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可持续社区发展中的邻里同质性及凝聚力

邻里中的社会凝聚力，指的是居民间的和谐互动与相互支持，它是邻里社会可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影响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居民在教育、职业、财富及其他类似特征方面的同质性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并且也能提高社会凝聚力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积极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对于邻里同质性、凝聚力及生活满意度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或保持缄默或各持己见。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邻里异质性而非同质性有利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研究系的研究者Chau-kiu Cheung与Kwan-kwok Leungd针对此问题开展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聚焦于邻里同质性影响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相对贫困地区的邻里中社会凝聚力、异质性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该研究于2009年9、10月对香港一个新近开发但相对贫困的地区——天水围社区进行了一项家庭调查，样本的组成包括来自于人口普查和香港政府统计署的随机选择的家庭住址。8名经过培训的访谈者进行了家庭调查，访谈者随机选择样本家庭中的成年居民。被访谈居民数满足100位的定额数, 这个样本数量对社会凝聚力或社会资本的其他研究证明是合适的。在对100名居民进行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来明确前述三者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各项指标进行量化并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人们感知到的邻里社会凝聚力往往有助于提高生活满意度，当感知到的邻里异质性较低时，这个效果更强。人们感知到的邻里异质性往往还会削弱感知到的邻里社会凝聚力。这些结果为邻里社会凝聚力和同质性对生活满意度的积极影响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同时意味着，当邻里同质性增强社会凝聚力、并促进由此产生的居民利益时，邻里同质性可以具有有益的结果。

研究还讨论了邻里异质性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的深刻影响。一方面，邻里异质性对生活满意度间接地产生一个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直接显示出对生活满意度的一个积极影响。因而邻里异质性的整体影响结果是最低的。研究发现表明，由于社会凝聚力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已经得到证实，邻里社会凝聚力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促进。

研究也讨论了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混合社区。这种社区虽然对于各方有较强的包容性，但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是邻里居民有一个能够共同趋向的价值观，在这个达成共识的过程之中，一些人的诉求难免被忽视，同时，这个过程对于社区中的个体所产生的约束感也会令一部分人感到个人的隐私与志趣被侵扰，从而降低其对于生活的满意度。

此外，研究证实的邻里社会凝聚力对于生活满意度的明显而直接的影响表明，除了来自于个人的幸福感，来源于社会的幸福感对于居民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个人福祉”关注于个体的境况，而“社会福祉”则将族群、邻里、国家乃至全球的状况都作为个体幸福的组成部分，以教育或社交等其它形式来鼓励个人应对超越个体的社会环境。在同质的社区文化中，居民更容易从邻里那里找到共同语言并获得更多利益。由此，研究者认为，在公共住房建设中可以将具有相似背景特征的居民安置在同一个邻里，发展同质邻里，这也是提升邻里社会凝聚力的另一种方式，并以此提高居民对于自身生活的满意度。研究结论为提供公共支持、改善贫困邻里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准则。

来源：李源编译自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1, 35: 564-572.

英国爱丁堡：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的城市复兴方法的社会包容性远景 案例

在芝加哥、温哥华、伯明翰和爱丁堡等城市的复兴中形成了一些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爱丁堡 Napier 大学的M. Deakin在对可持续的城市复兴进行总结性分类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的城市复兴方法的社会包容性远景（socially inclusive visioning）的案例，选取了爱丁堡市克雷格米拉地区（Craigmillar）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经验进行描述。在克雷格米拉地区着手的支持社会包容性远景以及用来支持爱丁堡市发起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的行动的特征性阶段的数据需求和信息要求在此次研究中被给予了重要关注。这也反过来产生了为验证前期研究所提出的社会包容性远景方案的详细计划所需要的证据，并提供了一些与案例相关的材料来说明这个分析技术，不但如何支撑爱丁堡市发起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而且如何支持爱丁堡市还在推进的可持续的城市复兴的进程。

