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城市（Inclusive Cities）

这一系列的城市发展报告（Urban Development Series）是为亚洲发展银行的2011年亚洲城市论坛准备。论坛分为“竞争性城市”、“绿色城市”和“包容性城市”三个主题。本报告是其中一本，主要集中讨论包容性城市的发展理念和建设经验。

报告的前言由亚洲发展银行的首席城市发展专家撰写，提出通过“包容性城市再开发”建设宜居城市，特别针对棚户简屋（Slum）改造进行了讨论。 其中指出，棚户简屋的改造应作为亚洲城市再开发中的迫切需求和核心内容，而且也是减少贫困措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应不仅包括房屋重建，还应进行多方面建设，改善现有基础设施网络对棚户简屋区域的服务水平，包括供水、污水和固体废物处理等，以实现宜居城市的发展目标。

根据联合国人居环境署的定义，棚户简屋是一群人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缺乏一到两种应有的居住条件，包括租约保障、住房结构的质量和耐久性、水和卫生设施的获取性、足够的居住面积。根据2005年亚洲发展银行的调研，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城市居民居住在棚户简屋中的比例高达1/3，其中东亚和东北亚的同一比例为33.2%，东南亚的比例为34.1%，南亚和西南亚为37.3%。在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人民共和国、蒙古和尼泊尔，这一比例超过50%。分析显示在亚洲发展银行成员国中城市贫困人口和棚户简屋的居民在不断增加。目前棚户简屋改造的方式主要由两种，一种是全部拆迁安置，一种是通过提供基础服务对现有棚户区进行改善。已有经验显示，第二种方式能够快速改善居住条件，不影响居民之间的社会联系。

报告介绍了亚洲发展银行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棚户简屋改善经验，提出多方合作的包容性城市再开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政府之外的私人部门和社区组织的介入是改善棚户简屋的重要条件。具体的经验包括：①棚户简屋改造不应仅仅关注物质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应该考虑土地、设施服务、临时居住地和生计；②权力下放将发展决策从国家层面放到地方层面；地方政府应承担创造改善当地环境的职责，促进多方合作关系的建立，以建设、运行和拓展可持续的弹性城市；③应建立城市信息数据库，记录城镇化的速度和尺度、敏感区、不宜建设区等内容；④经济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空间模式，例如大型城市、发展走廊和城市密集区；新的空间模式需要不同的未来城市发展战略；⑤非政府组织在加强项目方和棚户简屋社区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报告通过案例研究，分析棚户简屋改造作为包容性城市再开发方式的核心内容，总结了在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中的实践经验，为城市再开发研究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基础数据。

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clusive cities[R]. 2011.

中国财政制度改革30年

财政制度影响着国家、区域和城市发展的资金来源与分配，体现着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城市研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财政制度变迁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本书是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编制了“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的其中一本，详细回顾了1978年以来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历程，总结了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成就和基本经验，并探讨了财政制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者指出，改革3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离不开财政制度的支持；财政体制改革一开始就被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正是在财政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企业活力得到释放，地方政府得到鼓励，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

该书将财政改革历程主要划分为4个阶段。第1个阶段为1978－1983年，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奠定了中央和地方财力对比关系的基础，地方财政收支规模扩大有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的稳固地位在体制内得到确认。企业进行了扩大自主权的改革。 第2阶段为1983－1993年，期间1983年和1984年的两步利改税调整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税收收入成为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像是，企业收入地位下降，1994年之后甚至不复存在。1985年和1988年又进行了两次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财政包干制”的推行使得地方财政包干的力度加大，地方财政相对于中央财政而言实力增强。第3个阶段为1994－1997年，期间进行了根本性的税制改革，开始建设公共财政；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是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第4个阶段为1998年至今，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方式变化不大，两者的财政收入均保持着较快增长。1998年中国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展开；2006年中国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城乡税制。

书中同时讨论了中国财政体制改革30年的成就，包括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收入分配的改进、以及形成了能促进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与机制；探讨的财政改革难点包括财政透明度、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衔接问题、矛盾冲突与财政改革的推进问题、以及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问题。

该书资料详细，线索清晰，是一本了解中国财政改革历程、问题和挑战的入门读本。理解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有利于探讨城市政府的资金来源与分配，分析城市政府的行为准则和逻辑，为城市规划研究提供相关的理论和实证背景。

来源：杨志勇, 杨之刚. 中国财政制度改革30年[M].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解读苏南

城市规划专业提升为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学科关注的空间从城市扩张到乡村地区，需要引入相关领域的研究。本书为温铁军牵头编制的“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综合分析了以苏州、无锡和常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的发展经验，提出了一个主义、两个理性、三个占有、四个阶段。一个主义指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是具有财税、外贸和金融等宏观经济权利的地方政府引领苏南地区工业化发展。两个理性指“地方理性”和“村社理性”；三个占有为村社集体通过占有本村的“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和“村社成员福利分配”，完成以资源资本化为内涵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四个阶段划分为以村社理性完成原始积累的第一阶段、以外向型演变来应对城乡二元化对立体制约束的第二阶段、以产权改革优化产业结构的第三阶段、以外资为主的加工贸易转型融入全球化的第四阶段。研究认为政府公司主义是因人口与资源关系过度紧张而衍生出的中国特色的内向型的原始积累制度类型，并在原始积累后发生的产业资本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时期发生制度变迁，但内在不变的是政府直接作为经济主体。而苏南地区正是在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中最具有政府公司化意义，最具有强政府直接配置资本、干预分配特点的典型地区。

