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发展多维透视》一书中，沈建法主要依托尺度理论，对改革进程中的中国城市空间组织进行了剖析。
作者在回顾尺度理论的基础上认为，目前流行的观点是中央政府的角色在减少，但地方政府则变得愈来愈重要。关于社会空间转变的争论中的主要概念包括尺度、地域化、非地域化和尺度关系的调整。对尺度的关注存在于尺度的“产生”而不是“尺度”本身。简要而言，地理尺度的产生和形成包含4个主要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尺度化，指“按照尺度确立地理分异一确立地理景观中权力与位置的次序”(Smith，2000)。第二个过程是尺度凋整，指权力和控制在不同尺度之间的变动。如由国家尺度到城市或全球尺度，所以尺度凋整过程涉及2个或以上的维度，政府尺度凋整即是把国家权力从国家尺度通过再地域化分化到多种空间尺度(Brenner,1999)。在这一过程中，地域化和非地域化同时发生，通称为地域调整。在中国，“市带县”制度的推行就是地域重整的典型例子。在全球化的讨论中，地域化是一个关于经济组织的概念。根据Storper（1997）的观点，所谓地域化是“一种活动被彻底的地域化，当其经济活力植根于不能在其他地方获得、亦不能在缺少它们的地方轻易或快速地创造或模仿的资产(包括实际做法和关系)”，地域化的概念也适用于城市和政府(Brenner，l999)。非地域或再地域化的一个重要形式，表现为城市空间的收缩或扩张性调整。第三个过程涉及尺度之间的互动。譬如，“尺度跳跃”指在一个地理尺度建立的政治权力扩展至其他尺度(Smith，2000)；“尺度渗透”指在一个特定尺度的参与者尝试影响其他尺度；“尺度重迭”指一个较低的尺度拥有较高尺度的某些权力和特性，例如中国的副省级市虽然行政上隶属于省，但也拥有省级的某些权力。第四个过程为发生在同一尺度上的地域化。目前，同一尺度内的社会空间转变也十分重要，在中国，县和城市的空间重组对城市和区域发展有深远影响。其后，作者对政府尺度调整——转变中的中央—地方关系，城市化的尺度调整，中国城市空间的再组织进行了研究。