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 Cities, Five Industrie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in and between Cultural Industrie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sck securty team
（两个城市、五个产业：纽约和洛杉矶的五个文化产业部类的异同）
规划师和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关注空间如何影响经济功能或者经济功能如何影响空间。最近研究指出，产业选址与特定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网络的关联大于与其与城市特定区位的关联；产业可能在完全不同的城市中呈现相似的空间集聚模式。文化产业在美国一定的大都市区域内存在明显的集聚现象，那么是否在不同的城市的空间集聚相似呢？本研究基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对洛杉矶和纽约两个地理和建成环境均不同的城市进行比较，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文化产业的不同部类在城市内部空间次一级层次中的集聚模式。
研究的理论背景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艺术和人力资源、艺术作为开发工具的利弊、产业集聚和发展。研究对数据进行了分类整理，按照北美产业分类系统细化到6位数的产业部类，将文化产业分为时装、艺术、音乐、电影、设计、表演艺术。同时根据2005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将这些部类的就业细分到邮政编码的空间单元中。通过比较洛杉矶和纽约的文化产业部类就业分布，分析特定产业在不同城市的邻里分布的相似性和不同性。研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来确定不同文化产业部类的集聚程度，然后找到热点（某一类文化产业高度集聚的地点），并基于皮尔逊相关测试方法来分析艺术产业与热点邻里之间的空间分布相关性。
已有研究已证明文化产业倾向于集聚在城市中心区。本研究分析进一步细化了产业部类和空间层次。研究表明：①当文化产业被细分到不同分部门（艺术、时装、音乐、设计）的时候，其空间分布模式不同，在整个城市层面呈现出不同程度和数量的集聚点；②同一文化产业部类的分布在不同城市呈现出相似的空间分布模式，特点包括分布与所需的特定基础设施相关，也与产业内部的社会经济网络相关。
其中，音乐、艺术和电影产业存在相似的产业聚集空间模式。在洛杉矶和纽约都分布在两个大集聚区，显示出其靠近消费基础和高质量基础设施，从而是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快速相邻发生。设计和时装产业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模式，时装代表了文化产业的高度集聚，而设计体现了文化产业的广泛分布。时装产业部类的就业在纽约是单中心，在洛杉矶是三个小中心，这些核心的规模比其他文化产业小。时装就业的特殊产业集聚空间模式来自于与艺术和传统商业生产过程的混合。设计产业在这两个城市不仅是多核心分布，而且广泛分布在城市的广阔区域。这一空间布局特点的形成原因应该是其他产业对于设计技能的广泛需求以及广大居民的生活需求。
总体而言，文化产业部类从数据统计分析上展示出强协同定位的空间分布模式。艺术和音乐、音乐和电影、艺术和设计、设计和电影在空间分布接近。这是因为这些文化产业之间可以进行技能交互和知识借鉴。产业集聚和人力资源集聚带来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和技术，从而让这种交互更有效而且容易发生。时装业与其他形式文化产业的生产产品、设施需求、市场关系都不同，所以它并未与其他文化产业显示出强协同定位效用。只有设计因与时装有着类似的市场特征和产品物质化特征，表现出一定的空间相关性。
文章指出，近期研究特别关注文化产业在衰败地区复兴、吸引高水平人力资源和公司、增加旅游税收方面的重要作用。通常建议城市以提高消费需求、吸引高水平技能居民和促进市场设施建设为目标，进行电影业税收减免，提供艺术家住房补贴和公共艺术津贴等。这些行动效果显著。本研究认为，为促进文化产业更好发展，政策制定和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了解文化产业的组织模式和他们的产品生产过程，关注这些组织在空间上的反映，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其所在的邻里和城市。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在知识传递、人力资源方面有重大的影响。这种集聚趋势一方面因为文化产业所需的即时消费的基础人群，一方面因为文化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对高价值设施的依赖。因而尽管洛杉矶和纽约两个城市的地理特征、公共交通、建成环境等方面截然不同，但他们的文化产业的组织模式、空间集聚、各产业部类之间的协同定位的特点都显著相似。本研究结果揭示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基本属性，包括这些产业对于特定即时的人力资源的需求，产业部类之间在技术和职业发展方面相互培育支持的方式，以及根植在社会机制中的产业经济行为特质。
本研究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和统计数据，对文化产业进行了产业部类和空间的细化分析，明确了具体特定产业的空间布局模式和产业间空间选择的关联性。为理解文化产业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的贡献。
来源：CURRID E, WILLIAMS S. Two cities, five industrie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in and between cultural industrie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J].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0, 29.