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集中探讨了苏南农村工业化原始积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与乡镇企业发展、宏观经济波动与乡镇企业改制、国内产业的国际扩张等内容；下篇为专题报告和案例研究。专题研究包括了长江三角洲主要城市工业化进程、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工业化历程、以及新世纪苏南发展的国际环境等分项研究。案例研究主要集中在江苏省永联村、蒋巷村和苏州工业园区。

书中特别探讨了江苏省财税体质改革与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之间的关系。1977年江苏从中央争取到了财政包干权，在其他各省与中央财政之间普遍实施“收入固定比例流成，超计划另订分成比例”时，江苏实行了“收入挂钩，全额比例包干”的体制。根据江苏历史上地方财政支出占收入的比例，确定一个收入上缴留用比例。分配方式确定后四年不变，收入上缴比例分别是58%（1977年）、57%（1978-1980年），其余上缴中央。这项财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大增加了江苏省的财政权限，成为促进苏南进入农村工业化原始积累进程的重要制度诱因。江苏省在此基础上对本省的市县财政体制进行了改改，将原来的同一管理改为分级管理，将“超收分成（与当年计划比）”改为“增收分成（与上年实绩比）”，鼓励地方增长增收。1985年实施的乡镇一级财政使得乡镇政府可根据自身财力，统一安排支出。财政体制改革提高了地方可用财力的作用显著，同时预算外收入激励也催生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带动地方工业化。江苏财政改革的先行也使得苏南地区在此轮发展中获得先发优势。

本书包含发展演变、数据分析和案例解析，是理解苏南地区经济方式和特点的重要读本。

来源：温铁军, 等. 解读苏南[M].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

租界研究新动态

该书为最新出版、集结了中日多位相关专家对于中国租界进行城市学研讨的合集。与其他内容类似的研究相比，该书的学术特色首先在于著者们提出的将历史和建筑（更多表现为物质性的都市空间）两个范畴结合起来的“文理互动型”研究模式，从而具有研究上海等中国近代都市发展的更为开阔的视野；特色之二存在于著述群体的日本学者身份，以及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五个城市里存在的近代日本租界地。神奈川大学租界研究中心的大里浩秋教授及其同事们，是一个与中国学界存在多年交流合作的研究团体，有感于日本租界地的研究尚停留在战争时期的认识程度和片面的回忆型描述内容，提出将研究对象从天津、上海扩大到尚未充分调查的长江流域，并试图通过全面考据的都市史认识方式，来期弥补战后60余年来日本旧租界地未得到重新研究的缺憾。

全书由中日共10位学者针对上海、天津、重庆、杭州和汉口5个城市（区域）进行分章节的独立研究成果构成。首篇由马长林以公共卫生、交通和建筑管理为中心，重点讨论了上海租界城市管理的发展和特点。这是一篇循着历史脉络探究近代上海租界城市管理的论述；作者在其之前的成果基础上进行了完善，重点修订了近代上海日本居留民团体在城市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自成体系研究。贵志俊彦从天津租界的接受问题探讨了东亚地域秩序的变动。他认为不能视租界为列强在华利益的部分体现，强调只有通过政府、区域、店铺和企业、集体、个人等各个层次详细讨论租界问题，才能更好的理解各国在华租界系统的复杂构成。青木信夫和徐苏斌把主题放在天津的文化遗产保护上，通过梳理近代天津留下的都市和建筑文化遗产，借助当代对日租界在内的旧租界城区的开发和保护，探讨了天津市的文化遗产保护行政体制，并提出以创意城市建设为目标的行动举措建议。田畑光永对重庆日租界的研究，力图充分利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资料，再现重庆租界的历史面貌。对于这样一个已经彻底湮灭、且学术关注极少的租界地，作者尽可能通过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借助居留民会的社会活动等研究视角来论述其城市性和空间性。大里浩秋对杭州的日本租界研究与前篇类似，借具体的租界地来透视杭州城及其与日本的关系。研究最后指出，对于日本人而言，杭州一直是有西湖的杭州而不是有租界的杭州，这或许从侧面证明了研究的意义所在。本书最后3篇文章集中讨论了汉口的日本租界问题。孙安石借助“吉冈事件”，分析研究了1920-1930年代发生在汉口的中日摩擦，把详细的空间和人物情节考证与宏大的政治和历史线路联系起来。富井正宪继而全面勾勒了汉口日本租界的都市空间历史全貌，借助日本租界的规划与建立、租界的道路、街区和地块、租界内的用途区域、汉口的建筑遗产、汉口建筑的开发和更新等五个部分，对汉口日本租界的历史沿革和都市空间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从当代城市更新的角度，对旧租界空间的发展走向进行了概要总结。李百浩和李彩最后从武汉原日本租界的历史建筑再生角度，技术性的探讨了近代建筑修复和城市历史记忆问题，促动人们以再生为目的去思考近代都市空间与建筑的价值。

在相关中国近代租界问题研究领域中，该书为中国读者带来中日合作方式下的研究成果，对历史街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解。以跨国合作为研究方式的东亚都市研究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热点。这种方式将不仅需要对当代都市现象和相互借鉴保持关注，也重视近代历史中的联系和互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这种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将有待东亚的学者群体们继续合作推进。

来源：大里浩秋, 孙安石. 租界研究新动态[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供稿: 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