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wing Cities Sustainably——Does Urban Form Really Matter?

(可持续地增长城市——城市形态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紧凑发展的城市形态一般被认为最可能通过减少出行距离和节约土地实现可持续增长，英国当前的规划政策要求新的开发项目选址于居民能够不依赖小汽车就便捷到达服务设施的区位，即大部分新建居住区应位于既有城市中心区以及靠近公共交通换乘点的区域。这一政策在过去10年逐渐强化，使得大量新居住区选择在城市棕地上建造，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密度。支持者认为这一举措可以有效使用既有城市场地并促进城市活力，增加城市的可持续性。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一紧凑开发模式忽略了社会经济要素的影响。由于缺少实证研究支持，城市形态对城市可持续性的影响长期停留于理论。

本研究选择了三个不同规模和经济转变需求的英格兰城市地区进行实证检测，所选地区包括：①以伦敦为中心的泛东南区（Wider South East,WSE），2亿人口，面临财富增长和国际移民的巨大发展压力；②东北部的泰恩-威尔城市区域（Tyne and Wear city-region,TWCR）,100万人口，面临衰败的工业基地和和基本不变的人口结构，以及日益富裕的增长压力；③剑桥次区域（Cambridge sub-region CSR），50万人口，面临不断扩大知识经济的增长压力。研究以紧凑式发展（Compaction，即增加城市地区的开发强度，以减少车辆出行，增加社会多样性和城市活力）、市场主导的分散式发展（Market-led Dispersal，即降低城市土地使用强度，减少居住和购物成本，应对经济适用性空间和减少拥堵的需求）、由规划控制的扩张式发展(Planned Expansion，城市边缘区开发和新居民点，针对上述两种模式取长补短，建造较为紧凑的社区同时保护公共景观)，以及采用现行发展政策，作为上述三个地区未来30年的四种空间发展情景选项，基于MEPLAN软件和已有统计模型，预测不同政策导向的城市地区可持续发展绩效行为。

研究建立了测度不同空间选项的经济效益、资源使用、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的26个度量指标，其中2个经济效益指标，6个资源使用指标，11个社会影响指标和7个环境影响指标。

研究比较了3个城市地区四种发展政策下26个指标预测年（2031）与基准年（1997）的差异，并重点遴选出城市土地占有率、交通能耗、抗渗率、交通氮氧化合物排放量、拥堵状况、社会隔离、净经济成本、交通效率8个核心指标预测年和基准年的差异，结果显示，虽然紧凑、分散、边缘扩展和新城建设等各种城市发展政策，在可持续性方面的确有所差异，但没有一种形态呈现出明显的优越性。相反，“白领”的生活方式及其相关的人口增长在对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中占据主要地位，远远压倒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研究对近10年来由精明增长、新城市主义等理论所引发倡导的紧凑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指出精明增长原则不能单纯为了减少能耗和碳排量而毋容置疑地推动不断升级的紧凑开发，忽略背后潜在的负面社会经济影响。文章最后指出，地源热泵、热电联供等绿色技术在不同城市形态中的适用性研究应当成为城市形态对可持续发展影响的重要研究议题。

来源：ECHENIQUE M H, HARGREAVES A J, MITCHELL G, NAMDEO A. Growing cities sustainably——does urban form really matter?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Spring 2012, 78(2): 121-137.

Mistra可持续城市未来研究项目启动中瑞城市未来上海协同中心研究计划

由瑞典战略性环境研究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资助的Mistra“可持续城市未来”研究项目（本刊2010年第1期曾有介绍），自2010年初启动至今，已经在瑞典哥德堡、英国曼彻斯特和肯尼亚基苏木分别建立了地方城市协同中心，根据各国城市发展的特定主题开展可持续城市未来相关研究。2012年6月Mistra中瑞城市未来上海协同中心在同济大学正式成立，标志着该项目在中国的研究正式启动。上海协同中心的研究将针对中国快速城镇化发展的特定需求，以建设公平、绿色、高密度（“Fair”、“Green”、“Dense”）的未来城市进行理论研究和城市实践，具体研究议题包括：①公平（Fair）：中国城市发展背景下的社会创新协作设计（Collaborative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 in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context）；老龄人口（Aging People）；②绿色（Green）：作为可持续城市原型的低碳校园（Low-carbon campus (as a prototype of the sustainable city)）；智慧城市的垃圾管理系统（Waste management system of a smart city）；③高密度（Dense）：城市高密度的机动性（Mobility in a high urban density）；创意城市、创意产业和创意空间（Creative city, creative industry, creative space）；弹性城市（Resilient City）；智慧城市模拟、检测、预警、优化的全过程设计（Loop design of stimulating, monitoring, warning, changing for smart city）。

来源：中瑞城市未来上海协同中心研究计划.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报告2012

作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生态城市研究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年度白皮书（本刊2010年第五期和2011年第六期分别介绍了该报告2010版和2011版），2012年度《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报告》在2011年度最新进展、认识与思考、方法与技术、实践与探索、城市生态宜居发展指数五个主题框架的基础上，将2011年度低碳生态城市研究和实践方面的新发展与2011年报告中仇保兴副部长提出的“重建城市微循环”体系相融合，并尝试更加关注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实效与定量化分析，通过优地（UD）指数对我国所有城市进行了多维度细致的分析研究。

