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之后：规划实施成效的评价方法

作者开宗明义，指出长期以来，规划研究者们在如何获知规划目标是否实现这个方面缺乏开展实证分析的专业能力，因此，规划师们需要构建一种超越现有知识结构局限的新评价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能够了解规划成功实施的程度如何，规划的哪些方面失败了，哪些方面实现了目标，及如何运用实证分析去进行调查研究。

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演示如何在规划成功与否的实证评价中进行定量分析的。作者从“公共设施选址”这一具体问题入手，论证了一种定量规划评价方法。该方法通过对比规划方案中的设施分布与规划实施后设施的实际分布，判断规划方案中的设施分布在规划实施后是否受到了影响。其关键点是评价规划和规划实施后两种情况下，公共设施与人口子群（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特征界定）之间的空间关系（即可达性）是如何变化的。

作者选择了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洛市的公园设施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了四种可达性测度模型，计算出不同模型下的可达性结果，并运用单、双因子分析及空间多元回归方法，分析设施可达性与人口子群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得出结论规划实施成功与否可以用定量方法进行测度。

全文可以分为研究思路、实证模型构建、案例研究、研究结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研究的背景和研究的方法论。

作者首先对现存规划评价方法进行了总述，指出对规划实施的评价方法及案例极少。同时，一些规划实施评价方法过于主观，而且缺乏实证研究，提出对于规划评价方法的严谨性在方法论及实证研究上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接着作者论述了本研究的方法论。研究方法的核心是消费者与资源的空间关系，具体分析内容包括：对规划的设施（公园）和居民的空间联系对规划实施后两者实际空间联系产生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对比规划目标与规划实施后两种情况下各类人群的公共设施可达性。这种方法避免了仅通过比较规划实施与规划蓝图的不同得出规划评价。同时，这种方法通过对消费者和资源的空间关系进行重新定义，可适用于规划其他方面的评价。

选取公园作为实证研究对象，难点是如何确定公平性，不足之处是排除了市场和私人决策的不确定性影响。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具体分析技术、可达性测度方法，以及方法存在问题与局限性。

分析技术包括可达性评价的三个方法。第一，单因子分析。对比分析规划目标和规划实施后的设施访问数据变化。第二，双变量分析。对比规划目标和规划实施后某两个变量的关系变化。这里包括非空间性变量，即访问量和社会经济特征，两者变化关系用散点图评价；空间性变量，即地图变量评价，在本研究中指的是地块人口统计特征与设施访问分值，并把关系分布结果进行图示化。第三，空间多元回归分析。把规划期末每个地块的可达性作为因变量，分析其与规划目标可达性、规划前现状可达性及其他社会经济特征变量的相关关系。

对于可达性测度，作者用了四种不同的可达性测度方法来对公共设施的可达性进行测度，分别为重力模型法、覆盖测度法、出行成本法和公平法。其中，重力模型法是基于物理学的引力原理，分析地块与不同设施之间的作用关系计算设施可达性，数值越高，可达性越好；覆盖测度法是基于出行半径，分析地块一定出行临界距离内所能覆盖的设施面积，数值越高，可达性越好；出行成本法是基于成本最小化原理计算设施可达性，数值越低，可达性越好。公平法是通过简单计算所有地块与相邻最近设施之间距离的最小值，描述公平条件下的设施可达性。

研究分别根据规划方案设施、规划前现状设施及规划实施后设施的位置情况，分别用四种可达性测度方法进行计算，得出三组（一组四个）可达性结果。

最后研究对评价方法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复杂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不确定性问题，作者假设城市增长是基于历史趋势的外推，且相对稳定，这样分析数据才有可比性。对于复杂性问题，作者承认规划目标与规划结果之间的逻辑很难解释，但对于规划与结果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仍可理清，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复杂的因果关系，从而简化研究工作。

第三部分主要以普韦布洛城市的公园设施选址为例，展开实证研究。

作者选择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洛城市作为案例，演示文中讨论的评价方法。普韦布洛是科罗拉多东部的一座城市，其人口已经突破10万。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普韦布洛城市已经没有人口增长。1980年到1990年之间，城市还出现了轻微的人口外流。

评价包括三个节点，即规划前现状（1966）、规划目标（1990）、实施结果（1990）。公园数据信息从1969年普韦布洛总体规划中的停车、娱乐和美化专项报告、1990年普韦布洛休闲娱乐活动和设施指引中获取。地块的社会人口经济属性基于1970年和1990年的普查数据，共有1300个地块。

