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与发展》期刊专刊——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基础设施

以城市公园、森林、行道树、屋顶绿化、花园为代表的绿色基础设施，因其承载城市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性以及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价值，在城镇化发展中至关重要，在近20年的研究中向来被视为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探讨其作为城市绿地组成部分的人类感知和教育价值，或人们通过城市园艺所获取得的社会价值，而只有少量文献谈论其在城市发展中的休闲服务功能。在一些区域层级的案例中，设计师通常更关注于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的理论原则和政府的要求，而忽视生态学和地理学视角的技术支撑。因此，有必要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追求目标，拓展整合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功能、生态系统服务以及规划设计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鉴于此，2013年7月25-27日，首届城市生态学协会全球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来自30个国家的210多位与会嘉宾参加大会，在大会期间举办了以“城市绿色空间和城市发展——多功能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研讨会。《城市规划与发展》期刊从此次研讨会中选取了14篇论文，从“人类对于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感知和使用”、“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分析和评估方法”、“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管理”四个领域，以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德国、波兰、南非、美国等地涵盖从区域到场地各个空间层级的案例，探讨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与理论背景、应用技术方法与管理机制。

“人类对于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感知和使用”领域收录了基于访谈研究的两篇论文。Guida Johnson等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污染流域居民的环境感知（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mong Residents of a Polluted Watershed in Buenos Aires）》一文，探讨了沿阿根廷Matanza-Riachuelo河流域居住的居民如何感知他们当前的状况以及如何设想潜在的改善方向。该项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感知通常由他们所看到或闻到的内容所决定。他们在流域中所处的区位、离开水道的距离以及性别也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大多数受访者并没有意识到溪流的休闲用途，但他们有改善溪流游憩功能的期望。研究提出地方政府应在考虑确保环境保护的意见和态度之间采取不同策略，并通过城市规划强化生态系统服务。

Jürgen H. Breuste和Martina Artmann的《份地花园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奥地利萨尔茨堡的案例研究（Allotment Gardens Contribute to Urban Ecosystem Service: Case Study Salzburg, Austria）》，展示了社区份地花园作为城市绿地重要组成部分所提供的休闲和自然体验服务。该研究对4个份地花园联盟的156位份地园丁进行了访谈，检验了城市份地花园如何贡献生态系统服务。研究通过停留频率和持续时间揭示了份地花园的高度集约利用。除了休闲和休憩，人们使用份地花园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与自然连通，可以让人们从高压的城市生活中解脱出来。随着休闲和自然体验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传统的份地食品生产的功能正在不断下降。基于份地所提供的一系列生态系统服务，城市规划师和城市管理者应注意份地花园在城市规划中的价值。

“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分析和评估方法”板块主要讨论评估绿色基础设施的空间模式及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合理方法，共收录了4篇论文。Andrzej Dlugonski and Marek Szumanski的《波兰罗兹的绿色基础设施分析（Analysis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in Lodz, Poland）》，通过提取绿色基础设施的结构要素及其与不同城区密切关联的功能多样性，聚焦波兰罗兹绿色基础设施的识别和多样性的配置，从而为城市规划尤其是建模和决策过程提出了一种识别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空间结构的可靠方法。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李伟峰副研究员等所著的《土地使用对城市绿地分布的显著影响：中国上海案例研究（Land Use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Case Study of Shanghai, China）》则研究了城市绿地分布与人类活动在不同尺度上的联动，通过考察上海中心城区中的新住区、旧住区、别墅区、工业区和行政区五种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绿地成分和结构变化，揭示了城市尺度的绿地覆盖率及其配置会随着土地使用用途的变化而改变，其变量与人类活动空间的变化相一致，这一研究结果强调了绿色空间规划和管理的人为影响。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程晓云等人所著的《公园规模及其周边城市景观模式对公园冷却效应的影响（Influence of Park Size and Its Surrounding Urban Landscape Patterns on the Park Cooling Effect）》中，作者研究了上海的39个公园，揭示了公园规模及其冷却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公园的地表温度（LST）与公园的规模呈现对数负相关，大型公园的冷却效率并不比小公园来得高，另外围绕公园的等级和景观层次的模式也会影响冷却效果。这一研究结果对景观和城市规划都很有价值。

Nina Schwarz和Ameur M. Manceur的《欧洲城市形态对地表热岛效应的分析研究（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Urban Forms on Surface Urban Heat Islands in Europe）》，选择了274个欧洲大型城区，检验城市结构与空间形态等城市形态如何影响城市地表热岛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形态对地表热岛效应的影响取决于量化地表热岛效应的方式。建成区和森林比例的增加都会增加地表热岛效应。因此，致力于减缓地表热岛效应的空间规划应当考虑能够真正增加平均温度的景观要素。

“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板块同样以4篇论文，对绿色基础设施的供应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等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进行了探讨。

