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学术动态  城市与区域发展
Place and Place-Making in Cit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发布时间:2011-06-01 点击:3301

Place and Place-Making in Cit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John Friedmann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10, 11(2): 149-165
John Friedmann教授将这篇最新发表的文章作为对Jane Jacobs的纪念,讨论了全球范围内的城市中的场所和场所营造。1990年代以来,包括规划在内的社会科学展开了各种关于场所的研究。本文从规划的角度勾勒了城市为吸引流动资本而激烈竞争情况下的全球性的场所营造。文章首先回答如何定义场所和什么标准界定场所。亚洲和世界其他的区域的场所营造通常是打造城市名片,修建国际资本需要的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普通市民被搬迁安置,他们的邻里也消失了。作者认为场所包含邻里尺度的物质建成环境以及居民的感性认知,而场所营造是每个人的事情,包括居民和规划师。通过以人为中心的协作式规划,真正的场所可以一个邻里接着一个邻里的重新塑造生成。
文章中通过故事叙述阐述观点,包括法国、日本、加拿大和中国等国的案例。场所被定义为一个被居住在其中的人珍惜的小尺度的三维城市空间,其特点包括:互动的社会实践、包容性、可运行性、空间活力等。Friedmann教授所指的小尺度是步行的尺度,能够让人们在其中发生各种类型的互动。邻里是邻居相互知道对方的区域,也是社会再生产的首要空间,是场所的基本尺度。人们一旦生活在邻里中,将改变甚至转变邻里的物质和空间形态。随着人们的迁入迁出,这种改变自然发生,社会互动的空间模式将在过程中形成。同时,外部的环境和力量也会作用于社区,改变其特点。经过这些变化,邻里将对居住其中的人产生特定的意义,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场所。
场所需要一个或多个中心,作为偶遇和聚集的地方,是具有中心感和让人感激的地方,与很多神圣的场所一样。很多城市政府通常不能理解他们破坏邻里,将其改造成为办公和商业建筑这样可获利的房地产,是一种对场所的破坏,毁坏了人们建立的关系。因而规划师需要思考如何能够重塑场所。
和命令式的规划(command planning)相反,Friedmann教授希望规划师在规划过程中邀请邻里的居民,建立人们对地方权益的基本认知。他指出中国正在发生着邻里管治的重组,被称为社区建设。在改革后,中国的市民需要从过去的依赖政府的“单位人”,转变为依赖自己、家庭和邻里的“社会人”。社区居民委员会应该是一个自我管理的居民组织,为老人、穷人、年轻人和残障人士提供服务,组织文化休闲活动,通过便民超市这样的服务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虽然社区建设强调自制,但是社区中心通常还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邻里的自主性仍然在发展过程中。
Friedmann教授最后强调,现在我们都在梦想着大型项目,而这些追求利益的功能性构筑体是没有灵魂的。在只有流动的资本、信息和图像的世界是没有人的光怪陆离的世界。他强调在邻里这样的尺度是真正的场所,具有次序、框架和认知感。次序是公民性,框架是有中心感;而认知感在不断塑造和重塑,因为邻里场所是有活力的,每一个截面都是生活长流中的一个时刻。一个成功的邻里是被它的居民所珍视的,哪怕住房破旧、基础设施不足。虽然双方可能使用的语言不同,规划师和社区居民可以一起寻找改变邻里物质环境的方式。
在这篇论文中,Friedmann教授通过案例描述评论了不同地区的场所营造,强调现在那些大量搬迁安置居民、迎合国际资本、建造有利润的建筑的所谓场所营造不是真正的营造场所。真正的场所在邻里这样尺度的空间中,是被居民所珍惜的有中心的空间。规划师应该在规划过程中邀请当地居民,采用以人为中心的协作式规划,建造具有认同感的真正的场所。
  
Incorporating Ecology into Land Use Planning: The Songbird's Case for Clustered Development
(土地使用规划中的生态学引入:集中开发模式的鸣禽研究案例)
Eric A. Odell, David M. Theobald, Richard L. Knigh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3, 69(1): 72-82.