（供稿：王兰, 邱松）
Creative Employment and Jet Set Cities: Disentangling Causal Effects
（创意产业和航空城：解析因果关系）
研究背景和问题：人口跟随工作岗位、亦或是工作岗位跟随人口一直是城市经济学中讨论的核心问题。弗罗里达等人的创意产业理论被城市领导者和商界领袖广泛接受，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将发展创意产业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同时，随着快速交通设施和网络经济的发展，城市中的临时来客如航空交通乘客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鉴于此，本研究将人口和工作岗位的因果关系问题调整为：是航空乘客跟随创意产业就业岗位；还是创意产业就业岗位跟随者航空乘客？
提出假说：对于这个问题，文章中提出了两种假说：①流量产生假设：创意产业就业岗位发展带来航空乘客假说，即创意产业的集聚吸引了观光客、创意人才以及创意产业的辅助人员，从而增加了航空乘客数量。该假说认为航空乘客数量的增加是由创意产业就业岗位的集聚而产生的结果而非原因，所以通过制定鼓励航空交通发展的战略无法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②结构性优势假设：大量人口流动的城市将为创意产业工作岗位的增长提供更加友好的环境，即航空乘客带来了创意产业就业岗位的增长。其原因在于航空乘客带来了三种对创意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要的资源：创意消费、创意信息和创意人才；同时航空交通促进城市的创意形象传播以及创意人才之间的交流。因此要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投资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以提高城市的可达性。
这两种假说均指出了航空乘客数量和创意产业就业岗位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但是他们两者之间很可能互为因果。因而本文的研究不是去讨论哪个假说正确，而是去探究哪种假说在什么情况下更具合理性。
数据选取：本研究选取了2001-2008年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反映城市的创意产业就业岗位数。统计对象包括艺术、设计、娱乐、体育和传媒工作岗位。对于反映城市航空交通乘客数量数据，本研究选择了美国交通运输部起终点航空交通调查的统计数据，反映了2001-2008年间以城市作为起终点的航空交通乘客数量。为了突出创意产业就业岗位数量和航空乘客数量这个两个研究对象的独立性，本次研究中选取了城市总人口和城市总就业岗位作为协变量。
研究方法和结果：本研究借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创意产业就业岗位和航空乘客数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一个事物的变化总是受到它之前的发展变化趋势的影响，在数学上这被称为自相关。如果一个因变量Y在控制了其自变化之后还有其他因素X对其变化产生了影响，即通过建立回归方程中发现X与Y的变化显著相关，那么我们可以认为X的变化引发了Y的变化。
本研究建立了两个回归方程：
航空乘客数量 = a + 航空乘客数量t-1 + 创意产业就业岗位数量t-1 + 全部就业岗位数量t-1 + 总人口t-1 +ε（1）
创意产业就业岗位数量 = a + 创意产业就业岗位数t-1 + 航空乘客数量t-1 + 全部就业岗位数量t-1 + 总人口t-1 +ε（2）
研究导入2001-2009年美国128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统计分析结果与假设一致，航空乘客数量和创意产业就业岗位均呈现显著的自相关，其发展变化都延续着自己之前的发展变化轨迹。同时，对于所提出的两个因果关系假说，回归方程（1）中2003和2008年的相关系数验证了假设一，即创意产业就业岗位带来航空乘客量的增加，而回归方程（2）中2002/2005/2006年的相关系数验证了假设二，即航空乘客量的增加促进了创意产业就业岗位的增长。将多年的相关系数变化轨迹放在一起作比对，发现当创业产业发展带来航空乘客数量的增加时，航空乘客数量增加却没能带来创意产业的发展；反之依然。
