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政策，地方治理以及中产阶级化发展：针对德国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的案例研究（Government Policy, the Local State, and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Prenzlauerberg (Berlin), Germany）

德国统一之后，柏林的城市规划重心放在政府和市中心商业区的重建上，对于城市住房等社会性问题缺少关注。在此背景下，文章探讨了市场导向和政府决策因素对于城市重建的作用程度，并进一步通过对东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的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发展研究，评估公共政策、邻里发展组织、城市财政危机以及疲软的房地产市场在中产阶级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已有关于中产阶级化和政策之间相关性的研究表明，中产阶级化并非仅仅是城市自然演化发展与市场作用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受到政府决策的影响。因此，面对中产阶级化发展繁盛的区域，政府决策能否对市场导向的中产阶级化引起地社会弊端起到缓解作用，进而推动更为平衡发展的城市更新，这是文章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1、理论与概念

文章第一部分明确了中产阶级化的定义，即社会不同阶层的演替变化过程。中产阶级化的概念曾出现过理解上的混乱，但在2002年关于中产阶级化议题的国际会议后，中产阶级化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延伸；即中产阶级化并不仅仅指住宅区更新改造的转变，同样也指大规模的内城复兴的建设活动，包括废弃工业厂房的改造利用、荒凉的市中心区作为购物广场以及娱乐中心而得到重新开发等。同时，中产阶级化是不同社会阶层空间转换的过程，并且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穷人被迫搬离原来的住区，从而改变了原有住区的环境、设施以及空间特色。

2、案例选取

关于城市政策与中产阶级化的案例研究已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区。本文通过前期分析，选取一个具有强势政府决策背景、较弱私人利益驱使的区域，以探讨是否可以通过一定手段控制或者至少缓解中产阶级化带来的问题。研究明确案例对象为东柏林的普伦茨劳贝格区。

20世纪初，柏林由于城市生产制造业发展的功能退化，面临发展转型的困境。普伦茨劳贝格区面临就业率低、居住密度过高、居住环境恶劣、供暖污染严重等严峻的社会问题。因此，普伦茨劳贝格区出现了大量人口外溢的现象，许多当地居民离开这里，寻求落脚在具有宽敞的居住空间、供暖设施、学校、购物中心以及娱乐设施的区域。与此同时，普伦茨劳贝格区内大量的废弃或空置房屋吸引了投机者的注意；很快这一区域就成为不同政见者、艺术家和流民的聚集地，营造出多样的文化氛围。德国统一后，这一区域由于低廉的房价，便捷的铁路交通进一步成为土地投资者以及房地产商的开发对象。曾经破落的区域转变成为遍布画廊、艺术展馆、咖啡厅、餐厅的时尚区域。由此可见，普伦茨劳贝格区经历了中产阶级化这一过程，尽管该区域原住民的搬迁并非由于上涨的房屋租金，而是为了寻求更为满意的居住环境。普伦茨劳贝格区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发展严重不均的问题。其中，科鲁兹广场（Kollwitzplatz）片区周边以及距离柏林中心区较近的南部地区城市更新规模更大，而普伦茨劳贝格区的其他片区因暂时缺乏投资，几乎保持原貌。

3、过程分析

文章在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了政府决策、邻里治理和公众参与对于城市更新，城市均衡发展的作用。其中重点分析了政府决策在中产阶级化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

德国统一后，德国首都迁至柏林，柏林在城市发展计划中阐明：柏林将致力于发展具有吸引力的欧洲城市，提供高品质的城市住房，更新改造废旧厂房与村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一时期，柏林城市发展通过明确土地价格，为开发商提供优惠的发展条款，将大量的产权无法认领的空置房投放市场来吸引资金人才，推动柏林向全球城市方向发展。但是，这一计划却造成了城市社会性，经济性与空间性的极化发展。高品质的住区满足白领和高新技术人才的生活需求，上涨的住房租金却导致了工薪阶层和穷人无处可去。新的发展计划导致了住房情况的进一步恶化。这一问题同样出现在普伦茨劳贝格区，靠近市中心的南部地区拆除了面包工厂，新建loft办公园区，吸引媒体、广告、电子等小型产业的入驻，同样该区域也是餐饮娱乐业，艺术展示繁盛的片区。但相比之下，普伦茨劳贝格区的北部片区，除了几处政府新建的廉价公共住房，仍旧是一片破败的景象。

因此，柏林政府在之后的发展计划中考虑到普伦茨劳贝格区五个划定的重点更新改造区，力求通过政府主导的五个地区更新来改善区内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这五个片区均是住房严重老化，居住条件极差的区域；同时缺少公园，学校，幼儿园和体育场等活动设施。片区更新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的资金支持，自建房屋计划项目的社会融资。比起私有化的中产阶级化过程，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对于改善现有居民的生活环境，缓解市场主导的城市更新引发的分配不均问题更为有效。自建房屋计划项目，通过社会团体的努力以及政府的帮助为社会的年轻人、小商店业主以及穷人提供资金支持。

