色屋顶而言，这是它能提供的第二重要服务。碳储存尤其是交通噪声减缓的得分较低。交通噪声减缓被认为是每一项绿色基础设施类型所提供的最不重要服务。
受访者表现出对绿色基础设施不同的偏好，在住宅尺度上花园是最受欢迎的策略，其次是绿色屋顶，绿墙得分较低可能源于人们觉得它相对陌生并担心维护成本。绿墙和屋顶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更受欢迎，而花园尤其受到受访者中的父母亲的喜爱。在街道尺度上，人们最喜欢的是在带状草地上种有灌木或乔木的街道。低学历人更喜欢草地，而居住在绿色基础设施较差街道上的人更倾向乔木甚于灌木。很多人偏好将地区广场转变为有乔灌草复层植被的小型口袋公园。最不受欢迎的选项是游乐场或水广场。在城市尺度上，受访者选择运河、乔木而不是带状草地作为主要的策略。对于公园而言，树木繁茂的公园更受欢迎，其次是休闲公园和水景公园。两个受访街区对于绿色基础设施的适应性策略偏好呈现显著差异。绿墙、屋顶、行道树、小型公园、水到和森林公园，在Kralingen-West更受欢迎，而花园、灌木、游乐场、水广场、带状草地和休闲公园在Tarwewijk更受欢迎。这可能因为后者有更多儿童居住，对能够提供休闲活动的绿色基础设施的需求更大，而前者更喜欢自然的绿色基础设施。当居民得知不同绿色基础设施策略的适应能力，他们的喜好会转移到最有效的选择。如在家庭层级，接收到气候适应信息的受访者更青睐绿色屋顶的选项胜于花园或绿墙，而在街区层面，这导致更多的人选择乔木而非灌木或草地。
约2/3的受访者愿意支付新建绿色基础设施的措施，其中大部分认为每年每户支付15欧元税费在可接受范围，但不同绿色基础设施适应能力的信息并没有对人们的支付意愿产生明显作用，支付意愿的差异主要与收入和种族有关。
本研究表明，单纯经济价值的估值无法真正落实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实施，从社会文化价值的角度揭示绿色基础设施气候适宜性设计的偏好和阻碍，对于推动气候适应性策略的落实将是至关重要的有效路径。
来源：DERKZEN M L, TEEFFELEN A J A V, VERBURG P H. Green infrastructure for urban climate adaptation: how do residents’ views on climate impacts and green infrastructure shape adaptation preferenc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 157: 106-130.
欧洲城市绿色空间的可利用性
包含公园、城市森林、住区花园和其他休闲开放空间的城市绿色空间对市民的福祉以及城市的健康运转都具有意义重大。过去20年以来，城市绿色空间的可利用性日益成为规划实践与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欧盟的许多城市采用了绿色空间可利用性的不同指标，有些城市提出了限定城市人均绿色空间下限的阈值，也有一些提出到绿色空间最短距离的建议。然而在整个欧洲层面，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大样本研究。本文将绿色空间的可利用性定义为在居民生活一定范围内的绿地数量，并以德国柏林和荷兰“绿色城市指南”以及英国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自然英国”所采用的500m和300m服务半径作为阈值，从欧盟宏观地理区域和具体案例城市两个层面比较城市绿色空间可利用性差异并分析影响因素，为绿色空间的规划提供建议。
在欧盟层面，作者基于欧盟环境署（EEA）所提供的2006版欧洲城市地图集的土地覆盖数据库，采集27个成员国299个大型城市的数据，为避免空间数据重叠，研究仅限于行政边界内的城市中心区。研究首先提取市中心内2hm2以上的绿色空间(绿地或森林)用地，向外拓展300m与500m距离的缓冲带，叠加以1km2为单元的人口格栅以计算每个格栅的绿色空间缓冲带面积，统计300m或500m距离内可以接触到不少于2hm2绿色空间的人口比例，最终得到人均可利用城市绿色空间的数据分布。在城市层面，研究选取德国柏林与波兰洛兹两座城市作为具体案例，这两座城市分别位于西欧与东欧，从1990年代起都经历过一定的社会经济变革所导致的土地覆盖与土地使用变化。研究采用欧洲城市地图集的土地覆盖数据以及城市内部提供的土地使用数据分别进行分析，以鉴定不同原始数据对于结果的影响，同时也使用500m与300m两个范围阈值，用以检验不同阈值对于最终结果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在欧盟层面，北欧与西欧国家的城市人均绿色空间可利用性较好，超过2/3的人口可以在500m距离范围内接触到绿色空间，而欧洲南部城市普遍数值较低。研究列举了城市绿色空间可利用的人口比例最高和最低的20个城市，比例最高的城市多集中于北欧，如瑞典的于默奥（Ume）和哥德堡，接近100%的人口能在500m范围内接触到绿色空间，而比例最低的城市普遍位于南欧，如马耳他的瓦莱塔（Valetta）和希腊的伊拉克里翁（Irakleioor）和伏洛斯（Volos）。
在两个具体城市案例中，柏林的绿色空间可利用人口比例较高，洛兹人均绿地数值则呈现明显的中部低、边缘高的现象。欧洲城市地图集与城市内部数据库的两套数据对洛茨的研究结果影响差异不大，而对柏林的研究结果产生了显著影响。由于欧洲城市地图集的初始数据中未包含份地花园和墓地的数据，导致2hm2城市绿色空间500m范围内仅能服务柏林68%的人口，而300m范围的服务人口比例仅为30%；如采用柏林市提供的数据，则城市绿色空间500m和300m的服务人口比例分别为82%和59%。