该研究首先阐析了案例，并提供了由研究者对克雷格米拉地区分析后进行的一套特征性数据的解释说明；然后是一个最初发起以满足社区发展战略的物质需求的远景发展的分析；由此研究继续检验过渡期的规划以及利益相关者群体，他们是随后被组织到一起作为一个基础，以修订发展战略，并履行社区意图，即不仅获得他们全部的社会需求程度，而且代表他们对于正在产生的设计解决方案在环境和经济层面的要求。

这是案例分析带给我们的有利的经验。特别是为了满足社区的社会需求，远景必须不仅要包含还要分配给它们平等的地位，以前这归于此类发展战略的环境和经济构成部分。否则，发展战略将不能维持它们的城市复兴作为城市更新（civic renewal）的一个过程，反而会冒着变得不比环境决定论的形式好多少的风险告终。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决定论是用地产市场经济为之铺平道路的中产阶层化加以取代。

通过对一个三角底线评估的重要性的关注，研究藉此机会反映了案例研究传达的主要教训，并且加强了对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的分析所提供的重要见解。这一结果的取得是通过吸引关注、强调和捕捉在以社区为基础的途径发展中规划所起的与日俱增的重要作用和正在被组织起来以维持城市复兴的合作关系。

研究通过社会包容性远景的案例分析，阐述了这样一种分析技巧如何被社区应用作为总体设计的一个基础，不但巩固它们的发展，而且支持它们作为条件的能够维持城市复兴的设计计划。本研究陈述的以案例为基础的论据对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具有新颖而且独特的实践贡献。这又有助于强调社会包容性远景对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和它所依赖的可持续城市复兴的贡献。

来源：陈亮编译自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12(3): 13-23.

澳大利亚昆士兰：参与能力建设——社区参与还是政府参与？

“社区参与”并非一个新概念，它建立在理论特别是实践者的理论基础之上，并随着1970年代开始的“参与运动”的发展而产生。在过去几十年中，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了政府的社区参与工作的重要性，社区的概念也在社会政策中不断浮现，并且促成了澳大利亚在城市政策发展和方案设计上向社区参与这一理念的回归。

然而，尽管政府对社区参与（community engagement）的意义予以足够重视，但是关于政府如何更加有效地听取和吸纳社区建议的问题在现阶段各方面仍旧存在一些困惑。昆士兰大学综合系统（自然与农业系统管理）学院（School of Integrative Systems)的C. King及其合作者昆士兰州图文巴（Toowoomba）市政府就业、经济发展和创新部的M. Cruickshank对这些关注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提出，从社区的角度考虑问题并指导政府决策相比政府决策干预社区行为更加有效，换句话说，从社区参与政府的角度考虑这些议题比从政府参与社区的角度更加有效。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制定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重点在于建设社区更加有效地参与政府决策的能力，通过对社区内部有意义的方式努力巩固他们自身的社区。研究运用了昆士兰州西部一个小型农村社区塔拉（Tara）的代表进行政府参与的案例阐述这个过程。虽然该案例研究主要集中于社区参与政府，但是这个方法同样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其他形式的非政府机构的参与，这在其它社区背景中也是相关的。

为了引导干预和与“塔拉社区行动组”（TCAT）合作，以便更好地参与政府，研究过程中采用了一个被称为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的方法，聚焦于学习方法的有目的改变，使得产生问题时人们能够适应并对问题情形做出反应。特别涉及在多重行动者之中系统的学习过程，他们共同定义一个目标，认同在不同范围内协同行动的的必要性。

与TCAT的合作在此后两年中展开，进行着学习、设计、制定然后再学习参与政府的过程。在这时期中，TCAT增强了他们创造变化的能力，通过增加他们的社会网络，也通过从广泛的部门参与地方的、地区的和州政府组织。与此同时也着手他们自己社区的发展过程，他们创立了许多社区群体（例如家长和市民协会、地方青年群体、社区咨询委员会等）。在两年时间里，TACT通过对居民进行参与政府管理的培训筹措了超过110万美元的资金，并影响和改善了外界（包括政府）对塔拉社区的看法。社区内的具体变化则包括降低了未成年人犯罪率、增加了居民的受教育机会并提高了居民参与决策的能力，以及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如何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研究结论指出，构建参与能力的一个可选择的方法是与社区合作，增强社区参与政府的技能，而不是与政府工作人员合作，来提高他们参与社区的能力。相对于传统的参与方式，提高社区参与政府决策的能力有着诸多好处，如可以授权于社区而不是使社区接受被动的管理，可以利用社区存在的长效性、稳定性来修正政府工作人员的短期甚至是随意性，可以构建一种多方互动关系来解决社区发展中的系统性问题，在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方案的实施中避免一家之言。