本文介绍了如何在土地使用规划中引入生态学研究,为规划提供土地开发模式选择的依据。在美国西部,私人的开放式土地正被转化成人类主导的居住用地,而这种转变成为野生生物息地的最大威胁。作者选取了这种土地转换国际上著名的案例:科罗拉多州的Pitkin县,进行该转变影响野生生物栖息地的定量研究,进而提出合理的规划建议,从生态学的角度阐述土地使用规划应当如何合理的开发居住用地,以兼顾生态多样性的保护。
作者进行了2项研究:研究1是土地覆盖分析,探究乡村发展趋势和野生生物生存环境被影响的程度;研究2是山区灌木鸟类分析,探究在山地灌木林环境类型中,居住开发对鸟类种群数量变化的影响。两项研究的成果共同表明,集中开发比分散开发更符合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要求。
研究1的具体包含4个步骤:研究首先基于从先前通过地球资源卫星绘制的植被类型分布图中获取Pitkin 县的植被分布图,并且定义了24个植被类型,通过整理形成10种环境类型,分别是农业用地、白杨树林、荒地、针叶林、混合森林、放牧地、临水地、灌木林、苔原、水环境。其次,研究绘制了Pitkin县单个私人领土的空间信息的地块图。作者依据房屋建造的年代来定义已被开发的地块。接下来,基于房子建在每块土地的中心处的假设,研究绘制一系列地图描绘出每幢房子周围100m的影响区域。最后,绘制一系列反映1950年以后每20年影响区域变化的地图。研究将影响区域地图与植被分布图进行叠加,从而判断长时间来最受居住开发影响的栖息地类型;并通过绘制表格反映影响趋势,从数据上反映随着时间推移各类环境类型受影响范围的面积变化。
研究2是此次研究的重点,具体分为3个步骤:研究首先选取了40幢房子在鸟类繁殖季节进行研究。选取标准为每幢房子都是单个家庭居住了1年左右的住宅,都位于山地灌木生态环境中,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变量。其次,每幢房子向未开发用地延伸30m、180m、330m各设置一个观测点,在观测点统计各鸟类的数量。观测频率为每个繁殖季节对每幢房子进行2-3次的观测统计。在每个观测点上,间隔1min进行5min的观测,记录50m半径内可以被看到或听到的所有鸟的种类。此次调研运用电脑软件DISTANCE,进行鸟类种群密度的估算,该软件运用被观测概率的曲线,反映随着与观测者距离的增加,观测到鸟类的概率的下降程度。最后,根据观测的结果,绘制种群密度沿距离梯度变化的曲线,并将每种鸟类根据沿距离梯度的相对数量进行归类。
研究1的结果将所有的环境类型纳入考虑范围,例如:目前,有超过31%的滨水生态环境受到影响,而山地灌木丛则有41%。总体说来,最受Pitkin镇居住开发影响的是中等海拔的环境类型,尤其是山地灌木丛和森林地带。这些数据显示各种生态环境受到影响的面积均有所增长,间接反映了居住的持续开发。研究2的结果表明山地灌木鸟类种群通过2种方式对居住开发做出反应:数量增多或是数量减少。其中数量增多的被定义为人类适应型鸟类,通常并不依赖严格的栖息地和食物条件;而数量减少的被定义为人类敏感型鸟类,通常是局限于特定的环境或是食物的种群。此外,对于其他野生生物也做了一定的研究,发现猫和狗的频数在住房周边较多而豺和狐狸的频数在远离住房处较多。两项研究相辅相成:研究1的结论表明山地灌木林环境类型是受到影响范围最大的野生生物生存环境类型,为研究2的研究范围选择提供了依据;研究2的结论实证了研究1中假设的100m影响范围的确涵盖了绝大部分开发影响。
整个研究的应用较为广泛,经过整理可得出以下结论。
1. 乡村居住开发对山地灌木丛环境类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人类适应型鸟类数量在开发地区内增加,而人类敏感性鸟类的数量则减少。
2. 与分散式开发相比,集中式开发在一块小范围的用地上集中开发,从而使得剩余的土地处于未开发的状态,便于在一定程度上设置保护协调区或类似的限制,有利于在保障增长住宅的情况下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3. 集中开发将减少由于道路和建筑造成的生存环境的破碎化和孤岛化,并保持更多的土地提供给对人类敏感的生物生存。同时,集中开发使得建筑物的影响范围相互重叠,从而最小限度的影响生态环境。
4. 当未开发的土地与开发土地接壤时,开发土地外延100m都应当纳入影响区域。因此,开发的土地应当远离特别重要的生态环境。
5. 有些野生动物的长久生存依赖于私人土地,因此需要保护私人土地的生态环境非常重要,而不是仅仅关注公共土地。
此项研究为规划师和决策者提供了土地开发对野生生物生存环境影响的实际数据,从生态学的角度为集中开发土地提供了科学论据。由于1970年代以后的“乡村扩张”趋势以及普遍存在的小牧场化发展背景,乡村人口增加,土地被细分成低密度的居住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使这一研究十分必要。基于地球资源卫星和电脑软件DISTANCE的技术支持和统计方法,该研究直观和定量的观测了栖息地的受影响程度,提出了集中开发的优点,为土地规划提供了依据。该研究存在可进一步完善之处,例如缺少参照组,没有比较乡村居住开发前的生态环境平衡情况,也为比较相同野生生物种群在不同环境变化下的情况。集中开发和分散开发2种开发模式各自的影响范围有所确定,但没有2种不同方式伴随的其他不利影响因素的影响。
在中国快速大规模城镇化过程中,人们需要在城乡规划中评估对生态环境和生物物种的影响。这一研究为中国研究发展的生态影响提供了测量和评估的方法。同时,研究的结果提出了集中开发模式的优点,为我国城镇化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我国目前城乡统筹和发展小城镇正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集中发展,而对特定地区的生物物种的影响需要更多严谨和长期的实证研究。
(供稿:甘惟,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