研究从公园可达性测度分析开始。首先应用重力模型法计算规划目标和规划实施后的可达性分布，计算结果分为四个等级，并形成两张可达性分布图，发现规划目标可达性与规划实施后的实际可达性在空间分布上并不吻合。

接着研究应用了覆盖测度法，对比规划前现状（1966）、规划目标（1990）、实施结果（1990）的公园访问值（统计每个地块1英里半径内，随距离变化所覆盖的公园面积），同时，对比三者之间访问值的线性关系，从直方图、散点图上可知1966年现状和1990年的实际公园访问值分布情况高度相关。对于这些相关性分析，研究考虑了地块自身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地块1990年社会人口经济变量（研究选取人口数、自有住房、租赁住房、单亲家庭、房屋价值、房间数量）的公园访问值进行了归类统计，研究结果分为高值、低值两个组，发现其中哪些变量与访问值高低有关。

在人口与可达性关系分析中，研究通过人口数量分布与重力模型分析的可达性结果进行对比，发现南部一个中心邻里单元人口数量高。但实际可达性显示，规划方案试图提升该地区访问数量的意图并没有实现。

在公园可达性变化分析中，研究通过分析规划方案预期访问量相对于规划时现状的访问量变化，以及实际访问量（1990）相对于规划时现状访问量变化，分析出区域地块可达性变化程度，并结合社会经济变量对这些变化的可能原因进行深度讨论。

在空间回归分析中，研究以1990年可达性作为因变量，1966年现状可达性、规划目标可达性、1990年社会人口经济特征作为自变量，分别对应四个可达性测度方法结果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①回归结果不能作为判断规划实施成功与否的绝对标准；②相对规划目标可达性，1966年现状可达性变量对1990年实际访问情况更具有解释力；③规划目标访问值只有在公平模型中较为显著，而在其他三种可达性测度模型中没有显著性；④四个可达性测度方法作为一种规划实施分析是可行的。

第四部分主要对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相关建议。主要结论有三点：①空间单变量和双变量分析可以揭示规划在哪些邻里得以有效实施；②空间回归分析揭示不仅规划可以作为一个自变量，而且社会经济影响程度对实际可达性也具有解释力；③这些分析技术对于不同城市不同类型的规划都有应用价值。

最后，该研究建议应把规划编制与规划结果进行动态关联，形成系统性的动态评价，同时，应把这种评价方法整合到规划编制过程中，避免基于静态和蓝图式的规划思维。

来源：TALEN E. After the plans: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success of plans[J].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1996，16: 79-91.

（供稿：刘仲宇）

创意城市中的价值斗争:斯托克斯克罗夫特共和国?

斯托克斯克罗夫特位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市。在过去10年间，斯托克斯克罗夫特从一个衰败的社区发展成为以涂鸦和音乐文化闻名的创意社区。社区组织斯托克斯克罗夫特共和国（PRCS）在建立社区文化品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1年斯托克斯克罗夫特因新建特斯科超市而引发了市民暴动，暴动及之后的一系列斗争对整个创意社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次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关注斯托克斯克罗夫特是如何在政府和投资者都失去信心的情况下，通过创意产业来完成社区复兴的。其次是讨论房地产开发商所代表的资本力量和当地居民结成的公共联盟之间的斗争。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对创意产业发展和城市复兴进行简要介绍。在常规的城市复兴过程中，地方创意文化发展吸引了全球资本投资，资本通过“艺术寻租”的方式创造经济价值。然而，在斯托克斯克罗夫特的复兴中，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不仅在文化生产领域而是对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部分，作者介绍了价值斗争的概念。通过价值斗争指出公共联盟和替代价值实践在对抗资本入侵中的必要性。研究分析了资本榨取社区创造的价值的方法和过程，以及由此推动的替代价值实践。替代价值实践会保护和培育社区公共生活，并形成公共联盟以对抗资本价值的收刮掠取。

在第三部分，作者对斯托克斯克罗夫特从2011年至今发生的价值斗争进行分析, 并讨论了如何抵制绅士化运动以及资本艺术寻租行为。

研究方法方面，作者受到集体主义理论的启发决定采用多元参与性研究方法。通过在社区举行多次非正式谈话会并参与社区组织的重大活动，作者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展示给当地的居民、艺术家和组织机构，并和他们一起讨论在斯托克斯克罗夫特发生的变化和复兴。