当然显而易见的是，必须更好地理解社区参与过程实施的变化背景，包括例如由于个体的多样性、不同的理解、价值和意图以及变化的组织和制度结构带来的复杂性，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意外情况 。

来源：刘玲玲编译自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2012, 47(1): 5-28.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封闭社区——从“自给自足的城镇”到“积极的城市代理”

封闭式社区（gated communities，亦译作“门禁社区”）受到了全球学术界的关注和广泛争议，一直以来，封闭社区被视为全球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结果，引起了阶级分化和对安全的关注。这种两极分化导致城市由于移民、犯罪率上升、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以及环境资源减少等负面影响已日渐转化为危险的场所。日益增加的关于封闭社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将它们视为孤立和隔离之地，而没有考虑它们的居民与其它空间和社区的关系。

B. Tanulku着眼于封闭式社区的传统涵义，指的是上层阶层从外部世界退缩、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研究主要聚焦于居民与地方行动者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互动，寻求通过探讨封闭社区与当地政治行动者建立联系的方式来检验这些外部联络。这项研究主要基于定性资料的分析，因为研究目标在于探讨参与者对封闭社区生活的理解和经历。为了探讨他们与地方政治行动者的关系，研究还采用了相关比较的方法，并检验是否封闭社区是更大的社会政治紧张局势的反映，以及就封闭社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言，它们是否采取同样的行动方式。

研究首先分析了造成土耳其封闭社区的原因及表现。土耳其封闭社区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大城市的生活状况下降，常常被认为是危险的场所。封闭社区被视为远离危险、犯罪以及由移民带来的物质空间隔离、缺乏城市基础设施与绿色空间等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它们提供了在一个安全的、洁净的和私人的空间中的一种文明生活方式。封闭式社区也承诺提供一种基于居民共享的阶层、文化、职业或者宗教背景的社区生活。同时封闭式社区也为其居民提供了某些特定的设施和维护。

案例研究选择了分别位于伊斯坦布尔Gokturk和Omerli的两个封闭式社区——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Istanbul Istanbul）和卡萨巴（Kasaba)，具体分析了其所在地从村庄到都市的变化历程。两个社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都限制访问，私有化的公共场所不准外人进入，有安装在墙壁上的安全系统、摄像头、警报和定期巡逻等形式的保护，并提供各种设施，提供其内部自给自足的活动。研究进一步考察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例如封闭社区内的居民与外部接触的程度不同，与当地政治行动者接触的做法不同。

研究者对居民和当地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并采访了附近的封闭社区以及当地政府和其他政治执行者。访谈问题涉及封闭社区内的居民与下列各方的关系：①附近村庄和当地人；②附近其它门禁社区，以及③地方城市当局和其他政治行动者。在此基础上，研究论证了封闭社区如何以截然不同的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接触联系。通过关注伊斯兰教人口和非宗教人口之间的冲突，研究还指出，封闭社区是积极的城市代理人（urban agents），与地方政治行动者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改变城市空间和政治。

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封闭社区与外界的关系取决于它们不同的人口动态和建设历史，从而采取不同的行动。其次，封闭社区是高度两极化的社会所产生的活跃的城市代理人，例如土耳其（就阶层、文化和宗教而言）在公共空间上日益紧张导致的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此外，伊斯兰教和非宗教市民之间的冲突是众多冲突之一。

这项研究试图分析土耳其的封闭社区在更大的社会空间环境下的联系，这也将要求重新定义封闭社区以及在更大的空间、社会和政治框架下定位封闭社区。研究者并指出，未来的研究议程应该有更多的纵向关注，所采用相关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应该应用于研究在高度多元化的上层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竞争。

来源：张雅丽编译自Geoforum, 2012, 43: 518-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