针对研究结果，作者认为，较低的森林覆盖率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岩石地表特征是南欧城市绿色空间可利用性较低的主要原因，此外，地中海城市的紧凑布局使得城市绿地所能利用的空间有限，地中海气候所带来的绿色空间维护成本增加也是原因之一。北欧人均可利用绿色空间的高数值，除了森林资源丰富，更得益于居民的植绿意识。在具体城市层面，柏林的绿色空间可利用性较好，尽管面临着人口增长与财政预算紧缩等压力，柏林仍坚持采取“城市气候发展计划”等绿色空间发展战略，总体上能够坚守可利用绿色空间的最低标准。对于洛兹，城市边缘的居民对于绿色空间的利用程度最好，市中心反而因为环境质量较差而导致人口不断外迁。尽管提升市中心绿色空间的可利用性迫在眉睫，但是资金的缺乏以及管理者间的混乱协作导致绿色空间持续减少。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发现城市绿色空间服务水平的显著差异，推动绿地更为公平地分布，对于避免“绿色悖论（green paradox）”与“生态绅士化（eco-gentrification）”也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此外，文章也指出，绿色空间可利用性的概念不同于实际的可达性，即尽管存在绿色空间，但是否面向公众开放、是否有围栏隔离、以及是否存在安全等问题，都会影响居民是否能够真正接触到绿色空间，更为真实的测算需要对于多种因素的综合研究分析。在城市层面，尽管考虑到一定距离范围内有绿色空间，但过高的人口密度往往导致人均绿地使用很少，因此仍需补充人均绿色空间使用最小阈值等指标。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生态系统更全面的评估，则还需要综合考量绿色空间的实际可达性和使用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等指标。
来源：KABISCH N, STROHBACH M, HAASE D, et al. Urban green space availability in European cities[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6, 70: 586-596.
（供稿：朱明明）
后实证主义微气候城市设计研究评述
“以设计促研究”（Research Through Designing，RTD）是一种在研究过程中主动纳入设计的研究方法。通常，“以设计促研究”对于产生与设计相关的知识例如设计导则或原型而言非常必要。范围广泛的RTD方法包含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t）、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参与性和实用主义。本文通过文献评述展现后实证主义微气候响应性设计研究，分析这类研究中的典型问题：复杂程度、规模、测试方法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探讨微气候改善设计研究中的RTD方法与其他方法之间的差异。
文章首先分析了“设计成果研究”（research into design/research on or about design）、“针对设计的研究”（research for design）和“以设计促研究”（Research Through Designing，RTD或被称之designing as research，research by design）的不同导向，指出RTD要求设计专家的介入并常常由跨专业合作来完成。另一方面，后实证主义的方法依赖于还原论。这涉及确定明确的原因和效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说或猜想，并进行测试。当这些参数被纳入后实证主义的RTD，则要明确定义简化后的一套设计标准或目标。这意味着高度复杂的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需要被简化为更少的参数集，即通过设计过程的数轮迭代（iterations）将复杂系统简化，获得更为满意的设计成果。
文章首先回顾了在城市表面粗糙度亚层上采用物理测量和数值模拟等定量方法的研究文献，利用Scopus数据库搜索文章、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与城市微气候相关的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领域学术期刊论文，大尺度（Coarser scales）城市气候研究由于不能通过设计干预产生实质影响而被排除在外。文献检索得到36篇研究与设计相结合的学术论文，都对城市微气候的响应式设计产生新知识。这些研究涵盖了公园树木的小尺度一直到街区的更大尺度城市微气候，也展现了不同层次的复杂性。其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差异。一些研究使用1:1实物模型或比例模型等物理模型，通过真实天气状况或风洞的测量来测试模型的性能。其他2/3研究则采用计算机数值模拟。
分析这些文献研究的复杂程度、空间尺度和测试方法的关系，可以发现：复杂程度和测试方法，由于不同模拟类型而呈现显著差异。在极小尺度上，2项研究应对低复杂度和4项研究针对中等复杂度。在小尺度上，6项研究针对低复杂度而另6项针对中等复杂度。在中观尺度上，4项研究中处理低复杂度1项针对中复杂度。在大尺度，2项研究处理低复杂度，5项针对中复杂度，另2项应对高复杂度。约一半的低复杂度研究采用物理模型和测量而另一半采用数值模拟。中复杂度的研究中有一些采用比例模型和测量，更多采用数值模拟。更高复杂度的2项研究都采用了计算机模拟测试。最常使用的计算机模拟工具是ENVI-met。
多项研究同时针对多种设计选项，但根据TOTE（试验→操作→测试→退出）模型，只有3项研究包含了旨在提高设计成果性能的迭代和测试循环作为研究过程。这些迭代所涉及的初步测试（preliminary tests）和排除策略（exclusion strategies）帮助确定了优先事项，减少了可能解决方案的数量。3项采用迭代的研究都使用了环境模拟作为测试方法，这似乎意味着模拟比物理模型和纵向测量更具备迭代性质，更容易迅速改变空间设计的研究结果。
其他文献的研究产生可以被用于设计的实证知识，因此可被视为“针对设计的研究”，而另一些没有包含设计迭代的研究提出不同设计解决方案的结合。这揭示了“以设计促研究”和“针对设计的研究”之间的逐渐转变。
文章最后指出，小尺度和低复杂度研究的成果，可以被普适化为设计指南或原型。而当设计问题的尺度和复杂程度提高时，有必要在研究和设计过程中进行更多迭代。当设计议题超越功能或物理问题的考虑，则需要与其他类型的“以设计促研究”法（如构成主义和参与性）结合。
来源：LENZHOLZER S, BROWN R D.Post-positivist microclimatic urban design research: a review[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6,153: 11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