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个重要的人类发展现象，也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影响。正如本书作者指出：“城市化有一个通用的过程，是一种现代化的产物，城市化在不同的国家可能具有相同的事件发生顺序”。他关注不同文化和时段已经产生差异的几个基本的不同过程，更关注这些过程在世界不同地方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因此在本书中，作者不仅关注北美、第三世界国家和欧洲的城市化本身，更关注不同城市化造成的社会结果，以及规划应对。
《比较城市化》从19世纪工业城市化开始讨论，运用社会理论分析工业城市化的尺度和原因、人口迁移和自然增长、城市人口结构和道德准则等城市化下的社会现象。通过比较前工业社会与城市-工业社会的区别，追溯了研究城市化带来影响结果的社会理论体系，包括梅因爵士对家庭依赖性逐渐解体和个人责任的增加，滕尼斯的对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区分，涂尔干对现代化过程的分析，西美尔探究了前后两种社会的心理学关系，萨姆纳对民间方式和国家方式的区分，以及韦伯分析人类社会理性的增加。城市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并由此引出城市规划的出现。书中提出新城市出现的问题使公共干预成为必然，而公共干预过程中存在现代城市规划的渊源；“城市规划用来控制和引导城市化过程，目的是改变城市化对人类的影响”。
第二章到第四章探讨了北美20世纪城市化的经验、第三世界城市化扩散中的转型、以及战后欧洲进行的新城市实体规划经验。其中美国城市化部分涉及到大都市集中化和新城市区，介绍了国家对城市问题的认识、城市化委员沃思的评估、社会理论对新城市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20世纪的城市化转型已经开始，美国的规划方式也趋向于支持私有化和马赛克文化而不是提高规划方案的生产性；并通过美国新城、住房政策、城市发展概念和多元化问题处理等论证这一观点。第三世界城市化部分探讨了城市化对非工业化国家的积极影响，例如降低死亡率和提供就业；同时分析了棚户区中亚文化的内涵，并通过案例分析第三世界国家规划的紧迫性和难点。欧洲部分更加集中在规划方面，指出欧洲实现了一种审慎的城市化（deliberate urbanization），讨论了城市遗产保护、公众参与作用、新城建设，并通过个案探讨了新的发展。
第五章总结剖析了20世纪城市化的不同道路。作者讨论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基础，包括自由企业动力机制、市场的组织性、公众参与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种规划形式，包括应对性的或改善性的问题解决型、分配趋势调整型、开发机会寻找（发展导向）型以及常规的目标导向型。
本书的最后一章探讨了1970年代以来的城市变化，包括美国的逆城市化过程、欧洲市场经济国家和福利国家城市的变化、第三世界的城市变化；并提出了规划应对这些变化的迫切性。
为研究处于快速城镇化并寻求转型路径的中国城市和规划，该书提供了不同类型的理论观点和案例实践，并进行了对照和对比，其相似性和差异性提供了深入研究分析的视角和思路。同时作者的关注点偏重于城市化的社会结果，提供了相关理论体系的梳理，为相似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参考。
顾朝林教授主持的翻译行文严谨，语义清晰准确，使这本译作阅读性强，不失为一本研究城市化的经典文献。
来源：[美]布赖恩·贝利. 比较城市化[M]. 顾朝林, 汪侠, 等, 译. 商务印书馆, 2010-10.