对于这两个因果关系相关系数的变化可以从国家经济大环境变化（911之后的经济低迷、2005年前后的宽松信贷环境、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找到解释。为此研究将2001-2009年间创意产业就业岗位对航空乘客数量的影响系数和标准普尔500市场指数（S&P 500 Market Index，美国500个主要企业的股票价格，反映美国整体经济增长和衰退） 做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呈显著的负相关。这意味着创意产业就业岗位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带来了航空乘客数量的增加；而当经济环境转好的时候创意产业就业岗位的增加反而导致了航空交通量的减少。同样将2001-2009年间航空乘客数量对创意产业就业岗位的影响系数和标准普尔指数做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这意味着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航空乘客数量的增长带来了创意产业就业岗位的增加。而当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航空乘客数量的增加导致了创意产业就业岗位的流失。
对于城市发展战略的启示：本研究对于就业岗位和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老问题从新的角度作出了创造性的回答。在不同的时期来看，创意产业就业岗位和航空乘客数量之间双向的因果关系均显著。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航空乘客的增长带来了创意产业就业岗位的发展；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创意产业就业岗位的发展增加了航空乘客的数量。
创意产业就业岗位的增长带来航空乘客量的增长以及航空乘客量的增长促进创意产业就业岗位的增长是两个互惠的过程。在国家经济环境好的时候，航空乘客带来的创意工作岗位将为经济环境周期进入衰退期时创意产业就业岗位的保持和增加做好了铺垫。同样的，在经济衰退期创意产业就业岗位带来的航空乘客量，将为在经济回暖的时候能吸引更多的航空乘客打下了基础。
研究发现给城市领导者们的启示是在制定增加创意产业就业岗位的城市发展战略时，应该考虑国家层面的经济大环境，根据变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和所处的经济发展周期来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当经济环境好的时候，吸引航空乘客的策略将带来创意产业的发展。而当国家经环境不好的时候，应该通过激励政策如税收减免和建设吸引创意产业的服务设施（如创意产业孵化器）来留住现存的创意产业就业岗位。
来源：NEAL Z. Creative employment and jet set cities: disentangling causal effects[J]. Urban Studies, 2012, 49(12): 2693-2709.
（供稿：邱松）
Future Directions in Housing and Public Health：Findings From Europe With Broader Implications for Planners
（住房和公共健康的未来走向：源于欧洲、对规划师具有广泛意义的发现）
慢性疾病患病率在美国和全世界不断攀升，居住环境质量的好坏对这一趋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7个欧洲城市的家庭进行抽样调查，运用回归模型，分析说明住房质量与哮喘病及相关呼吸性症状之间的关联程度。研究发现噪音污染、排水系统和建筑结构问题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增加人们患哮喘的概率。同时研究提供了包含健康措施的不同绿色建筑标准，以证明包括规划和设计的住房干预系统（housing intervention system）可减缓当前与住房相关的健康问题。文章最好讨论了规划师在现有政治和经济限制调价下，如何提升住房政策和项目的健康效果。
全文五个部分，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过程、研究结论和对规划师启示。
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经济和政治背景，讨论了公共健康的界定，并对研究进行了整体介绍。文章首先指出美国2005年有3700百万户家庭的住房支出超过其总家庭收入30%。这些低收入家庭所能支付的租金无法保障对住房的基本维护，难以达到居住的基本标准。政府提供的可支付性住房因资金减少、地区的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等原因在不断减少。供需的不平衡使得很多家庭因为住房支出而放弃其他重要需求。
文中指出“健康”不仅仅是远离疾病和痛苦，而是在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层面的幸福康乐；因而规划师在规划过程中需要考虑住宅影响公共健康的多个方面。作者指出，当前与居住相关的健康问题和挑战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复杂。