中国地质大学谢苗苗等人的《城市绿地连通性的动力与温度调节功能（Dynamics and Temperature Regulation Function of Urban Green Connectivity）》，以深圳1986-2010年的案例研究，分析了城市绿地连通性的动力及其调节气候的能力。研究结果表明温度调节的潜力依赖于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及其变化的模式，城市建成模式的贯通能维持热环境的稳定并为人们提供舒适度。这对于通过绿廊道来规划绿地基础设施建设，并在周边较大的绿地中嵌入密集建成区提供了依据。

Aisa Henseke和Jürgen H. Breuste的《气候变化敏感居住区及其通过城市绿地变化的适应能力：奥地利林茨的案例研究（Climate-Change Sensitive Residential Areas and Their Adaptation Capacities by Urban Green Changes: Case Study of Linz, Austria）》，针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所面临一系列与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挑战，以奥地利林茨对热敏感的老年群体为例，考察了气候变化在居住区的敏感性及其适应能力。为了限制气候变化对城市居民的负面影响，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由对气候敏感的居民所居住的高密度城市形态，应当首先以气候适应性为目标进行识别和管理，随后基于敏感群体的感知来确定绿色基础设施的发展潜力，提出气候适应性策略。研究结果显示了气候变化的本地效果和全球效果的信息缺失，地方规划机构仍未发挥充分作用。

Juliane Mathey等人的《棕地作为在城区实施生态系统服务的绿色基础设施要素（Brownfields As an Element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for Implementing Ecosystem Services into Urban Areas）》一文，将棕地作为具有生态系统服务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元素。在萎缩城市中，重新在城市中整合棕地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该篇文章根据欧洲的经验，展示了棕地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潜力——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栖息地服务、调节小气候、适应气候变化以及促进健康城市环境的休闲功能。

Christine C. Rega、Charles H. Nilon、Paige S. Warren的《与小型城市绿地相关的鸟类丰富度模式（Avian Abundance Patterns in Relation to the Distribution of Small Urban Greenspaces）》，指出以邻里公园和私人花园为代表的小尺度城市绿地，往往被低估了它们所能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大部分的研究针对公共土地，但实际上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2/3却是私人土地。该文通过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4种常见鸣禽物种在不同土地使用类型中的分布和丰富度的分析，明确揭示了小型私人绿地作为栖息地并为城市生物多样性服务的巨大潜力。研究采用丰富度建模来确定何种土地覆盖类型最能预示每个鸟种的物种丰富度数值，结果表明，小型的公共公园和空地是不同物种的首选，对于城市生物多样性都很重要。

虽然对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积极影响的研究较为广泛，但规划中的保护和整合管理仍然充满挑战，因而“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管理”板块通过4篇论文探讨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管理模式。

传统文献将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系统服务分为文化、调节、供应和支持服务。Christina A. Breed等人的《景观设计师在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平衡路径中的角色（Role of Landscape Designers in Promoting a Balanced Approach to Green Infrastructure）》，通过回顾分析2004年以来9年间刊登在南非三本行业著名杂志上的设计项目，研究当前景观设计实践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景观设计从业者认为文化和调节服务比供应及支持服务更重要。这种价值趋向，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法、评级系统和奖励制度所驱动。作者建议采用实现价值观变革的奖励体系，以重新定位价值观、促进绿色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服务的平衡包容性为目标。景观设计师可以在改变绿色基础设施质量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帮助本地居民（重新）与自然连接。

Martina Artmann和Jürgen Breuste的《为了居民建造的城市和由居民建造的城市：德国城市居民严重的土壤硬化管理（Cities Built for and by Residents: Soil Sealing Management in the Eyes of Urban Dwellers in Germany）》，强调了城镇居民可以在管理城市土壤硬化和城市绿地中的重要作用。该文认为，城镇居民通过选择在城市中如何居住、住在哪里以及减少建筑的硬化表面或增加绿化表面，可以对城市绿地和灰地产生影响。通过德国两个城市的一项网上调查，作者指出信息在对居民减少场地的土壤硬化并促进紧凑城市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结论显示，即便在高度硬化的市中心，城市决策者都有责任通过确保高生活品质和减少机动化交通来实现紧凑城市。为了保证较多的居民接受紧凑城市，该研究提出根据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考虑建成环境质量的重要性和满意度，施行硬化梯度策略。

中国农业大学常青等人《基于形态空间格局分析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管理方法中国：龙岗的案例研究（MSPA-Based Urban Green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pproach for Urban Sustainability: Case Study of Longgang in China）》，建立了在城市可持续发展大旗下城市从业人员规划和管理绿色基础设施的工作框架。文章将形态空间格局分析（MSPA）整合到景观生态规划原则中，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来确定哪些绿色斑块应该被纳入网络系统以及它们在网络中的功能角色。研究结果表明，保护边界、保护节点和改建的绿道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管理的重点地域。研究结论认为这一框架应用于实践，可以支持中国的城市绿色空间系统规划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郭雪艳等人的《近自然育林：城市再度自然化的可持续方法？基于上海的10年修复动力和生态效益的评估（Near-Natural Silviculture: Sustainable Approach for Urban Renaturalization? Assessment Based on 10 Years Recovering Dynamics and Eco-Benefits in Shanghai）》，考察了近自然育林方法及其在可持续未来发展中的城市自然化作用。文章研究了中国上海浦东新区近自然林的10年动态，比较了天然林和人造林的生态效益。结果表明，用近自然育林方式重新造林的场地形成了稳定的森林植被，历经10年后具有更复杂的结构和美丽的风景，有类似于天然林的生态效益，比人工林更经济。作者认为，使用近自然的方法，以一个地带性植被群落来构建城市绿色生活地标，可以在本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地方特色景观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整体而言，本专刊展现了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城市绿色空间的研究将由被动接受城镇化影响的角色转变为主动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稳定要素。

来源：BREUSTE J, ARTMANN M, LI J,et al. Special issue on green infrastructure for urban sustainability[J].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2015, 141, (3).