（供稿：王兰）
The Planning Research Agenda: Planning Theory for Practice
(规划研究日程：为实践的规划理论)
Charles Hoch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博士学习师从John Friedmann教授， 规划评估委员会（Planning Accreditation Board (PAB)）的前任主席，一直致力于规划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在去年为Town Planning Review杂志撰写的观点性文章中，提出美国规划理论界应更关注规划实践。
作者在文章中首先回顾了美国规划协会（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APA）每10年对会员所进行的调研，对职业规划师做什么和知道什么进行评估。美国规划协会根据调查结果，修正更新美国注册规划师机构（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lanners, AICP）的考试。在2007年超过95%（约5000人）调查回复中反映出大部分规划院校都教授规划理论；但问及这一知识的重要性时，得分不高。受访者将其和经济预测，滨水规划和机制规划等并列，在4分总分中得分为2.2。职业规划师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开发审批、区划管理、城市设计、邻里开发等。同时，Kolsterman在2010年完成了第四次美国规划院校规划理论课的讲义调研，比较了理论讲义和教材与前三次（即前三个10年）的结果，发现各个学校理论课程虽然都选定特定教材教授，但所用教材的差异性非常大。空间规划的规划理论并未出现整合趋势。
作者提出可通过将规划理论归为三类理论平台，包括现场（field）、运动（movement）和原则（principle）。 其中“现场”包括预测、影响和应对城市化及其后果的目的性的行为；“运动”指致力于将空间规划实践发展和提升为一种法定的有效组织的实践和职业的集体性努力；“原则”描述在规划实践领域和学校里研究和教授空间规划，原则性知识由规划师进行空间规划的理念和工具组成。三者相互支持，例如大量理论研究讨论规划实践现场和运动之间的关系，方式为理论家提出强调某特定领域的理论观点，包括环境可持续性、社会公正和新城市主义等。规划理论通过分析复杂空间问题的工具和方法 ，将现场和原则联系在一起。规划理论帮助规划师将原则应用到可能的项目现场和运动的战略决策中。规划杂志例如town planning review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通过评价专业规划理念，探索新规划工具对实践的影响，提升和促进原则对规划机制和活动的影响。
作者分析了在学校和工作两个环境下规划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指出这种结合依赖于授课者理解实践者如何规划和规划什么。老师在学校中需要不仅解释为什么，更需要向学生展示如何做。Studio形式的课程提供了学习编制规划路径的平台，也可能在全球规划理论中形成可相互理解的共同基础。规划编制中有多种原则和方法，在相似情形但不同地方的使用难以纳入一个原则框架。提炼项目中的规划编制的经验是一个合适的知识来源。在学校教育中，编制规划和学习活动的结合将原则和方法转化为特定环境下的实践判断（judgment）。通过这种方式，规划教育得以将理论和实践结合。
在实际工作中，全球的规划师都在日常中学习各种要素和层面如何改变人类的居住地。他们使用现存理论，依据现实情况，确定和分析空间关系，在规划中描述和评价未来发展的多样选择。 规划师在一种非原则化的实践潮流中，在特定的文化和环境需求下，运用理念完成规划。现存规划理论多为关于规划的知识，而不是为了规划的知识。作者鼓励研究者更加认真和深入的研究规划师如何做规划，也包括利益相关者如何表达和批评。 通过研究理念如何介入、并为非原则化的规划实践提供信息和知识，使多样的规划理论和方法能够达成共识，并能共享。如何将各种资源和片段转化整合成为知识来源是理论界的挑战。
在美国规划理论和实践脱离较为明显的背景下，Hoch教授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规划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他希望通过对全球不同环境下相似情形的规划编制的比较，探索可以在共享的规划原则和方法。这篇观点性文章针对现存规划理论的多样性，提出规划理论应关注实践，从实践中提取理论，理论也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
来源：HOCH C. The planning research agenda: planning theory for practice[J]. Town Planning Review, 2011, 82(2).