第二部分介绍了哮喘病和住房之间关联的已有研究，提出概念模型，为基于数据的回归模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作者罗列了哮喘症状加剧与住房内外环境联系的现有文献。其中一份是英国近几十年来患哮喘病人数增长的研究报告，证明居家环境的多个方面和哮喘症状恶化具有显著关联。与哮喘病相关的居住环境包括室内环境和室外环境两个部分，室内的尘螨、蟑螂、霉菌、烟气和室外的噪音都会加剧哮喘及相关呼吸道症状。
第三部分详细说明了研究数据的获取和分析方法。研究选取了来自3个东欧城市和4个西欧城市的LARES数据，包含2782户家庭和6789个体。为了评估居住环境与公众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了3种调查方法：①面对面调查：向每位受访者发放一份住房调查问卷；②自我填写问卷调查：所有家庭成员填写一份关于健康状况的问卷；③观察性调查：受过培训的调研员观察并记录受访者的居住条件及当地环境。
研究基于自我填报的健康数据，建立了两个复合指标A（哮喘症和呼吸道疾病的恶化）和B（哮喘和相关慢性呼吸道疾病症状的出现）。根据已有研究和理论，研究预测住房环境与复合指标A的相关性应比其与复合指标B的相关性高。
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四类指标，分别是住房环境指标、室内环境指标、当地邻里环境数据、家庭社会经济状况指标。住房环境指标包括建筑结构、通风、排水系统、屋顶漏水情况等，通过调研员直接观察确定。室内环境主要指标为发霉和潮湿情况，以及有无蟑螂和香烟烟雾，主要通过面对面问卷确定。当地邻里环境数据基于调研员的观察，确定建筑单元的类型、街道拥堵状况；同时包括感知的住房环境，反映居民受到的噪音干扰，通过面对面问卷获得。家庭社会经济状况指标是通过家庭规模、家庭成员中最高受教育程度、就业人数等计算得到的综合得分，作为分组分析的基础。在这些数据基础上，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和概率比较各因素与复合指标A和B的相关程度。
第四部分论述总结了研究分析的结果。研究发现：①最显著的是噪音，经常受到邻居噪音干扰的居民患哮喘和呼吸系统疾病是未受到影响居民的两倍，而受到交通噪音影响的居民患病比率还要高出68%；②受居住单元排水系统问题影响的居民患病率要高出54%，受房屋结构问题影响的居民患病率要高出27%，受房屋漏水问题影响的居民患病率则要高出35%；③令人惊讶的是居住单元是否有主动通风系统与患病情况关联性不大，研究指出可能调研中的通风定义需要调整；④居住地段的土地使用和拥堵情况未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⑤室内环境方面，只有经常生活在潮湿环境和长有霉菌的房屋里的居民患病比例才明显偏高，而蟑螂和被动吸烟带来的影响都不大；⑥排水问题对哮喘和呼吸道疾病的恶化（复合指标A）、哮喘和长期性支气管/肺气肿症状出现（复合指标B）的关联度都很大；⑦就噪音影响而言，不论低分贝或高分贝的噪音都会使人们更易出现哮喘和呼吸道疾病症状（复合指标A），而强噪音干扰与患哮喘和长期性支气管/肺气肿（复合型指标B）相关。研究明确了住房环境与哮喘及相关呼吸道疾病恶化之间存在明显相关；并首次评估了噪音对呼吸道疾病的影响。
在研究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文章的第五部分向城市决策者和规划师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作者指出，规划师和城市发展决策者需要引入干预机制来改善居住环境，以降低居民患病的机率。具体建议包括：①倡导社区发展基金和房产信托基金，积极参与资助建设健康的居住区，改善居住质量；②建立和完善与绿色建筑、社区设计、住房建造及维护相关的指导体系，建立相关的评分标准，保障居民拥有健康的居住环境；③规划师应采用综合性规划设计方案，合理调整规划设计思路并进行财政预算，以确保方案实施后能对居民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规划方案中应考虑和涵盖居住健康要求；④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规划师和社会大众对现存住宅影响健康问题的理解。文章同时提出了能够控制潮湿和提供充分通风的住房设计和干预的具体措施。
文章最后指出，人们因居住问题而遭受疾病困扰的现象普遍，改善缓慢；居民用于住房和健康治疗方面的费用在持续增长。规划师应致力于对现状社区实施有利于健康的住房干预措施，预防居住相关的健康危害。
该研究在理论模型指导下，运用实证数据进行了因果论证，建立了回归模型，是典型的实证研究。文章清晰阐述了数据获取、分析过程、关键结论和存在问题，并针对规划提出了具体措施和建议。其结构清晰，论证充分，是探讨公共卫生和物质空间关系的重要文献。
来源：MILES R, JACOBS D E. Future directions in housing and public health: findings from Europe with broader implications for planner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8, 74: 37-41.
（供稿：王兰, 蒋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