德国区域规划中的“绿带”——一个高效的增长管理政策？

绿带是德国最为著名的增长管理政策，迄今为止大约已有60%的德国规划区域在开发规划中实施了与其他城市增长管理政策相结合的绿带策略。绿带作为区域规划中的一部分，永久性地保持了未开发地区的开敞性，从而阻止城市无限制蔓延。本文基于GIS分析研究德国绿带划定的限制条件及其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使用的效果。研究首先通过文献综述，指出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德国绿带策略的特殊背景。

研究发现德国96个规划区域中有59个具有绿带的划定区，一些地区的绿带覆盖超过20%的行政区域面积，而另一些地区的覆盖率却低于2.5%。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绿带实施周期的要求，作者选择了杜塞尔多夫、汉诺威、黑森中部、斯图加特4个规划区域作为深入分析的案例。其中，绿带覆盖面积最少的为汉诺威（229km2），最多的是杜塞尔多夫（1327km2），绿带用地所占行政区总面积比例最低的为汉诺威（10.0%），杜塞尔多夫和斯图加特较高（25.1%，34.0%）。这是因为汉诺威的绿带规划旨在高密度城市核心区进行开敞空间的保护，而斯图加特和杜塞尔多夫则实施了更大范围（包括城郊地区）的城市用地控制措施。对比四个地区中完全被保护的地区所占全区的比例，可以发现，由于一些“消极”规划与绿带政策的共同实施，这一比例几乎都处在50%-60%之间。在汉诺威地区，绿带用地中的保护区（景观保护区、泛滥平原、水源保护区等）所占的比例高达73%，最低的为黑森中部（33.0%），这体现了特殊的自然资源和绿带在资源之间的叠合和关联。杜塞尔多夫的绿带中建成区所占比例最高（13.0%），而斯图加特只有1.3%，其余两个区域居中。

文章以土地使用是否得到有效控制为表征，依据规划主管部门提供的绿带划定GIS数据以及来源于国家地形制图信息系统的数字化土地使用数据，对城市化用地和绿带用地进行叠合，采用一组指标定量化区域的绿带用地覆盖率和绿带的紧密度(tightness)。紧密度指代区域城市化用地和绿带之间的潜在可开发土地量。研究将城镇划分为“全包含型（城市化地区100%被绿带用地所包围）”、“半包含型（至少50%的城市化区被绿带用地包围）”和“未包含型（除了前两者以外的情况）”三种类型，通过对建成区面积增长率、人均已开发土地变化率、人口变化率和就业人口变化率四个指标的分析和比较，衡量城区外围绿带的紧密度及其对城市增长管理的效果。研究结果发现：绿带对于阻止城市蔓延和城市土地功能结构的升级具有积极作用。然而，绿带也促进了空间的外溢效应，例如：使未包含型镇区的人均已开发土地大幅度提升、全包含型和半包含型镇区的人口增长率提升、包含型地区失业率增加等。同时通过相关性分析，研究还发现：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密度变化与绿带紧密度之间呈弱相关或不相关。城市密度变化和城镇被绿带所包含的状态呈弱正相关，若该区域完全被绿带包含，某种程度上该区域的城市密度较大；另一方面，不被绿带所包围的未开发土地所占比重与城市密度的变化呈弱负相关，与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化呈弱正相关。这些都佐证了绿带对城市空间发展具有显著但有限的约束作用。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绿带对于保护有价值的农田、森林、保护区和娱乐的区域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增长管理政策也有着显著的附加价值。本文的案例研究发现“全包含型”镇区的城市发展非常迅猛，但相关分析却显示相应的关联性较弱，这可能是由于绿带之间为城市蔓延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以及选取样例的异质性。同时，在以斯图加特为代表的很多核心城市，绿带等增长管理政策，也很有可能刺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通常也被当做“再城市化”的一种趋势。另外，城市发展的更有效控制也需要综合利用消极和积极规划工具。例如，为了避免次区域的城市化地区超越全包含型城市核心区的超快增长，需要直接调控新开发区用地量的政策，如在限定时间内设定调节新城市化最大量的定量目标或要求新开发设定最小密度标准。

来源：SIEDENTOP S, FINA S, KREHL A. Greenbelts in Germany`s regional plans——an effective growth management policy[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6,145: 71–82.

（供稿：刘晓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