（供稿：王兰）
‘Multicultural Planning’as a Contested Device in Urban Renewal and Housing: Reflections from the Netherlands
（“多元文化规划”作为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中一个存在争议的策略：来自荷兰的反思）
“多元文化规划”是城市规划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本文作者通过对荷兰在支持多元文化主义消退时期的80个构建多元文化相关项目的介绍与分析，提出当前多元规划学术文献以规范性观点为主，使许多基于实证现实的概念复杂化。多元文化规划必须摆脱规范化概念，结合具体背景，分析多元文化规划的具有差异性的动态目标与现实挑战。
文章第一部分指出多元文化规划的困境：鼓励与反对并存 。介绍了城市文化研究领域对于城市多元文化发展的两种不同认识：一种观点始于早起的芝加哥学派，认为移民为城市带来的多元文化虽然可以并存，但会持续地被城市主流文化所影响，最终被同化；而且认为这种同化是形成城市凝聚力、并保障城市居民和平共处的先决条件。另一种观点始于1960年代简·雅各布斯等城市研究者，也包括2000年左右佛罗里达提出的城市创意氛围理论。提出多元文化是构建城市文化氛围，维持城市创造力，保证社会正义的重要因素。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反映到城市多元文化规划中，产生了目标与动机的差异。作者评述了 “同化论”与“共存论”两种不同理论，提出本文所探讨的多元文化规划的定义：“针对多民族地区和当地居民，对建成环境所进行的有计划的调整和/或规划过程”。
为了全面审视荷兰的多元文化规划项目的发展，作者在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荷兰社会对于多元文化主义态度的转变、荷兰住房政策的变革历程、及其对于移民和后代的影响。对于多元文化主义，早期荷兰政府官员、城市规划人员以及住房管理官员都持积极态度，肯定其对于城市文化构建的贡献。但是，之后伴随着反对多元文化的政治家的上台与种族主义色彩明显的事件的发生，文化多元性成为了种种社会问题的替罪羊。而荷兰的住房政策变革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①1945-1955年，政府主导建设大量的社会性住房以满足战后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此时的住房政策以政府为主导，进行供给、调节与控制；②1970年代后荷兰的住房政策由政府主导下的供应政策逐步转向由市场主导的供房政策；但在以城市更新为主的区域，依然保持了政府主导的、保障基本供应的住房政策；③1980年代到1990年代虽然存在争议，但移民的住房问题收到重视。移民中少数族裔的居住受到了政府官员与住房管理管理的多方关注，多元性的文化得到保护与发展；④进入21世纪后，多元文化主义出现争议，并逐步在政治上衰落，进而导致了一些多元文化规划项目的变更。
在此历史背景下，荷兰多元文化规划的组织者主要为当地政府与住房管理机构，也有少数开放商或独立团体。作者将80个研究案例按照其最初的目的划分为四类：扶持少数族裔群体、实现住房的供需平衡、丰富城市建成环境、城市营销。
其中，扶持少数族裔群体的项目主要是指为移民及其后代提供符合其文化背景并可支付的住房项目。例如Biz Botuluyuz项目，主要目的是为土耳其移民提供住房，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这类目的导向下的项目也可能因为规划参与者并不是最终使用者而出现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情况。
实现住房供需平衡的项目，主要是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对于房屋空间和使用方式上差异进行的规划。例如对于相同文化背景的老龄移民进行聚集引导，并且提供灵活的租赁方式，从而保证其对生活环境的归属感。这类项目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诉求存在差异，而且这种诉求的代际快速变化大，不易把握，所以想建立固定的多元文化规划范式极为困难。
丰富城市建成环境的项目与前两者不同，并不针对特定群体，而是通过对于多元文化的吸纳和塑造，丰富城市景观，维持城市活力。但由于住房项目一般投资较大，短时间内调整变更困难；在这种文化选择没有固定消费群体的情况下，所选择的多元文化能否较好的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并较长时间保持活力，造成此类项目存在较大风险。
以城市营销为目的的项目中的多元文化规划是一种城市或住宅的营销方式。既针对一部分具有文化消费需求的非荷兰裔消费者，也面向荷兰裔中高收入群体。在当前荷兰多元文化主义支持消减的情况下，政府主导多元文化规划项目减少，而此类商业项目却依然有着较强的活力。
作者最后指出多元文化规划不能谋求以固定的动机和规范模式进行，而应该通过范式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动态分析发展目标与可能产生的阻力。
本文结构完整，研究背景与思潮发展的评析脉络清晰。重要观点通过正反两个方面案例进行比较与说明。作者选取案例全面，并对重要案例进行跟踪，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均值得学习与借鉴。
来源：VAN DER HORST H, OUWEHAND A.‘Multicultural Planning’as a contested device in urban renewal and housing: reflections from the Netherlands[J]. Urban Studies, 2011(6).