报告第一篇的“最新进展”，主要介绍2011年低碳生态城市在国内外的情况，让读者全面了解2011年的最新进展情况及本报告的主要内容：一方面从宏观经济动态、政策动态和实践动态三个角度对2011年低碳生态城市在全球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另一方面从政策指引、学术支持、技术发展和实践探索四个层面对2011-2012年国内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低碳生态城市的实施挑战与发展趋势。第二篇“认识与思考”，从认识论的角度对低碳生态城市的基础理论和发展未来进行了系统梳理，回眸并反思了人类的生存困境与低碳追求，探索了生态文明下中国城市可能的转型之路，并以创新的视角展望了信息化、科技化时代生态城市“微转型”的新机遇。第三篇“方法与实践”,在理论认识的基础上，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低碳生态城市重建微循环的技术体系，深入系统地梳理了微降解、微能源、微冲击、微更生、微交通、微创业、微绿地微调控和城市碳排这九个领域在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的应用技术；从认知到方法论，落实到实践层面。第四篇“实践与探索”，分析了河北省4+1示范城市（区）、深圳光明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上海南桥新城、吐鲁番市示范区、试点示范绿色低碳重点小城镇等6个示范城市（区镇）在不同领域的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现状与经验；同时依托微循环体系，介绍了典型城市低碳生态专项实践，为不同城市的低碳生态城市实践总结经验。第五篇“中国城市生态宜居发展指数（优地指数）报告”，不仅在2011年报告的基础上更新了287个地级市的城市生态宜居发展指数评估结果，对排名前十位的城市进行分析，还将计算结果进行了年际对比分析，并依据城市生态宜居发展指数得出城市排名；另外，此篇增加了对典型城市居民宜居的问卷调查分析，将城市居民对城市宜居性的主观感受和对城市生态宜居发展指数的评价纳入考虑。

来源：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报告2012[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05.

Local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 Evaluation of Local Climate Adaptation Plans

(地方政府对于气候变化影响的反应：地方气候适应计划的评估)

在全世界，地方政府通过气候适应计划在准备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中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本研究选择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南部7个地方气候适应计划作为实证对象，建立了定量的多标准分析框架，基于结果陈述报告进行评估。评估框架由三部分组成：结果标准、评估类别、以及为定性信息编码的枚举系统。

结果标准包括：①保持或改善水量；②保持或改善水质；③尽量减少或避免洪水影响；④保持或修复景观结构、构成和功能；⑤保持或修复生态系统的构成、结构和功能，种群或基因多样性；⑥尽量减少或避免城市热到效应及其相关热压力；⑦ 尽量减少或避免海平面上升、风暴潮、海岸带洪水的影响；⑧尽量减少或避免不断增长的野火风险。

评估类别包括：整体进展和规划质量两类。

枚举系统：7个地方气候适应计划根据8个结果标准，采用针对评估类别分配数值的编码系统进行评估。地方政府在两个评估类别中，根据他们与每个结果标准相关的绩效，采用五分制评估法。

评估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计划未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影响。虽然地方政府了解预期的气候变化影响，但他们在使用气候变化信息制定针对具体地理区位的行动计划时却能力有限。文章还通过对东南部8个地方政府代表的访谈，讨论了第一代气候适应计划关键的结构性、程序性和背景性限制，最终提出了改善下一代地方气候适应计划的建议：①地方政府必须长期投入资金加强地方气候影响信息库的建设，以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针对气候影响制定计划；②配合地方政府的咨询，气候适应计划的具体标准或要求必须与上级政府进行协商和制定；③地方政府在制定气候适应计划时需要真正引入公众参与。有效的公众参与是规划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保障地方社区参与气候适应议题架构，帮助平衡各种要求制定标准化计划。与社区合作制定的计划也更容易获得实施。

来源：BAKERA I, PETERSONB A,  BROWNB G, MCALPINE C. Local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 evaluation of local climate adaptation plan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2, 107: 127-136.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in Commercial Building Developments——Percep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在商业办公楼开发项目中实现碳中和——建筑行业的认知)

建筑行业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户之一。随着全球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性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同。本研究主要聚焦澳大利亚商业开发项目的碳减排。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法（Snowball Sampling），选择了15位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参与研究，所有这些人员都有可持续和环境设计或建造尤其是绿色之星建筑（Green Star building）或碳中和建筑项目的经验与知识，在所在机构担任经理以上职务。研究采用访谈形式，主要问题包括以下4类：①在当前的建筑行业背景下，您目前所了解的术语“碳中性”的定义是什么？②您最初关于碳中和建筑开发的想法是什么？您认为在澳大利亚，此类建筑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③何种因素促成或阻碍实现碳中和商业办公楼的发展？④在商业办公楼开发项目中实现碳中立的关键成功因素是什么？

研究结果表明，所有受访者都认同对于环境议题的广泛关注是推动碳中和建筑的首要原因，而不断增长的能源成本是推动建筑行业减碳的重要原因，其次商业机会和特定领域的岗位增长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在阻碍因素中，缺乏碳中和建筑的明确定义，是实现这一目标最重大的障碍。概念的测度性（Measurability）、行业变革的阻力、缺少联邦政府的领导、缺少认证、缺少规范等因素紧随其后。而碳中和建筑成功的关键因素则包括：市场需求、材料选择、设施管理人员的知识储备、政府的支持和领导等。此外，示范项目在促进建筑行业的文化变革中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澳大利亚是全球最早致力于绿色建筑与碳中和建筑研究的国家之一，本研究为建筑行业的碳中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来源：ZUO Jian, READ B, PULLEN S, SHI Qian.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in commercial building developments——percep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J]. Habitat International，2012, 36: 278-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