本次研究抓取了两个典型事件进行分析。其中，第一个是由斯托克斯克罗夫特共和国领导的对特斯科超市的抵制运动。

超市从2009年开始建造，位于切尔滕纳姆街，靠近斯托克斯克罗夫特地区。当地居民担心超市会对整个地区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并对规划审批过程绕过公共咨询表示不满。因此在2009年，社区组织发起了“不要特斯科运动”，很快这个运动就得到了大部分居民以及当地创意文化工作者的支持。抵制运动最初占据了建筑以阻挠建筑施工，后来变成对超市的联合抵制，并在2011年洗劫超市的暴动中达到了高潮。

相比于价值斗争体现之一的暴乱，作者更关注为对抗特斯科超市而开启的“可替代超市”运动。该运动是“不要特斯科运动”的后续，计划建成一个人民超市，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廉价、本地化的食物以抵抗特斯科超市的资本入侵。

虽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人民超市没能实现。但本次抵抗运动影响了很多其他地方组织。很多和食物相关的社区组织陆续出现，包括新黎明食物运输以及社区食堂。在作者看来，这些都是价值斗争的成果。一个新的创意阶层产生了，他们不只是关注文化生产，同时促进了社会再生产。

第二个事件是对衰败建筑威斯特摩兰大楼的更新改建过程。

威斯特摩兰大楼是一个废弃的建筑，因为衰败的形象而使得周围社区环境品质受到影响。政府决心对这栋建筑进行重新开发，并通过公共咨询会议向社区民众征求改造意见，目的是最后能形成一系列开发商必须遵守的开发准则。

斯托克斯克罗夫特共和国和很多居民在公共咨询会上表示，希望由政府出面将这个建筑收购，经改造后供社区使用。这样可以限制资本的艺术寻租行为，防止开发商从房价上涨中获取整个地方创造的财富。但最后市政府还是决定要引入一家非盈利性的房产开发商对建筑进行再开发，而社区将作为第三方参与市政府和开发商的讨论。市政府这么做是首先是考虑到财政资源有限，打算从开发商手中收回部分赎买建筑所有权的花费。其次，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市政府认为离开资本运作就无法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最后考虑社区居民对资本入侵的担心，选择这家非盈利企业可以尽量缓解民众的敌对情绪。这从价值斗争的角度可以认为是公共联盟的一个小胜利，尽管没能将这栋建筑完全公有化。

同第一个事件一样，围绕威斯特摩兰的价值斗争也影响了其他组织。社区电影院“立方体”在2012年租期到期，当地组织发起了基金募集活动，计划收购这个建筑将它改造成为整个社区服务的公共建筑。

通过斯托克斯克罗夫特的两个典型案例分析，作者论证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复兴的复杂性，以及围绕城市文化和空间展开价值斗争的意义。

首先，斯托克斯克罗夫特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创意产业发展案例。一方面，斯托克斯克罗夫特共和国努力将该地区打造成为文化区域，却最后落入被外来资本所利用成为了艺术寻租的空间，比如特斯科超市。另一方面，案例也展示了斯托克斯克罗夫特的居民没有屈从于资本的安排，而是展开了替代价值实践来进行斗争。

第二，斯托克斯克罗夫特的案例也展示出了价值斗争对社区发展和社会再生产的意义。社区组织如斯托克斯克罗夫特共和国为了促进艺术产业发展而对该地区进行品牌建设，但遇到了外来资本入侵，社区开始组织政治运动来抵抗，后来逐渐将价值斗争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即便当某一个组织在斗争中失败后，比如最终未能实现的人民超市，斗争最还是会继续进行替代价值实践，比如随后出现的新黎明运输和社区食堂等组织。

最后，作者认为尽管斯托克斯克罗夫特共和国努力创造了一个公共抵制环境，保证了社区创意文化环境不受绅士化破坏并进行了社会再生产活动，但需要注意公共联盟同样存在被资本控制的危险。斯托克斯克罗夫特的社区组织似乎已经注意到这些危险，积极的限制资本对公共联盟的控制。

总的来说，本文扩展了之前的研究，论述了价值斗争和替代价值实践的意义。研究对文化在城市复兴中的功能提出了新的见解，并在之前创意产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文化从业者形成社区公共联盟的观点。

来源：FRENZEL F, BEVERUNGEN A.  Value struggles in the creative city: a People's Republic of Stokes Croft[J]? Urban Studies , 2015,52:1020-1036.

（供稿：邱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