（供稿：顾浩， 王兰）
Framing Large-Scale Projects: Barcelona Forum and the Challenge of Balancing Local and Global Needs
(构建大型项目：巴塞罗那论坛和平衡地方与全球需求的挑战)
大型项目通常形成城市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尽管这些大型项目在其最初的表述框架之中都声称要平衡全球需求与本地需求之间的关系，但是大多数的项目并未得以实现。本文分析研究了巴塞罗那论坛开发案例，一个宣称能够平衡全球和地方需求的项目。作者指出在不同管理范畴内缺少可持续的框架将阻碍平衡的可实施性。“速度”和“急迫性”成为重要的行动框架，使投资开发重点集中在提升竞争力、高端服务业发展与加强旅游业，而不利于促进关于城市未来的战略讨论和多方参与。
作者回顾了在过去10年不断增加的关于大型项目的研究，包括2001年Fainstein关于伦敦和纽约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公私协作关系研究、2001年Olds关于全球化和在太平洋沿岸地区离散的投资开发项目研究、2003年Altshuler和Luberoff对美国城市公共投资政策和项目研究，以及2007年Salet和Gualini关于七个欧洲项目合作框架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相似性在于他们均认为这些项目是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空间结果；同时理解这些项目需要分析全球发展压力与地方体制环境和规划文化的结合。这些研究都指出这些项目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在土地使用、可持续性、公共空间和地方认同感等方面平衡全球发展压力和地方需求？如何组织管治过程支持平衡？
文章进而引用castells所区分的现代城市中两个可能矛盾的空间领域：流的空间（the space of flows）和场所空间（the space of places）来分析该挑战的深层原因。前者是互动的国际网络，通过发达的信息基础支撑管理世界经济。这一“流的空间”是抽象的，但需要实体物质节点才能发挥功能。而场所空间是描述那些创造地方认同感和特殊性，因而具有强烈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地区。虽然Castells的区分是抽象和严格的，许多空间是可能在这两个逻辑之间的。但他为规划师创造更加平衡的项目提出了规范性的挑战，为什么创造更加平衡的大型项目非常重要？文章指出了三个原因：①实现这种平衡更有利于项目的公共评审，进而提成对这些项目的公站热情；②对于当地需求的研究能推进当地民主决策的实现；③这种平衡能够提升空间质量。当前的研究把这种平衡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政府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简单以企业运营的方式来进行,过分强调商业性的投资回报。而作者认为这种解释并未阐明项目差异对于建设结果的影响，应该还原项目决策的过程，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作者论证了“框架（frame）”对于这种涉及多元主体在复杂环境下决策的重要性。文章引述Schön 与Rein的观点，提出相关行为者需要经历框架形成和框架再形成的过程，以创造复杂情况下的协作。框架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和功能，例如划分为表述性框架（rhetoric frames）与行动框架（action frames）。表述性框架重点在于解释与说明；行动框架决定法律、法规、行为模式等与具体行动相关的内容。为理解复杂的政府框架，文章引用了Salet和Gualini（2007）的一个表明决策过程的框架，包含“私人部门经济领域”、“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政府领域”、“区域内部政府领域”和“社会、市民与文化领域”四个类型的管治领域。
作者选取了巴塞罗那东南侧论坛这一综合功能更新的项目作为研究对象。该项目在表述性框架下可为三类：①一个创建新的经济中心性的物质性再生项目；②一个环境优化项目；③一个地方和国际的文化活动。通过对三个子项目描述性框架的重建，作者分析了在各个子项目中对于全球化的需求和本地需求的平衡，例如，创建经济中心的物质性再生项目中就既包括建立国际会议中心及其相关的服务设施，提升巴塞罗那旅游地位此类的全球化的需求；也存在改善地区交通环境、滨海空间环境、周边弱势社区环境等本地需求。但作者在分析了创新经济中心性和环境优化这两个最重要的表述性框架后，发现从表述性框架与行动性框架的转化是一个混合状态，即成功和失败的情况均存在。为理解两个框架的融合与分异，文章分析了项目与行动领域之间的联系。
文章最后提出，在四个管治领域之间缺乏的可持续性框架影响了论坛项目的平衡性；印证了其他研究结论关于大型项目具有狭窄的管治领域和令人失望的空间结果。城市和项目中具有矛盾性的全球和地方需求之间的张力仍然会存在，但可以如同论坛项目所证明的那样，可以有所改善。
本文从理论背景入手，指出研究的重要性，然后介绍并运用了特定的理论框架对案例进行剖析，通过案例分析的结果论证研究现象在实践中改善的可能性和条件。
来源：MAJOOR S. Framing large-scale projects: Barcelona Forum and the challenge of balancing local and global needs[J].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1, 31(2): 143-156.
（供稿：顾浩，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