邻里治理以及公众参与主要依靠邻里管理机构。1990年代后期，柏林的决策者意识到中产阶级化过程带来的社会弊病，需要设立一定的机构来反映公众的意愿，提高社会团体的融洽度与参与度。因此，S.T.E.R.N.（the Gesellschaft der behutsamen Stadterneuerung Berlin mbH）成为普伦茨劳贝格区邻里更新的代理机构。这一机构将邻里发展计划建立在已有邻里产权基础上，重点提高房屋质量、增加开放空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并且注重对传统建筑的保护。S.T.E.R.N.通过组织邻里会议来收集居民提议，并且充分考虑私营机构、各个部门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S.T.E.R.N. 作为平衡居民意见、开发商利润以及政府利益的中间机构，将居民意见带入到政府决策的进程中。例如图特博格广场（Teutoburger Platz）片区内一块规划用作学校建设的地块，S.T.E.R.N.机构为了平衡商业开发与市民诉求，将这一块地大部分用作商业开发，局部作为城市开放绿地，既满足了多方利益需求，又为政府征收其他用地提供了财政收入。在柏林的规划发展过程中，公众参与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是S.T.E.R.N.机构在城市发展后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社区居民在城市建设决策中争取到一席之地，也预示着柏林公众参与规划决策过程的出现。

1990年代后期，财政危机削弱了城市政策的影响力。国家财政危机引起财政补贴的缩减，货币贬值引起土地价格降低。这两项变动引发普伦茨劳贝格区私人投资建设房屋比重的上升。1991到1999年期间，低于48%的房屋建设项目是由私人投资建设，而从1998年到2001年，私人投资份额占到75%。此外，政府投资建设的房屋对于房屋租赁年限也有一定的限制，因此私人投资建设的房屋更受租客欢迎。财政危机进一步导致了普伦茨劳贝格区的中产阶级化进程。

结论：更为均衡化的发展展望

中产阶级化虽然导致了城市发展的不均衡，但为居住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生活服务设施、改善了城市整体环境。政府决策以及邻里管理机构重点通过改善住区、保留原住民来减缓中产阶级化进程，并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租金低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住房。因此政府在这一片区的治理中提出“谨慎的城市更新”策略，即慎重对待邻里的原住民，并保证在更新进程中，他们始终在这一片区得以生活。

来源: LEVINE M A, COLLEGE A. Government policy, the local state, and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Prenzlauerberg (Berlin), Germany[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4, 26(1): 89-108.

（供稿：董博）

健康城市——通过城市规划营造公共健康（Healthy Cities: Public Health-Through Urban Planning）

《健康城市——通过城市规划营造公共健康》一书通过回溯城市规划和公共健康学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基于现代流行病学研究和相关政策需求，以“生态位”（Eco-niche）概念为基础，提出并详述了“城市健康位”（urban health niche）这一新概念；进而提出了可运用于城市规划和城市健康管理的“健康城市模型”（Health City Model）。该书论述了影响健康的空间决定性因素，包括健康城市模型中所述的各层面因素对人或群体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城市空间网络的建构对城市健康的影响、城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建成环境对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的影响，并探讨了健康促进的服务（health-promoting services）能否影响自我健康感觉以及焦虑和消极情绪。同时指出基于“城市健康位”的研究方向。

该书共有九个章节。第一张是该书的引介部分，主要强调了城市规划是作为城市公共健康目标的重要工具之一。

第二章论述了城市规划和公共健康的互动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研究方面，许多城市规划和流行病相关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指出建成环境对人的身体健康（肥胖及精神疾病等）会产生重要影响；城市政策方面，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一些城市政府强调城市规划和相关政策法律中需要关注和考虑公共健康问题；实践方面，20世纪末美国提出了健康邻里概念，并开展了健康波士顿、加利福利亚和印第安纳健康城市计划。2007年，英国健康卫生部门开展了“运动英国计划”。

第三章作者基于“生态位”理念引入“城市健康位”概念，并拓展形成“健康城市模型”。作者指出一个好的城市健康体系需要更明确地将背景环境因素纳入到现有的流行病学框架中去，所以需要引入“城市健康位”这一概念，将流行病学涉及的多种学科在一个框架下有效地整合起来，以引导公共健康和城市规划专业性的干预。

“城市健康位”是指每个人都被一个假定的立方体（hypervolume）所包围，它包括人、场所和时间这三个流行病学要素。个体的城市健康位本质上是病因以及其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对健康作用的时空演绎：微观层面包含了个体体内层面（within-individual-level）的作用，特别是与身体内针对细菌、抗体或者外来污染物质的免疫或者遗传素质（genetic predisposition）作用（传统生理学和遗传流行病学领域）；在中观层面，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风险占主要地位，特别是与营养摄入、酒精消耗和吸烟状况等等相关的生活习惯；宏观层面是社会流行病学（social epidemiology）和人工、自然环境的流行病学（build and natural environment）领域，主要考虑邻里层面和城市层面的作用，包括种族划分、社会-经济地位、自然环境（特别是空气、水、噪音污染、与垃圾处理厂的邻近性和地形等等）、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土地混合使用、街道设计和可步行性，是主要的健康决定因素。建成环境形成、引导并缓和社会和自然环境在此层面对人们健康所带来的影响。

基于“城市健康位”理念的“健康城市模型”则是通过系统学的方法，将多层次空间尺度中的风险因素有机地整合到一个研究模型中。这个模型由三个平行共存的体系构成：第一个系统是个体-群体系统（individual-population system）——它展现的是健康结果（healthy outcomes），个体被定义为由组织、细胞和基因构成的有机体，而群体则由若干个体构成；第二个系统是家庭-邻里-城市系统（household-neighborhood-city system）。健康决定因素在这些空间、行为和组织范围内起作用。家庭空间可能包括建筑楼板面积、温度、日照和设施等要素，而邻里空间包括众多家庭、街道和设施等要素；第三个系统是管治和决策系统（governance and decision-making system），包括本地到区域层面的管治和与之相关的土地、设施和健康规划的权力。

第四章详细论述了影响健康的空间决定性因素，具体包括了健康城市模型中所述的各层面因素对人或群体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室内层面（Housing-level）的环境因素影响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影响身体健康（呼吸道感染、呼吸障碍、哮喘和肺癌等）的因素主要包括：寒冷潮湿的环境、发霉的环境、拥挤情况、房屋破败和虫害、室内空气污染、日照和噪音等；影响心理健康（焦躁、抑郁情绪等）的因素主要包括：建筑类型和层数、住房质量和拥挤情况等。

邻里层面（Neighborhood-Level）的健康决定因素主要包括：建筑密度、多样性（土地混合使用）、可达性（绿色空间、运动设施、本地食物）、街道网络的连通性、与公共交通站点的接近性和以步行为导向的设计。

从邻里层面上升至城市层面（City Level），考虑到城市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需要在城市层面开展一系列的关于建成环境和健康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明确这一层面的健康决定因素。

第五章到第八章主要基于“城市健康位”理论和健康城市模型，分别研究分析了城市空间网络建构对城市健康的影响、城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建成环境对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的影响、健康促进的服务（health-promoting services）能否影响自我健康感觉以及焦虑和消极情绪。研究得出：

1、与土地使用密度相关的道路可达性（accessibility）以及空间句法中所提出的各个层级（本地、邻里和区域）道路的中间性（betweenness）能影响人的活动和健康；

2、非独栋住所、土地使用混合度越高、地区层面可达性越高越有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而商务办公用地和公交站点密度越高、区域层面可达性越高、周围地形坡度越高、区域收入衰退、区域物质环境衰退越不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

3、高度混合的土地使用、3km为半径范围内的城市规模、斜率变化、便利设施与体质指数（BMI）显著相关；酒精摄入量、吸烟和社会阶层等因素也与BMI相关，但是不显著；高血压和残疾与BMI也存在显著的关联性；

4、居住在公寓的居民健康状况相比居住在分散的住宅中的居民健康状况差，而绿色空间的邻近性与居民健康情况关联并不显著。在0.5英里（约0.805km）范围内的邻里服务密度与居民健康情况呈显著相关。1英里（约1.61km）范围内的娱乐和休闲设施与居民身体健康呈显著负相关。道路网络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道路中间性（betweenness）在0.5英里和1英里范围内与居民健康呈正相关关系。消极情绪与环境因素并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作者在第九章先对前文所述章节进行了简要回顾，然后提出针对“城市健康位”理论所能展开的研究方向：①未来相关流行病学研究应更多地拓展和应用新兴的空间分析技术，并对建成环境进行详细客观的评估；②开展不仅包括健康和社会人口变量的预期性数据（prospective data），还包含个体和邻里层面建成和自然环境的回溯性数据（retrospective data）的时间序列相关研究；③采用回归模型（如，多元回归模型、离散回归模型）来研究邻里建成环境与健康结果之间的关系，即通过从大数据中找出规律，在自变量中找到其复杂的内在联系。

全书系统地回溯了城市规划与公共健康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生态学相关概念提出的健康城市模型以及进行的实证研究，将为针对公共健康而进行的城市规划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借鉴意义。

来源: SARKAR C, WEBSTER C, GALLACHER J. Healthy cities: public health-through urban planning[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4.

（供稿：蒋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